实践“文学+”发展模式

花城出版社社长、《花城》杂志主编张懿肯定深圳已形成由市区作协、深圳读书月、鹏城文学院等构成的系统性文学生态，并期待整合资源形成更强合力。同时，她特别强调应深入开掘“新大众文艺”的沃土，系统梳理相关创作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形成联动，重点关注如诗集《我的余生》这类体现“深圳温度和文学厚度”的普通人故事。她进一步提出，出版平台应联动杂志，重点发掘“95后”文学力量及网络作家等潜在视线之下的作者，以全面激发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多元创作生态。

《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认为，历经45年，深圳成为“广东文学的半壁江山”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其成功与对文学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他指出，深圳是基层办刊密度最大、质量最高的城市，如《红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深圳文学的活力还来源于它的多元和不拘一格地吸引人才，大量外省移民作家为深圳文学带来了“文化杂交的优势”，并率先推动了“素人写作”“打工文学”等。深圳真正做到了大众爱文学、读文学、创作文学，是建设新大众文艺的先进示范。顾建平尤其欣赏秦锦屏的散文写作，称赞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如她的散文集《万木生芽》书写行旅见闻、支教经历、故乡人事与深圳生活等，在深圳作家的散文中独具一格。

中国作家网总编辑王杨认为，深圳作为经济发展前沿特区，其文学发展呈现出独特面貌。一方面，深圳文学过去更关注“现在”和“当下”，如打工文学、都市文学，但近年来创作视野不断拓宽，开始更多指向了历史、未来，科幻、儿童文学等类型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学创作体系，拓展了城市文学的边界。另一方面，王杨着重指出深圳文学土壤的培育机制。她以文学内刊《红棉》及“红棉文学奖”为例，说明深圳的文学期刊和文化政策具有很强的开放、创新以及多元的特质。这些内刊平台不仅面向全国，也积极关照本地特殊群体，并通过组织创作实践、推动文学与产业结合，实践着“文学+”的发展模式。“深圳在文学土壤的培育及文学与城市的互动方面，其经验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从全民阅读角度理解深圳文学，指出判断一个地方是否为“文化沙漠”并非看创作人数，而应看有多少人从事阅读、从事观剧这样的文化行为。他援引在深圳的调研成果，指出深圳丰厚的全民阅读土壤是孕育作家群的重要基础。此外，深圳还通过科技引领和创新服务，如与电商平台合作“云阅读”、提供“送书上门”等，切实解决市民借书“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并积极满足老年人、视障人士等差异化需求。宋嵩总结称：“正是因为深圳有了非常丰厚全民阅读的土壤，才能培养出‘深圳中青年作家群’这样一枝独秀的创作群体”。他建议其他地方若想效仿，抓好全民阅读是至关重要的举措。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李壮表示，深圳文学与城市之间存在既对话又反常的关系。深圳是鲜明的改革开放符号，而深圳文学则是非符号化的，其内部关系非常错综复杂而具有层次感，难以用单一关键词概括，这恰恰体现了改革开放的魅力和历史特征。在李壮看来，深圳文学的一大长板是对城市经验的文学呈现。由于深圳是中国现代都市经验中“最早的高度内化、生命化、身体化”的地方，作家能深刻书写都市个体经验。通过亲身游历，他还观察到深圳实体文学活动吸引大量年轻读者，参与人数在全国可谓名列前茅。特别是深圳聚集了大量高精尖行业的青年人，他们作为新大众有能力和意愿参与文学生活，这为“新大众文艺”赋予了与以往不同的内涵，展示了“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谁在参与新大众文艺”的更丰富的维度。

建构深圳文学的主体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指出，深圳文学发展45年，目前需要具有生产性和建构性的理论命名与阐释。他呼吁通过理论梳理，提炼出能够完全不一样地打开深圳文学视野的概念体系。面对未来，杨庆祥建议从三个路径深化创作：书写“城的历史”，包括深圳的“前史”；记录“人的历史”，如普通人与企业家的故事；描绘“物质的历史”，如建筑与科技产品。通过将城、人、物相勾连，深圳文学方能获得应有的广度、深度，创作出足以留存时代的作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对深圳文学的构成进行了梳理，指出其具有五个主要面向：一是基于高度城市化背景的都市心理书写；二是庞大的打工文学生态；三是聚焦城市历史与人性的作品；四是如财经小说等类型写作；五是与深圳务实气质密切相关的非虚构写作。谈及深圳文学的未来，丛治辰期望深圳文学能够探索更具本土特色的都市书写；同时要审慎对待历史叙事，着力建构属于深圳自身的历史记忆，并强化文学对城市的反向建构作用，在创作中更加积极张扬改革开放精神和特区精神。

《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聚焦深圳诗歌，他认为，深圳曾凭借移民潮的冲击感和改革前沿的信息差，形成了鲜明的写作优势；同时，众多本地诗歌刊物的推动也构成了重要的生态支持。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这些已逐渐常态化。他特别关注到，新一代青年诗人尤其是“80后”在现有生态中更多是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存在，而非涌现出标志性的个体代表。因此，他提出的核心关切是：如何将新一代青年诗人从“文化现象”培育为重要的“文学个案”，是深圳文学面临的核心挑战。

在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饶翔看来，深圳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感和时代性都非常强，迅急反映社会脉动。他形容深圳中青年写作是“勇猛精进的写作”，需产生革新性以匹配深圳速度和深圳高度。为此，他建议，深圳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心，作家应具备直面硬题材的勇气，敢为天下先，书写高科技等前沿题材。同时，在城市文学书写方面，深圳文学在表现现代性的同时，也须包含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并应深挖并建构深圳的文化主体性，以及重视深圳文学的人民性。他以蔡东的写作为例，指出其以小说常常出现退避者的人物形象，以此来反思单一的成功学、优绩主义的价值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指出，讨论深圳文学需认识到其与城市的共生性极强。一方面，作为移民城市，深圳的人员结构复杂带来了写作主体与主题的驳杂、多元和丰富。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先锋，这座城市也赋予了文学先锋特质，这种先锋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以及当下的邓一光、蔡东等作家的作品中均有不同形态的体现。此外，深圳作家在书写当下经验的同时重视对于传统的承继与融合。比如，吴君的中篇小说《万事如意》，虽书写现代城市生活，但同时“以一种后退的姿态”，对粤剧、粤菜等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描写，体现了对文化传承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此同时，他认为，当前对深圳文学的研究不够充分。这既源于其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的难度，也与研究力量不足有关。他强调，深圳文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和呈现出来，需要更多研究力量来参与和研究。

“文学作为一种方法，构成了深圳叙事的一体两面。”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处副处长钟媛提出，所谓“一体两面”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二是指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形成的“由外而内”向生成中的“由内而外”的叙事转变。具体来说，一方面是从上而下的叙事，它与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空间紧密相关，其讲述往往是跟英雄和开拓者的叙事相构成；另一方面是从下而上的叙事，深圳作为一个容器，盛下关于普通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欲望、梦想与精神苦痛，构成城市内在的弹性和韧性。她认为，文学前期参与了深圳城市性格的塑造，但城市反哺文学、形成深圳文学主体性的过程，即“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的生发尚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刘涛在研讨会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围绕深圳文学的发展提炼出“七个关键词”，即时代性、包容性、现实性、先锋性、跨界性、多元性、创新性。他认为，这七个词语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深圳文学的历史、现实、特征、层次、使命和责任。他期待深圳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与作家，并呼吁专家学者们持续关注和支持深圳文学的发展。

（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