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问题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力作。作者以一名资深记者的良知和一位作家的勇气，记录的是“活着的历史”，关注的是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人的生存状况，既突出群体人的生存，更关注个体人之生存，贯彻了鲜明的人本意识和人文精神。
《大逃港》的人物塑造之所以形象、丰满，与描写发生在人物身上的曲折动人的故事和丰富而生动的细节密切相关。作者的写作技巧相当娴熟。他在叙事中显然借鉴了小说笔法。作品运用的是串线连珠的方式来结构全篇的，以一个接一个的历史事件及一个接一个人物的精彩故事来串连和推动叙事，使之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本书的结构自然而不流散。作者求真的态度和历史的担当，加上其娴熟的写作技巧，共同成就了一部经读、耐读、有趣、有味的好书。这部作品理应受到报告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王晖（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如果说，《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表达的是深圳特区建设之“果”，那么，《大逃港》则写出深圳特区建设之“因”，因果互动，恰恰构成对深圳特区前世今生的一个全景式观照。值得肯定的是，将笔触聚焦于一个敏感话题，一段在相当长时期作为“国家机密”来看待的历史，并非自上而下的“命题作文”，而是出自作者还原历史真相的使命感。这样一种对于敏锐题材的主动选择和坚韧执着，在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实属难能可贵。
作为一名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陈秉安的题材选择显示出他紧追时代、勇于发见的敏锐和果敢。而其艺术表现，则融合了多种文体的叙述语言，构成跨文体叙述的突出特色。《大逃港》的文本构成既有我们常见的文学化叙述，诸如细节、对话、行动、神态描写，情节构筑，修辞运用等，也有新闻报道、解密的公文文件、图片、漫画、布告、统计数据表格、口述手迹、研究著述等诸种文体形式的融合。图文并茂的文本为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充分的写实感，仿佛历史扑面而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对报告文学非虚构性和跨文体属性的坚守和弘扬，另一方面也为作品的文献性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树森（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参事、著名文艺理论家、编审）
陈秉安的《大逃港》，其命意结穴处，即在还原“大逃港”的历史现场，寻找开放改革的直接动因，探索深圳“启蒙时代”的深藏秘码。记不得哪一年，我跟陈秉安聊天时，坦言：厘不清大逃港的历史真相和理性思考，深圳开放改革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逃走了多少人？有多少种逃亡形式？引发多少历史时代思考？《大逃港》，就作者陈秉安而言是一个历经二十年荆棘之路艰苦攀登带来的难以名状的欣慰，这其中搅和着翻爬高峰后的疲惫和深山取宝而归的充实。
中国的开放改革能够成事，就是从精英到草根，看到了真相，讲了真话。《大逃港》揭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1961年宝安档案中，有一个干部就发出了“打开国门，对港开放”的呼号；1962年一个《偷渡者日记》坦露他的内心煎熬。
报告文学写作纷呈异彩。有“绝对”个体心理心灵的世界呈现；”有“纯粹”厚文化意识薄社会意识的叙写，《大逃港》侧重文学形式的“社会档案式”抒事，贯通文学性社会性思考性，尚崇报告、客观和真实。这是《大逃港》的一个鲜明特征。而今报告纪实文学写作，逼近真实，揭伪证伪，十分值得关注。陈秉安集二十年之动，在“真实”上做足文章，于冷静中保持质疑，“旁行斜出”，成果斐然。
尹昌龙（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博士）：
报告文学特别要面对边缘的人群、被遮掩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可能是被主流的叙述遮掩的东西，这恰恰是报告文学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翻开历史背后的真实，要揭露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包括很多村庄变成了荒废的村庄，包括老百姓讲的：我们用血来写改革开放历史，你们用笔来写改革开放历史。无论是老百姓内心的真实，还是大逃港前后的历史的真实，我们在面对整个历史的时候，必须要面对。我觉得陈秉安特别令人尊敬，22年写一本书，在深圳这个浮躁的城市里，有那么多浮躁的事项让人关注，但是他硬是用22年的时间，用大量的采访来写下这本书，这是体现一个作家在今天已经不可多得的严谨和认真。
杨宏海（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个创作格局中，深圳的报告文学是最早拥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在整个深圳的报告文学发展格局中，陈秉安的报告文学有是成为深圳报告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秉安有三部报告文学代表作，这三部作品奠定了陈秉安在深圳文坛，乃至广东文坛，包括对中国的报告文学这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部是他在80年代写的《来自女儿国的报告》。第二部是90年代以秉安为首的几位作者共同创作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第三部作品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秉安用22年的积累写出来的《大逃港》。我觉得这三部作品对秉安而言，对深圳的报告文学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绕不过去的代表作。秉安的报告文学创作特点，我认为是6个字：敏锐、扎实、感人。
彭名燕（深圳市作协名誉主席）：
陈秉安《大逃港》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没有“羞答答”，也没有“半遮面”，他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大逃港这段历史不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华民族一次伟大的觉醒，这个历史是无可回避的。秉安这部《大逃港》这样全方位、全视角、全景式的直面切入这个时代，这是第一部，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觉得你来了一个先声夺人。后来的人要想再来写，必须要绕过你这个角度，难度就大得多了。所以这本书第一部全视角的写大逃港，把这个事件的真实面貌还原出来，这是你的一大贡献。
南翔（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秉安出了一本既沉重又厚重的报告文学。《大逃港》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这部报告文学是用细节写就的历史。这些细节不仅来自于史书，来自于宝安县志，来自于秉安对老领导和逃港者的深入采访，还有他自身的东西。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秉安先生表达的用脚投票，绝不仅仅是因为饥饿。如果说大饥荒造成了中国3000多万公民成为饿殍，那时候的大逃港可以说是饥饿造成的。那么此前、此后呢？到了1978、1979年呢？
汤奇云（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很荣幸能参加陈秉安先生的《大逃港》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是我参加的研讨会中很特殊的一种，因为我刚刚在翻这个书的时候，我看到书中所采访的方书记他们本人都在现场，使这本书有着特殊的历史的厚重和真实。也就是说陈先生在写这本厚重的报告文学时，大量的采用访谈的方式，乃至采用原始的历史资料和图片，以保证这本书记录的内容的写实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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