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为什么，祖父在我一出世就认定了我只能做读书人。临终前，他把我父亲母亲叫到床前，交待说：以后不管怎样难，都要让他孙子读完大学，考上状元。那时候是公元1956年，科举已经是遥远的事情，但年近九旬的老人满脑子仍是一大堆旧梦。他的话不幸言中。以后的确有了很难的日子，以至初中毕业之后，我不能不失学。父亲和母亲为此终生都对老人怀了深刻的内疚。

　　上大学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在乡下插队和在县城工作的近20年时间里，读大学和同异性的亲密接触一样充满了我青春期骚动的梦境。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忽然听到有大学招收插班生的消息，我连一分钟也没有犹豫，立刻就开始积极准备考试，并且最终成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插班生，过了两年认真而忙碌的学生生活。大多数日子，我每天早上5点以前起床，人五人六地背外语单词，整理头天的听课笔记，用早点。然后就这里那里地去找教室，找座位。有些热门的课，去晚了没有座位，就只能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我因此有幸见识了一大批享誉教育界的学者。他们大都是谦谦君子，对后学极为友好。以我当时的心情，我很希望能把与他们的密切的师生联系永久地保持下去。但自离校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竟一直无缘得见。不过，这并不表明我的淡漠。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转眼二十几年过去，我稍一闭目，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他们的一愠一笑，一举手一投足。

　　其中，人刚到中年就满头华发、戴着酒瓶底似的近视眼镜的缪教授是我印象最深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专攻是《文心雕龙》，著作甚丰，在全国同行中颇有影响。他给我们讲《文心雕龙》极用心也极有激情。每次上课之后不一会儿，他就脸胀得通红，脖子老粗，呼哧呼哧地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把一肚子学问一口气倒出来。遗憾的是他的乡音一辈子也没能稍有变化，下面的学生几乎没一个听得懂，先是茫然，继而走神，继而交头接耳，继而讪笑甚至哄笑，继而纷纷离座，扬长而去。缪教授满头汗如雨下，为了挽救颓势，他把黑板当做了救生板，拼命板书。那黑板是三叠的，写满一板，可以拉上去，写下面一板，转到第一板了，又奋力把前面的内容擦掉再写。一边擦，一边写，一边不住口地念叨他的“文之为德也大矣”，板书声与讲课声共鸣，唾沫星与粉笔灰齐飞。周而复始。但不管他怎样努力，底下依旧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教室里剩下的人很快就寥若晨星。

　　不仅仅是出于对爷爷的怀念，也不仅仅是为了礼貌，更多的是出于对缪教授的敬重，我每次都坚持到下课。他是那么热爱他的专业，并且希望这专业和这份热爱能够得到传承。看着他那么辛苦却又那么无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与缪教授恰成对照的是另一位与他年龄相近的教师，英俊潇洒，看上去要年轻得多，据说任教以来他是不少女生暗恋的对象，我们私下姑且称他“白马王子”。他讲课脸上眉飞色舞，声音抑扬顿挫，以手势助语气，动作十分丰富，因而特受欢迎，再大的教室也挤满了人，窗台外面也有人挤着。听他讲课像看一场精彩演出，特过瘾，有些人尤其女生，会有兴奋的感觉。我自然每次都争先恐后地挤在听众当中，跟大家一起兴奋。惟一渐渐有一点明白的是，兴奋之后，我能记住的是讲演的精彩，至于讲了些什么，却不甚了了。我想这只能是因为自己弱智，但与同学交流，却发现与我一样弱智的人并不少。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位“白马王子”依然充满同情，以他讲课的如此高的受欢迎程度，当时却一再在争取副教授职称上落败。

　　很多年过去，偶尔听人说起缪教授，已经几乎失明，却仍然整天埋在一大堆发黄的书卷当中。书一本本地出，却只能是自己包销。有学生主动提出帮他推销，他死活不肯，反而是签了名赠之。而此时的“白马王子”已是如日中天，“副教授职称”之类的走麦城只是笑谈，依靠现代传媒，把课堂变成了无限的空间，以普及历史故事而成为炙手可热的电视学术明星，经济上进入富豪行列，气势上更是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了。

　　作为学生，我对前者难免惋惜，对后者颇多羡慕。不过，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能退回去几十年，能有机会上大学、选择导师，我仍然会选择缪教授。因为，精彩的表演我固然也喜欢，但一个有可能传授扎扎实实的学问的老师更让人心生敬畏——虽然他讲课就如同茶壶装饺子倒不出。毕竟，一个族群——且不说国家民族吧——不能只靠伶牙俐齿、手舞足蹈的表演活下去。

　　(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