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的神》的一个侧面

    邓一光是这个时代有英雄气概的作家。从《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到《我是我的神》，他确立了自己独步文坛的硬朗风格。在软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邓一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参照——我们毕竟还有一息尚存的阳刚之气。2008年80万言的《我是我的神》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这部规模宏大的小说，延续了他惯有的风格和题材：这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小说，是一部当代中国的编年史或精神史，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家族传奇”，是一部“红二代”的“叛逆史”、成长史和“皈依史”，同时也是一部重新思考战争和战争文化的小说。因此，《我是我的神》的丰富性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得到阐发和认识。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普遍认为最有成就的小说是两个题材：一是农村题材或乡土文学，一是革命历史题材。而革命历史题材多以战争小说为主。作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多与战争有关。但是，我们的战争小说到底有怎样的成就是值得讨论的。我曾说过我们的抗战文学无经典，虽然不合时宜却是事实。这种情况与作家对战争的理解、与我们的战争观或历史观有关。当然，那时的“战争文学”与实现国族的全员动员的诉求有关。国族动员的诉求就是同仇敌忾，于是，每当战斗即将展开时，“请战书像雪片般地飞向连队”，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战地气氛，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高尚、纯粹和勇于牺牲，在这类文艺作品中表达得最为充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表达了参与战争的人对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的正义感和无畏精神，但另一方面，也不经意地表达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态度。战争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上确实也创作了一些表达“抗战记忆”的作品，比如像《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以及其他电影等。但这些作品更注重表达的是对战争胜利过程的描述，以及对战争胜利的庆典，而对战争本质更深入的揭示还没有完成。因国族动员需要而形成的表达策略，使这些作品对战争的价值判断淹没或遮蔽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思考。或者说，对反侵略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因国家民族的叙事而忽略了战争对具体人构成的精神影响或心灵创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以二战或其他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关怀是非常不同的。

    《我是我的神》书写了多场战争：解放战争、渡海战役、朝鲜战争、“8.6海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邓一光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战争的讲述显然是虚构的。但他有自己的战争观和对战争文化独到的思考和表达：战争不仅是战争本身，它的遗产是战争文化以及对后来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我看到，邓一光对战争和战争文化的重新思考，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对战争场面的描述，一是对战争文化巨大影响的反思。战争的残酷场景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解放战争中，乌力图古拉的“313师在宋部重兵围困下恶战了三天，用光了一万六千发炮弹、五十二万发子弹、九万枚手榴弹、三千公斤黄色炸药，战斗减员占全师三分之一。......炸弹不断落在313师的阵地上，炸得313师官兵们连眉毛胡子都燃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硫味，山冈上到处都是被燃烧弹烧得吡剥冒油的死尸，连日大雨也没有把那些火焰浇熄。最前沿的14团8营，官兵们的衣裳全着了火，营长战死，副营长两只眼珠给炸没了。教导员火人儿似的光着脚丫子满阵地跑，嘶哑着嗓子喊叫，要士兵们脱掉燃着的衣裳，在大雨中光着身子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具体的战争不止是“威武之师胜利之师”的狂乱抒情，他们也有“‘师长，我们完了。’14团团长和政委哭了。偌大的汉子，眼泪在脏兮兮的脸上不知羞耻地流淌，‘14团打光了，我们再也挡不住了。’”了的绝望，313师也有“师侧翼有好几次被敌方撕破，差一点儿陷入全军覆灭的绝境。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宋部士兵冲到师指挥所附近，连续向指挥所扔进几颗捷克造瓜式手雷，好几名参谋警卫被掀到洞壁上贴着，慢慢滑下去，软在那儿再也捡不起来。”的悲惨时刻。除了对战场惨烈残酷场景的直接描写，邓一光还通过不同的视角呈现了战争的惨不忍睹：萨努娅“帮助医护人员把重伤员从车上抬下来。那些重伤员完全没有了样子——胳膊被炮弹炸飞，露出参差不齐的骨碴；腿被手榴弹轰得只连着一层皮，像是没发育好的婴儿躺在身体一旁；肚子被机枪子弹打成了烂筛子，花花绿绿的肠子流出一大团；腹背被刺刀挑开，肋骨白生生地刺在外面；汽油弹烧瞎了眼睛，黑黢黢的面孔上只看见两只呆滞的眼仁；因为脑震荡而成了白痴，一动弹就呵呵地傻笑；生殖器连同宝贵的膀胱被坦克机枪一块儿打掉，下身露出巨大的空洞；脊梁被炮弹掀起的石头砸碎成好几截，担架一摇晃身子就左右分开……”。这不是邓一光对惨绝人寰景象的迷恋，我相信他也没有“炫技”的个人嗜好。这些令人晕眩的场景是反人类反人性的，当邓一光将这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那里已经隐含了他对战争的态度。

    当老一代的“战争”结束后，战争文化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乌力图古拉和简先民的后代们，在和平环境的日常生活中“组建”了“简氏集团”和“乌力氏集团”，虽然是孩子的“游戏”，但这种“游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战争文化对下一代的深刻影响：

    简氏集团军屡败屡战，勇气可嘉，但处境并没有丝毫好转。乌力氏集团军的战争态势大气磅礴，战略步骤周密精致，战役行动出神入化，令人防不胜防。

    在新的一轮战役中，乌力氏集团军开始使用更新式的装备——他们改进了弹弓的推进器部分，用止血胶管代替汽车内胎，这样制造出来的弹弓，柔韧度达到了完美无瑕的程度；他们还用整块的胶皮贴在脸上、裸露的手臂上，这样就等于穿戴上一副刀枪不入的铠甲；他们仗着优势装备，有恃无恐，一个个不要命地往前冲，攻势之猛烈，根本无法阻拦。

    这样的分析战争文化的影响也许有小题大做之嫌，但事情的确如此。它后来的发展我相信足以使任何人震动不已。文革期间：

    简小川在六中红卫兵夺权运动中大打出手，打破了一个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的副校长的脑袋，还打断了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医的校医的肋骨。方红藤很担心，要简先民管一管自己的儿子，不要让儿子在外面惹事生非。

    谩骂式的辩论。铜扣横飞的皮带。被扒下来丢进火焰的将校服。清一色悲壮的光头。呼啸而过的蓝岭牌、三枪牌、飞鸽牌。风高月黑的偷袭。漫天飞舞的传单。砸烂的油印机。摔在地上再跺上几脚的高音喇叭。沾着呕吐物的皮鞋。高高举起的日本指挥刀。分辨不清敌我的群殴。喷溅而出的鲜血。打落再和血吞下的牙齿……

    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仅用战争文化是难以周延解释的。但是，这里战争文化的影子或对其“戏仿”的惊人相似，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吗？“红二代”也终于长大成人，他们也终于有机会参加了战争。值得欣慰的是，作为特种兵的乌力天赫，战争不仅使他获得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更使他在经历死亡，在战争中生发的独立思考。他参加了战争又超越了战争。他从开始的为人民而战到后来发现战争的惊人相似之处，他对战争产生了质疑，进而对战争暴力的质疑和批判；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乌力天扬是一个英雄，但他极力回避这个身份。反倒赎罪似的探望死亡战友的家属，将被社会遗弃的少年时流浪伙伴召集在一起办蔬菜养殖场，到处筹款，帮助别人，支撑着力不从心的乌力家族。这些笔致，是邓一光对战争和战争文化所作的新思考。

    当然，关于战争，人们的理解随着时间的延展、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对战争本身的多方面反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自己也曾谈到了这种变化以及对他的影响。他说：“在战争之后，在苏联立刻出现了战争文学表现胜利的浪潮。这是对我们的巨大牺牲的反映，大家都知道，为此，我们洒出了多少鲜血。后来，略微清醒和冷静了，为回答这种胜利浪潮我写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想说，不，孩子们，请原谅我，一切并非如此，战争是残酷的事物，不是盛大的欢宴……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还会继续写。现在的一代人写不出，但是，我认为在下一代将会写出来。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争，每个人在自己的战壕中、自己的坦克上，自己的大炮旁亲临战争……关于1812年战争的鸿篇巨制是在战争五十年以后写出来的。我们现在关于战争的小说，情况也将如此。”对战争以政治学、社会学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认知的时候，可以得出正义、非正义；侵略、反侵略的战争观念。但对战争本身的反省或检讨，却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架，用艺术的方式去感受、认识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知道，艺术是处理人类精神和心灵事务的领域，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都会对人的心灵造成难以愈合的创痛，胜利的战争也不能抹去战争给人的心灵带来的阴影。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和承诺，才是战争小说要表达的基本主题。战争结束了，但一切并没有成为过去，就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幸存的瓦斯科夫并没走出战争的阴影一样，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心灵也已伤痕累累不堪重负。因此，《我是我的神》是一个反对所有战争的小说。这就是邓一光对战争和战争文化重新思考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沈阳师大文化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