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80年代文学的一个视角

　  一、重新认识80年代文学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所以回顾30年的文章特别多，其实关于80年代的热潮几年前就开始了，出版了一些书，比如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韩毓海、黄平、姚洋的《我们的时代》等，此外在文学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洪子诚等人的《回顾一次写作》，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王蒙的回忆录，周昌义的《文坛往事》，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王安忆、张新颖的《谈话录》等等。周昌义的书没有公开出版，但在网上流传很广，他写得很有意思，也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在杂志上，有不少刊物都开辟“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样的栏目，《文艺理论与批评》四五年前就开设过“反思1980年代”的栏目，还有在大学的课堂上，比如北大的李杨教授、人大的程光炜教授都开过“八十年代文学”的课程，重新思考8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学，他们的一些研究很具有启发意义。
　　反思80年代，可以说是回顾与反思30年的一部分，80年代是30年改革开放的源头或最初阶段，但它又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很值得研究，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现在关于80年代文学的文章，大多是怀旧的，而较少真正的研究与反思，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我们真正认识80年代却是远远不够的。
　　在“怀旧”方面，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是比较典型的，这本书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80年代文化领域中一些“风云人物”如阿城、北岛、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等人的回顾与思考，我认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选择对象过于“精英化”，虽然这些人物都是某一领域中的风云人物，但若着眼于一个时代精神的反思，在风云人物之外，普通知识者乃至普通人的感受，或许更有代表性与普遍性；二是选择对象过于“新潮化”，这些人物都是当时的革新者，我们所听到的也就只是他们的声音，而缺乏他们革新的“对象”的声音，若能将后者当时的感受与现在的思考收入书中，那么将会提供另一种关于80年代的叙述，这样不同的叙述将会形成一幅关于80年代更加立体、完整，也更富有张力的图景；三是“反思”的精神还不够，虽然不少被访谈者有着反思的清醒意识，但或受制于他们80年代形成的知识结构，或出于他们对现实的判断和考虑，反思的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四是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访谈”虽然谈的是各个文化领域的具体细节，但若要深入把握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则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分析，而这在书中却较少被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但是要有真正的反思也很难，因为我们仍处在80年代话语的笼罩之中。现在一般对80年代的印象，是它是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80年代是不是个“黄金时代”，对什么人来说是黄金时代，而这种黄金时代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说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在80年代，文学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中心，文学不仅走在文艺界与思想界的前面，而且走在整个时代的前面；在这个时期，文学获得了“主体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获得了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各种文艺思潮此起彼伏，而商业化的大潮还没有侵入这一领域；再就是，文学期刊发行量的天文数字，一个地方性刊物可以发行几十万份，而《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全国性的大型期刊都能达到上百万份，所以不少刊物的编辑都会带着无限的留恋回忆起当时的辉煌，而在今天，纯文学刊物发行量最好的不过七八万份，而一般能到一万份就很不错了。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在80年代一篇优秀的诗歌或短篇小说可以使之名扬全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这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从整个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与迷恋来说，我们可以把80年代称为“黄金时代”，比如程永新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就认为80年代和五四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个高峰，这应该也是社会上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但是对于80年代文学来说，它“走向世界”的倾向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它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家，二是它的“精英化”使它逐渐远离了底层，远离了读者，在它表面的繁荣之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80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失去读者的过程，所以在80年代过去不久，王蒙就写了一篇“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而到今天，这一状况就更加严重了。
　　在将80年代文学“神话化”的背后，被遮蔽的则是1950—70年代，不仅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且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与文学制度的创建，也对80年代的文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了其“繁荣”的基础，而这一点则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在今天，当我们置身于一个充分市场化的文学环境中，就会更容易清醒地意识到，80年代文学的“繁荣”建筑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之上，而它正是通过抹去这一影响，而使自己显得辉煌和独一无二。接下来，我主要想从社会现实与制度方面，谈谈1950—70年代，特别是十七年文学对80年代文学的影响。

　　二、读者的基础及其“培养”

　　80年代“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读者众多，刊物发行量大，但为什么读者会这么多，刊物发行量会这么大呢？我想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读者“能看”，这需要一定的识字基础与文化水平，其基础就是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二是读者“要看”，也就是一般民众有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而这是文学“大众化”所达到的效果，它使普通人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两点缺一不可，缺少了任何一点都无法构成文学的“繁荣”，而这两点都是在1950—70年代完成的，可以说这为80年代的文学繁荣打下了基础。
　　我们先来谈识字的问题。在谈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时，鲁迅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
　　文学接受的基础是“识字”，这个并不算高的要求，却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瓶颈。而且不仅仅在文学方面，这也是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能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阅读，这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所在，从白话文运动，到简化字方案，而“识字”则是这一基础。
　　在传统中国的科举制教育体系中，能够受教育的人数很少，有文章指出，“19世纪前期，清代把由明朝沿袭下来的科举制加以严格的制度化，精心培育出总数达100万的儒学精英集团。到19世纪后期，这个精英阶层则达到150万，这个数量占当时人口的3.5%，比例并不算小。但是当时的精英教育是与普通的民众教育相脱节的，精英教育并不是在民众教育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仅仅是特权阶层为培养子弟入仕而独立发展的。1850年，也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之前的10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3亿人，但是受教育的水平却十分低下。我们可以当时识字率这个标准来考察人口素质的整体状况。有学者统计，清代中国国民的识字率大致30%到最低数的5%之间。由于对识字率的界定标准不同，所以相关统计数字出入较大。如果以粗通笔墨为标准，当时的识字率可达到30%，若以能够记帐、写信作文写诗为标准，识字率则仅占男性人口的5%——10%。”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识字率不升反降，“在科举制度废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