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是人性之光、第三个是艺术之门。
我曾经写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议案，这是全国第一个，在99年写的，连续七年写这方面的议案，因为我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做了调研，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恶劣的工作环境、超强度、超负荷的工作时间，工伤和疾病都得不到保障，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维护的时候，他们在城市生活经历了城市的漠视，这个城市的漠视、城市的表情、城市的温度简直就像冷冷的街道，或者是坚硬的高楼大厦一样。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这样冷漠、这样的歧视，我们的农民工们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之苦、皮肉之苦，更多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痛苦。这样打工文学它们所表现的就是生命之痛，表明这个社会、这个城市对他们的漠视、对他们的不认同、对他们的欺骗，本来以为这个城市是他们的肩膀，他们没有想到到处是陷阱，所以打工文学最重要的资料是来自生命的哭泣，这是生命的呐喊。所以说最真切、最有张力、最穿透人心，看了这些打工文学的时候，我们看出他们的内心中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不仅仅是打工作家的痛苦，这种痛苦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城市的痛苦、社会上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你们发自内心深处，我们看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深处。
比如说《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由民间到城市》、《这里的港湾》、《花开花落》等等都是从第一个层面来反映的，他们的梦想和灵魂都受到了伤害。我把诗抄下来了，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打工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尊称城市建设者，绰号社会不稳定因素。用非常直白的语言把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悲剧的命运、真实的感受展现出来。然后《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我像魔鬼一样魔鬼一样四处飘荡，我看见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寻觅着骨头，在夜里没有得到猎物，我是真正的打工者。
第二个层面人性之光，人性也包括真善爱美，也包括自尊、自重、自爱、自强，包括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尊严，在很多作品里面，就有集体表达打工的痛苦、磨难，在疼痛中苏醒、疼痛中自觉，来表达人性的复杂性。
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还有戴斌的《暖冬》，这里讲到的是一对夫妻带着孩子进城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不断的搬迁，老是被人赶，好不容易得到，好不容易得到饭碗，又被砸掉了，夫妻是种菜，他们不断的寻找着饭碗，然后饭碗不断的被砸掉，就写这个过程，然后就表达夫妻情感的对抗，在对抗中又怎么相处，表现人心的善良美妙，写得非常好。
还有《台风之夜》，这里写着一些青年到城里打工，一路上被抢劫、被敲诈、被欺骗，他们碰到台风，然后他们就逃亡，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想去抢劫别人，结果他们没有去偷、没有去抢，他们身上仅仅有二三十块钱，帮助了进城找她儿子的母亲，把人性的自觉刻画出来。
然后是艺术之门，有人说他们的艺术作品粗糙，恰恰打工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完全充满着诗意、充满着质感、充满着内涵。艺术之门也是打工文学的特点之一，这些特点是我们文学的宝贵财富。
我代表一些文学青年，向你们这些作家表示由衷的敬意，我想送给你们一句话，为生活打工，因文学幸福，让信念变成理想，让爱创造奇迹。
杨宏海：彭学明主任很有民间情怀，我记得今年初召开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时候，他就和参加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作家打成一片，去喝小酒、逛逛街，不亦乐乎，我感觉到他刚才的发言是充满真情的，特别是他最后的两句话倒是可以给我们一种勉励，为生活打工，因文学幸福。
彭学明：为生活打工、因文学幸福，让信念变成理想，让爱创造奇迹。
杨宏海：这等于是献给在第一线的青年朋友、打工朋友。实际上在我们的评论家当中，和我们深圳一直结下非常好的友谊，或者说全国的评论家对深圳的关注非常多，其中有一位就是沈阳师范大学的教授贺绍俊先生是我们全国著名的评论家，我们多次的文学评审活动都有幸邀请到贺老师，贺老师对我们深圳的文学、包括打工文学一直也很关注，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贺老师发言。(掌声……)
贺绍俊：很高兴到宝安这个中国打工者的策源地和大家见面，打工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我也读了不少被命名为打工文学的作品，也深有感触。但是实际上我一直是在学习，现在也还在学习，实际上我从打工文学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给我很多启发，这些启发有些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有的可能是社会人生的。所以说实在的打工文学给了我感动，我要感谢这些打工者用他们的文学给了我的启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读打工文学的时候有一个大的感触，我觉得被命名为打工文学的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我也非常看中它的这种社会意义，有一种文化研究的观点，我们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分阶层的，处在最下面的底层是最大多数，把这个底层叫做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这个社会法则上是没有话语权的，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怎么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有一个代言人。包括打工者在文学学者来看都是典型的底层，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这个代言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有这种责任要为底层发出声音，要为他们说话。有些学者就认为底层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他们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他们的话，不是真正的底层的声音。所以有些学者是非常悲观的，认为这些底层的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
我读了打工文学以后，首先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打工文学修正了这些学者的观点，恰恰打工文学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自己发出的声音，而且打工文学就是给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一个渠道。但是我读了很多这样的打工文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些文化研究的人应该读读这些打工文学的作品。这些打工文学的主体就是在场的打工者，他们就是底层的一部分，他们发出的声音是真正的来自底层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它的社会意义非常的重大。
随着我不断的接触打工文学的作品，也接触打工文学的作者，包括今天我看这个展览，我又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我觉得我应该不断的修正我的想法。首先我感觉到应该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检讨，实际上我也有一种潜在精英的优越感，包括一些文化研究，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精英优越感的基础之上，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是分阶层的，底层它是非精英的，精英是有优越感的，他们是不是要为底层说话?实际上我在想，我对打工文学的理解无形当中也有一种精英优越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看打工文学的作品，我首先是对比，就是17、18世纪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候的社会现象，我感觉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也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最初的道路，这种大量的民工引入城市，就像资本主义最初的时候圈地运动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论为工人。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时代变了，中国的现代化和过去有相似之处，但是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就是打工者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感觉到包括在座的打工文学的作者，他们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有的是学中文的，伟明就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包括卫鸦是在大学学计算机的，然后是重庆市公务员，后来下海到深圳来打工。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接受了这种文化的渲染，实际上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不会发出声音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应该就是底层中间的精英，恰好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打工潮，有这样一种社会的潮流，使得很多这样的知识精英卷入到底层，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这个现象。
当年我们接受那种革命理论教导我们，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间去，要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就采取了很多行动，被动的使很多知识分子下到工人、农民中间去，那样不见得是真正的打成一片，我觉得这种社会潮流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