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牛学智新著《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引发的对话
赵炳鑫(以下简称“赵”)：作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课题，你的研究前后长达7年之久，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当代文学批评家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在国内，你应该是第一个，当初是怎么想到要研究和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
牛学智(以下简称“牛”)：突出个案并把他们放回到晚近三十年来的整体批评格局中去，这是我的本意。即是说通过这样的微观观照，曲折地回应人们对“批评如何不能”之类的浮泛指责。事实也证明，到目前为止，多数指责也还停留在上帝式的独语层面。反过来看，这也恰好说明指责者并不真懂晚近些年来中国批评的真正状况：药方开了一大堆，对不对症，能否治病，他们并不关心。漠视批评本身，但又按耐不住骂骂咧咧的坏脾气，这是极其糟糕的一种学风。这一层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论”或者“文学知识分子论”是这部个案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批评家主体的深入体悟，或者审视，批评问题就不会从根本改变。
赵：福柯、吉登斯、泰勒、伊格尔顿、鲍德里亚等的思想在你这里有或隐或显的体现，我想，这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不仅是对你耐心的一个考验，更是对你知识体系的一次深度检视，这样的研究和创作过程，对你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更应该是一次探险，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你能谈谈你的写作准备和写作过程吗？
牛：啰嗦几句的是，你及一些可能的读者或许更为关心我怎样看待如今的批评。这是批评个案研究的另一深层原因。
第一，我对如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有深深的保留意见；第二，我对批评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也表示警惕。如此，文学理论之外学科的理论、不分族裔身份的理论家著作，也就构成了我建构并打量中国本土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视野。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当下经验主题化，把域外同时空的理论眼光与本土的进行检验性结合，产生积极冲突，再把它们理论化。就是说，这是在“中西转换”、“古今转换”之后，对批评实践到底怎样的一种检视，在“消费社会”这个具体语境，凝聚批评的微观经验，注视批评家的个体感知性体验，这是批评话语在“当前”中的生成路径，也是我做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的深一层意思。当然，“本土批评话语”审视是另一部书的内容，这部书主要还是以“话语意识自觉”为首位的个体批评思想的聚焦，为的是留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批评，在众多路径上“接着说”而来的主要理论经验。在我而言，探照他者也即是释解我的困惑。
所以，我为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对第二个问题也表示警觉，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的“知识”作为当前批评话语的直接经验也好，作为生成当前批评话语的当然理论来源也罢，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是“四平八稳”的惯例。恪守这个惯例并不标志着你的批评，就一定是为着“我们”时代的文学及其文学现实而生的。“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经过“全球化”的心灵粗糙处理过，也已经经过消费主义思维、政治经济逻辑重新组装过。要问“我们”时代文学批评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就必然得有亲自下水、体验水之冷暖的身体性感知经历，而不是闭着自己的门造自己的车，抟塑些从学术到学术、从话语到话语、从知识到知识的所谓“化”来的“二手资料”。
有身体性感知加入，至少可以避免从“国学热”中转来的那种“寂静主义”，也可以警惕从“传统文化热”中拎出来的披着厚厚的民粹主义铠甲的“理想主义”。
赵：批评话语建构，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那么他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简单地归纳一下吗？
牛：我是反对政治经济话语的大白话，和消费主义话语的义无反顾，但你是一定要我明白无误地表达这个终极的东西。
意义在于，首先，我认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未能作为个案的批评家，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文学现实中的感知性思想，也是一种或几种知识分子声音的表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私人知识”公共化了。其次，他们已经有的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改变了批评方向，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为今后批评积淀了理论的和经验的丰厚资源——批评话语恐怕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因为，“大白话讲大道理”并不适合如今的人心世界和文心世界。这是“内在性”过程中，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
赵：你说，研究批评家，特别是如今语境下的批评家，许多精力需要放在剥离影响的研究上。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牛：我说的剥离影响后方显批评本相的说法，只指离开既有理论，就无话可说的批评家；也特指没有既定理论蓝本，就不知怎样阅读的更低一个层次的批评者。在他们那里，你看不到他们自己的感知，也看不到他们自己的人生，更感受不到除他们自我视角之外的任何意义。如果把剥离影响无限放大，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批评的死胡同一条。
当然，莎士比亚之后的理论批评家基本都首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包括作家)，英国因有这个传统，而给世界文坛输送了不少大批评家；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的哲学思想家，把改变现实秩序的无望转向了改变话语秩序，福柯、巴特等都既是相互参照，又既是相互结构、解构，话语研究成了某种学术目的的隐喻。如此等等，都是影响的积极作用。中国当代呢？谁都想“我来说”，谁都唯有鲁迅话语资源是求，空白地带越多，批评的断层——相同命题的不能深入，恐怕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影响”不充分的另一表征。
赵：请你谈谈，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主要应着眼于哪些方面？你是如何理解“批评既不是骂人，也不是‘贴金’，是一种思想状态的‘历史性存在’”？
牛：批评是不是“一种思想状态的‘历史性存在’”？当我们回过头再去打量时，批评家已经做出的，其实早在“历史”中了。所以，我自谑地称小书为，通过“未完成的批评家”的研究，达到对“共同体”及“共同体文学批评”认知的目的。下一站批评的有效性究竟该怎样言说，只要批评家还在共同体中，这一站的“共同体文学批评”就会成为当然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