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各方面的表现，港英政府的表现、中央政府的表现等等。也看到了逃港过程中，香港居民对逃港者的关心、爱护、保护，这也是很动人的。我们的政治转变之后也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我觉得这部作品应当说是反映特定时期的一个敏感的、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想以后这些作品可能会更多，我们建党90周年了，建国超过60年了，有很多成功的事情，也有很多不成功的事情，也有需要吸取经验教训的事情，通过一些文学作品来总结、反思，发扬好的方面，改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全中国13亿人口走向更幸福的明天所必须做的。
孙丽生（广东省作协党组副书记）：
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上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灿若繁星的作家们，在纪实文学的创作中奋勇争先，创作了《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没有家园的灵魂》、《生死一线》、《瘟疫，人类的影子》、《天地男儿》、《袁庚传》、《中山路》、《旷野无人》和《从清华园到深圳湾》等一批富有影响的作品，成为奠定深圳在全国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有4部入选了我们在北京重点推介的作品。陈秉安是深圳优秀作家群体中有影响的一员，他与其他作家合著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也在我们推荐的作品之中，我们今天研讨的《大逃港》是陈秉安先生新的力作，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资料的搜集工作，22年磨一剑。
刘璋飙（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深圳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是深圳的音乐工程，另一个是报告文学。在深圳的一些重要的节点上，在重大的事件上，我们的报告文学都能从文学的角度把深圳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人物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像《天地男儿》、《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以及今天的《大逃港》等等。如果说音乐工程从《春天的故事》到现在的《迎风飘扬的旗》有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我们的报告文学也是这样，和深圳同成长，和时代同步伐。
第二，陈秉安老师的《大逃港》把辉煌深圳之前的苦难历史写出来了，金一南写了一个《苦难辉煌》，深圳的前30年说的比较多的是辉煌，秉安老师把辉煌背后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了。秉安老师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以文化自觉、社会责任，通过这部作品才让世人，包括我们这些来到深圳有一段时间，对大逃港事件有所了解，但是知道不多的人更加的了解这段历史。所以这部作品是非常真实的，也是全景式的描绘这件事情的。让我们知道深圳辉煌的背后，在这个小镇上发生了大事件，这个大事件直接推动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这场“战争”不亚于苏联的卫国战争，都是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存亡的。我们和卫国战争的差别就是他们是有硝烟的，但是它也是事关苏联存亡的。我们如果不搞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走下去？很难想象。非常敬佩陈秉安老师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艺术家的造诣，能够把这样一个事件写出来，让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足见他的艺术功底非常深厚。
罗烈杰（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
今天的研讨会我觉得在深圳的文学发展史上也许可以留下一笔，这不是一般的研讨会，因为到场的除了当初省市的有关领导作为见证人、亲历者，还有来自于香港的一些同胞，他们是当时的当事人，或者见证者。就这么一本书来开一个研讨会，我们是出于对精品生产创作进行研讨，我们既就事论事，又借题发挥。就事论事的就是就书评书，我觉得陈秉安先生这部力作，22年磨一剑，特别是用文学的形式来报告，难度是相当大的，这里面体现了一个深圳作家艺术探索的勇气。第二，精品生产除了要研究，除了要总结作品本身生产、作家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还有一个，精品生产实际上是需要环境、需要氛围的，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还是产业链。写是一个方面，包括对书的宣传、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来做这样的研讨会，重要的是对精品创作、生产总结研究，加强引导，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第三，深圳的文学事业前30年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包括报告文学，在全国有一席之地，有一批的报告文学精品，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想，我们深圳的文学要繁荣发展，除了继续推进新都市文学、新媒体文学、打工文学、校园文学、青春文学等等，深圳的文学需要全面的繁荣和发展，重要的还是作家的责任感。深圳作家要有深圳表达的气概，也要有表达深圳的情怀。
李炳银（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
陈秉安的《大逃港》区别于很多孤立单纯事件的记录，会在接触和参与中国历史的记述中产生重要价值，富有长远的生命力量。具体到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来说，《大逃港》也将会是一种曾经充满了长久伤痛和困窘的别样记忆，成为深圳历史不应回避的重要内容。
逃港现象，是一个自现政权建立时到改革开放初期几十年间的特异社会现象，具有发生、起伏、延续和停止等动态发展表现。对于这样的社会历史生活现象，陈秉安的《大逃港》采取了编年式的结构叙述形式，通过“楔子”及五个章节和“后记”，分别在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情形下给以文学记述，很有章法，很有层次，很有人物性格命运感地社会生活现象记述与不断思考的特点。正是因为这样整体、透彻、连续的历史关注与文学形象表达，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不断出现的逃港事件，其实不只是简单地少数个人生活命运的选择表现，而是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原因的事情。而这些深刻的社会原因导致的惨痛历史内容，恰是认识历史和感受现实的很好对象。所以，《大逃港》既是对我们历史社会生活的反省，也是对今天现实社会生活的肯定与积极推进。
陈秉安的报告文学《大逃港》，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现实的延伸考察与理解，是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源头的探访和找寻。作品为人们提供的大量历史内容，使人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长远坚持需要，都给以很好的解答。因之，这样的作品，在深入地接近历史社会生活的时候，与今天中国的现实，有着很密切的内在联系。得来不易，弥足珍贵！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处处长，著名报告文学理论家）：
陈秉安《大逃港》是一本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作品。它是2010年度报告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近年来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可贵收获。作者用了22年时间来书写这样一部聚焦1950-1979年30年间发生在深圳（原称宝安县）土地上最具典型价值和震撼力的国民大量逃亡香港的历史性事件的大书，无疑极具耐心和毅力，亦是缘于他对改革开放前30年深圳历史的特殊关切与深入研习。
作为一部填补历史空白的史志报告，《大逃港》具备鲜明的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作者及时地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个人口述历史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互相参照印照的方法，细心梳理那一段曾经湮没史尘中的往事，细细理清历史脉络及演进过程，以一种辩证唯物的观点看待悲惨的过去。这样的书，不仅为书写深圳发展史所需，为广东改革开放史所需，亦为研究国运、记录国史所需；不仅为今日所需，亦为未来所需，是一部可能会拥有长久历史价值的著作。
《大逃港》同时具备社会学和政治学价值。它讲述的是一座城市、一块土地的沧桑变迁，反映的则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变化与进步，无疑可以很好地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6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这场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作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大逃港》的文学价值理应给予充分估价。与当下不少表扬稿式的作品不同，这是一部探讨社会问题、揭示历史问题的报告文学，堪称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