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文人士绅的衰亡，宗族制度与学田、义田、族学、义学的衰落，乡村人口的识字率甚至不如19世纪以前。在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人口识字率都低于这一比例。如抗战前后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只有16%。 若仅就农村人口的识字率而言，其比例则更低。据抗战时期的一般观察，士兵的识字率在10%以下。以此衡测当时中国农民的识字率，当亦不差。”
另一则材料指出，“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直到30年代，具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致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罗志田指出，废除科举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
这一状况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在 1902 年《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严复说：“今中国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其贫，起其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今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
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他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他的平民教育，最早也是从识字教育开始，“一九一八年六月中，晏阳初到达法国普兰设立服务中心。当地有五千华工，代写代读家信，实在是日常繁忙工作。晏很乐于这项工作，并且在华工们口述家信大意时，发现他们负责热心——他们并不愚笨粗鲁，只因贫穷及缺乏读书机会而不识字。……因考虑如能教授华工识字并逐渐写简单家信，比较日常代他们写读家信，应更具长远意义。” 后来晏阳初将这一做法从国外推广到国内，此后他更将普通人受教育的权利概括为“免于愚昧的自由”。
但民国时期，普通人受教育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在1930年5月所做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江西寻乌县的教育状况做了一个分析：“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即使江西寻乌这样的状况，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比较好的，这一状况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中国不仅通过提高小学入学率来普及基础教育，而且通过扫盲班、夜校、冬学等各种形式来为成年人扫盲，使全国人口的识字率大大提高，而这则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小学入学率便由民国时期的23%，大升至1952年的49.2%，在大跃进开始时更在毛泽东大力鼓吹‘开门办学’及办学权力下放下，由 1957年的61.7%大增至1958年的80.3%。后来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教育政策亦随之改变。小学入学率便跌至1962年的 56.1%。在文革前，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权，1964年小学入学率便提升至71.1%，1976年则达96%。”
适龄儿童入学率或者识字率的提高，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仅就文学来说，基础教育的普及，不仅为文学的接受提供了广大的潜在读者，而且还为处于社会底层的“未来作家”提供了读书与写作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50—70年的中国为80年代的“文学繁荣”提供了最为坚定的基础。但又不止于此，即使仅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识字仅仅是最基本的条件，要对文学有了解，有兴趣，有阅读的习惯，也是需要逐渐培养的，而80年代之所以有那么庞大的读者群，也与1950—70年代文学“大众化”对读者的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大众化”的生产—流通—接受模式
我们再来看文学“大众化”的影响。“大众化”是从30年代开始讨论，在40年代的解放区确定为文艺的一种发展方向，而在1950—70年代得以广泛实践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我们都熟悉赵树理的一个故事，赵树理给他的父亲读新文学作品，但他父亲听不懂，他从此受到触动，立志要做一个“文摊”作家，写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的作品，我们可以把赵树理的转折，看作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赵树理问题”，那就是新文学如何冲破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真正走到普通大众之中去？这也是困扰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大众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倾向，而且也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出版、评论、发行、接受等各个环节。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识字率提高了，能够阅读文学作品了，但是能不能够读到，能不能够读懂，读了之后是否有兴趣再读，也就成为了新的问题。
能不能够读到，这是一个文学作品的发行与流通问题。在农村里的孩子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小说，但全村都找不到几本，每次去串亲戚，看到他们家有书，就看得入迷，看不完一定要借回去看，现在这还是家里人经常提起的话题。在浩然的小说《活泉》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他童年时想看书看不到的苦恼，有一次去借书：“我跟他说了不少好话，向他保证不把书往外传，不给丢失。我见他仍不松口，就起誓发愿，还说，要你给你破了一个角儿，要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行不？他终于被缠得心眼活动了，说，那你就先拿一本去，不能超过三天就得还给我。我连声答应，行，行！一定，一定！”
为什么看不到书，跟作品的发行量有关。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中，作品的发行量是很低的,“中国书的销路一向太小了，一本书能销到十万册以上的怕只有周先生的《呐喊》与《彷徨》，茅盾的据说普通也只有三五万册，其他更不必论了。” 而在1949年之后，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例，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就销售了130万册，1960年它的日本版发行5年后，也印刷了12次，印数也达到5万。再比如《红岩》，“1961年出版的《红岩》，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发行了500多万册，创下了当时长篇小说发行的最高纪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有人起早排长队等候购买《红岩》。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局限在50—70年代，‘文革’后《红岩》开始重印，到1984年又发行了300多万册；90年代以后仍有多家出版社再版重印，如果再加上《红岩》出版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了300多万册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的发行量已经远远突破1000万册的大关。这一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不仅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很可能还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的最高记录。”
除了这些作品，还有专门面向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