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催生的文化成果

　　打工文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是广大劳务工群体创造的“文化品牌”。如今，打工文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深圳作为打工文学的发源地，20多年来，深圳始终对这一文学形态倍加呵护和培植。

　　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认为，读书月创办十年来，催生了不少文化成果，而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就是颇具本土原创味道的文化成果。早在深圳读书月创办之初，就把关注百万劳务工的文化生活、实现他们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学创作权利，视为读书月的重要活动之一。

　　与会者都十分赞赏深圳通过读书月推出《打工文学作品精品选》和《打工文学纵横谈》等系列丛书，为深圳阅读文化拿出了本土原创的成果。这不仅为年轻的深圳梳理了正在形成的城市文脉，还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当代世界提供中国文学经验。

　　“别与主流文学套近乎”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陈应松说，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一样，是我们新世纪文学惊心动魄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的文学在新时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真实和勇敢。虽然打工文学不是主流文学，但因为它的影响，这些打工文学作家渐渐被主流文学所承认，尽管这只是一种有限度的承认。他觉得，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是一样的，它就是要主流文学慢慢地适应它，而不是它主动地适应主流文学，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陈应松认为，打工文学的命运掌握在打工文学作者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打工文学就是要不断丰富打工文学的内容，而不是扩大它的内涵，它的分界性是划定了的。同时他提醒打工文学作家，避免与主流文学靠得太近，“现在我感觉到打工文学有向主流文学套近乎的危险，一定要保持你们的独立性、保持你们自由的精神，这个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打工文学就不能称为打工文学。”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认为，他不知道从理论上怎么去界定打工文学，但不管怎么定义，打工文学对当下的中国文学都是一个不会绕过去的话题。而对于打工文学作家来说，没有必要纠缠打工文学怎么定义，重要的是耐心。同时他觉得，尽管打工文学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大家重视，比如说重复的经验、没有新鲜的叙事，作品可能换了一个人物、换了一个故事，但是在表达上是趋同的。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重新审视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王祥夫认为，打工文学的发生、发展、影响所及对底层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使底层文学写作有着更加深刻的情感表述和底层生活展示，同时，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空间更加完整、宏大。

　　王祥夫说，就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而言，打工文学所塑造的人物从某一个侧面鲜活地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史，而这些人物从精神到思想都有别于1949年以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他们不能简单等同于1949年以来的工人形象和农民形象，这就是打工文学近20年来对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说，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代言性的表述，一个是自白性的表述，这个转换是非常重要的。打工者不再是客观的对象被别人关注、书写，而是一个主体，他们不再是沉默的一群人。

　　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未民坦言，他在国内任何的飞机场，看到的报刊都是《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里面都是柳传志、马云。“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打工文学，我们的文学历史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创业的神话都是属于柳传志、属于像马云这样的风云人物？当然他们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中国崛起的基础，还有那些基层的、底层的打工者，这是我们中国崛起不应该忘掉的历史。

　　张未民认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假如没有打工文学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们民族脊梁的一段历史。因此，我们应该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来考虑打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