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建国初期成长小说惯用的革命叙事，把身体问题革命化、符码化，使身体成为革命意志坚定与否的试金石；也不同于市场经济确立后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惯用的“深渊体验”叙事，使身体一味地动物化、性欲化；吴长青小说的叙事伦理，在对待身体问题的时候，没有采用单一视角，而是综合了当下小说叙事的各种时尚元素，使他的这些短篇小说变得好看，耐读，且有相当的“先进性”。

    长青的小说溶入了乡土叙事、底层叙事、官场叙事和两性叙事方方面面的元素，所以我们很难用哪一种叙事来命名他的这些小说。这就预示着他的小说可能蕴含的丰富性。长青的小说，无任是第一个人称，还是以叙事人身份出现，其实都是作者本人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小说就具有切己的自传性；书写的是一个人，一个青年男子，青春期成长的种种困境。而这位男子不是城里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是《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倒像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又比后者遭遇更复杂的境况。也就是说，长青小说里的主人公是生活在、学习在、工作在乡村或乡镇，至多偶然在城乡之间游走，最后无功而返地回到了乡村原点（他小说里叫“回家”）。所以，你既可以说它们是成长小说，也可以说它们是流浪小说，还可以说它们是成长加流浪的复合型小说。一个乡下的孩子，在当代中国城乡发生巨大变革时期，他在求学过程中的躁动，他在初涉社会后的不适，他在城乡之间难以定位的身份游移，他在基层政权角力中无足轻重的牺牲……可以说是续写了《人生》，也可以说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微缩。长青几乎是用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大量铺陈日常生活细节，写 生活的原生态，像拍摄纪录片那样，把一个乡村青年男子成长的焦虑和挣扎，客观地、有趣地、当然也是无奈地呈现出来了。在许许多多的叙事元素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地是乡土叙事和底层叙事，尤为可贵的是，长青没有泛泛地处理这两大类叙事，而是以青春成长为核心，把这两种叙事贯穿起来，从而支撑起来了立体的小说伦理叙事的时空。这就是我所说的长青小说具有的诗学正义。

    但是，由于作家过分倾力于把握这些综合元素以及着力讲好它们的故事，从而对小说思想的顶层设计放松了严密的思考。我想，面对复杂幻变的现实，如果长青能够理性地追问城乡“冲突”的美学问题，调整对道德问题的单级书写姿态，那么就能够写出底层成长的复杂心理地形，就会摆脱目前小说叙事的道德困境，增强小说叙事的力度、韧度和深度。

                （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