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钥匙的时候，苏卫红看见阿娣正立在门前，背后是那扇生了锈的铁门。她还是那样，不说话，只对着苏卫红傻笑，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

　　“怎么不开门进去呢，外面这么大的风。”苏卫红说。阿娣一直都有家里钥匙。

　　听了这话，阿娣也不说什么，还是傻傻地笑，并伸出了一只手。

　　阿娣作为女孩子长得不算好看，主要是额头和下巴都比较短，最好看的地方是她笑的时候露出的那排细小的牙齿。这样的牙齿配上瘦小的身子，总像个还没发育的孩子。如果她自己不说年龄，别人看不出她已经二十岁了。

　　苏卫红知道阿娣等在门口帮她提东西。过去一直都是这样。阿娣把苏卫红手里的塑料袋接过去。整个身子贴着墙壁，让苏卫红先进，自己在后面跟着。这种感觉苏卫红很受用，又像回到了做演员的时候，总有很多人鞍前马后跟着。铁门“咣当”响过，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台阶。苏卫红的家在八楼。每次爬到一半，停在楼梯上，她都想发火。丈夫当初不听她的劝告，图省钱，捡了这样一个地方，还当成宝，理由是空气好，物价便宜之类。几十米以外就是八十年代村里盖的各种厂房，租给了香港人台湾人做来料加工。看到周围的环境，苏卫红就觉得窝囊，感觉自己活在垃圾堆里，后悔不如当初过到香港嫁人。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苏卫红心里很烦。好在后来阿娣来了，总是在楼下等她一起走，除了帮她提东西，两个人还能说说话。这样一来，楼道就显得没那么黑，八楼也不觉得有多么高了。

　　有一次，买菜回来的阿娣对苏卫红说，“大嫂，有一件衣服特别适合你这种中年人。”阿娣去的是六约市场，那里除了有米有菜，还有一些便宜的衣服和女工们喜欢的毛线。因为到处都是年轻的女工，苏卫红才三十多岁，就被这些外来妹说成了老人，每次买菜都是被阿姨阿姨叫着。现在听阿娣又说她是中年人，苏卫红心里很不舒服，脸上露出不悦。“你不能到其他市场吗。难道深圳只有那个地方才卖菜吗。”

　　阿娣低下头，不说话。类似的话，苏卫红已经说过多次。可她还是喜欢去六约市场。市场开在工业区里，东西便宜。更主要的是阿娣愿意看见那些同龄的女工们。她们的普通话还有那种无拘无束的打闹都吸引着当时还不能入厂的阿娣。

　　每次听了牢骚，丈夫都不做声。外地人多了，房价越来越离谱，他们只能住在城市的边上。起初的时候还可以听到青蛙的叫声和遇见几只大摇大摆行走在人行道上的母鸡，确实有点浪漫的意思。可现在只能听见女工们上下班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见到从空中飞下来的垃圾袋和饭盒。尤其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是下班的时间，女工们的声音汇成翻滚的大水，冲击着苏卫红越来越脆弱的神经。

　　失眠的晚上，苏卫红会冒出一句狠的：“为什么不用铁丝网把工业区隔开呢，让她们永远也不要出来。”社会治安最不好的时候，她晾在天台上的衣服和被子转眼就没了。还有去年的中秋，一条街挤满了工人，黑压压的一片，空气仿佛要爆炸。苏卫红想走到对面买点急用的东西都困难。

　　外地人来了之后，把深圳关外弄得一塌糊涂。她是深圳本地人，优势不仅越来越少，反而成了劣势。比如有人说，你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作为演员，这可是基本功啊。外省人越来越多，都去追超女、追流行歌曲，古老的粤曲没人听了。团里的人个个都有怨恨，当然都在抗拒讲普通话。还有，领导经常这样说，大学生全是外面来的。言下之意，是本地人文化程度偏低。等等这一切，让苏卫红觉得风光不再，今非昔比，再也不像十年前，只需用国语和粤语就把人分出等级。那时，她当然属于上等人，所以有理由不学国语。对着那些讲国语的人，她的眼皮甚至都可以不抬一下。

　　“你看看，我们现在反倒被这些打工妹挤到城边上住了，我看早晚有一天会是无家可归。”这是她对丈夫发牢骚时说的话。

　　阿娣是苏卫红老公的表妹，老家在广东韶关粤北的边远山区。看着村里那些人个个都跑到深圳、东莞去打工，本来就学习不好，就更不想读书了。没到办身份证的年龄，还不能马上进工厂，初二刚开学，就跑来深圳帮做演员的表嫂苏卫红带孩子。苏卫红比较放心阿娣做事，虽然没什么文化，手脚却干净，从来不贪心。做事有些慢，分不清主次，可对她和孩子非常上心。

　　孩子被送进贵族学校的第二天，她就提出要去外面打工。苏卫红知道，阿娣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进工厂，所以就也没拦着也没劝。临走的时候，苏卫红对她说，“没事就回到家里来住，也好改善一下伙食。”言下之意是让阿娣有时间回来帮手做做家务，也陪她说说话。

　　阿娣明白苏卫红的想法，当然也应了下来。

　　当年，苏卫红高中没毕业就被招进县粤剧团，早早拿了干部工资，让很多人羡慕。想不到一下子世界就变了。一会儿是建特区，一会儿是逃港的人回来办工厂。到了现在，是农村城市化，年近八十的父母一夜间变成了城市户口。

　　全世界都开始讲普通话了。除了一些本地的老人，没什么人还愿意听粤剧。多数时间，她也只能拿着工资在家里闲着。一直不觉得寂寞，直到孩子不在家，连阿娣也去了工厂，她才觉闷得要死。偶尔会跑到团里去教一两个老人唱几句，顺便赚点港币或是一顿无滋无味的早茶。

　　就是去了单位，也很难见到什么人。即使见了，个个也都是忙着找牌友的老同事。她最多也只是浇浇窗台上面的花儿，擦拭一下挂在墙上的剧照。那是当年自己到香港演出时拍的。有个女议员还上来送花合影留念。

　　阿娣当然偶尔也回来住，洗衣、拖地、做饭。走的时候，还要顺便把一大袋垃圾带出门扔掉。只是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来都有变化，与苏卫红相反，她的性格变得开朗很多，不再是过去那个只会带孩子、做家务的农村女孩。苏卫红还经常听到阿娣提起一个叫阿焕的名字。

　　“阿焕是重庆城边上的女孩儿。”记得阿娣第一次是这样介绍。

　　这一次，阿娣换好了鞋就跑进厨房，从阳台上拿出塑料桶，放进三分之二的水，先把袋子里的一条草鱼放进去，接着挽起袖子，开始在水龙头下面洗菜。

　　苏卫红整个人和皮包一起瘫在沙发里。看着厨房里的阿娣，隔着哗哗的水声，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阿焕还和你一个车间吗。”

　　“是啊，她这个人就是怪，两年里，换了几个厂，只有在我们这里呆得最久。”

　　“看起来还是你们厂好一些啊。”苏卫红有点得意。阿娣当时进这个厂是苏卫红托了一个老同事帮忙，连例行的三百块钱押金也不用交。

　　“应该是吧，不过，主要是她的活儿做得好，如果她听厂里那些当官的话，可能早就做拉长了。”

　　“你是说她不怎么听话？”苏卫红正准备给自己换上一个轻巧的拖鞋，扭过脸问。

　　“是啊，她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活得很自信、充实。她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每次有了钱，她会对自己好一点，去唱K，打桌球，观念很新。”

　　在她眼里，阿娣从来都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女孩，想不到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些时髦的词说得如此流利。

　　阿娣又说：“更主要的是她从来不占小便宜，那些小钱儿她不会放在眼里。还有人想请她吃早茶呢，说了几次，她都不去，宁可睡懒觉，或是一个人到外面跑步。”

　　“还有这样的人啊。”苏卫红脸色开始有些难看。

　　“是啊。工厂里就她一个人提出来不加班，厂里给的加班费很高呢，还有一顿免费的消夜，可是她不在乎。”

　　“噢。”苏卫红答。

　　“她喜欢花钱扮靓，扮了之后就去外面给人看。我还跟着她去过青少年活动中心溜过旱冰。每次她一上场，就有很多人看，不管是男工还是女工。”说话的时候阿娣一脸自豪，好像威风的那个人不是阿焕而是她自己。

　　“那是溜得好还是因为人生得靓呢。”苏卫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