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虽然极为复杂，但仍然是有机体。语言自身就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特殊的吸收和成长的力量。但是，语言也会衰败，也会死亡。” 

“有许多方式表明语言体内有了腐蚀肌体的病菌。原本灵活的精神行动变成机械僵化的习惯（如死隐喻、陈腐比喻、口号）。词汇变得更长，语义变得更加含混。修辞替代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外来词或借用词不再被吸收进入本土语言的血脉。它们被生吞活剥，依然保持其外来入侵者的身份。”

斯坦纳所说的德国语言，虽与深圳语言没有可比性，但在语言与个人、时代、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他的“语言说”同样适用于深圳这座城市。两者时空完全不同，语境自然迥异，但语言在城市或国家的遭遇，却遥相呼应。毫无疑问，作为一座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深圳由于地缘的禀赋，远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政治中心，政治语言在文学领域的表达先天不具备优势。究其原因，是城市的大多数主体不买账，这座城市年轻人的头脑中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对于政治，他们最好的方式是选择无视，让那些语言放任自流，自说自话，这样一来，政治语言在传统上具有的中心语言的优势自然瓦解，逐步成为边缘语言。

作为城市存在的理由，深圳有着自己的普遍语言——我把它称之为“市场语言”。关于市场语言，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中获得最具艺术性的映照。宁国府里那本“经济账簿”，记录着各种赤裸或隐秘的经济利益链条；大观园里女人们的生存状态、人生命运，无不与那张“身份证”或“身契”紧密相连；“地契”“权契”决定着四大家族的盛衰荣枯——曹雪芹八十回的恢宏叙事，取其要害，是把隐密的市场语言及其机制，与其它语言水乳交融地呈现出来，如底层语言、封建语言、市侩语言、政治语言、艺术语言等。通过这些语言，把凛然的命运悲歌与残酷的“语言战争”融入到这部伟大的作品当中。它所揭示的经验并没有随时光流逝而显得陈腐老旧，反而成为两个世纪后中国文学新经验的源泉。

深圳文学可以从中寻找到共通共鸣之处。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自开埠迄今，“市场”就如影随形，它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创造着深圳奇迹，演绎着中国城市崛起的神话。深圳文学的市场语言的基因就源自于此。一是作为一座在短短30多年建立起来的新城市，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动荡起伏到循环修复，从区域繁荣到与世界接轨，深圳文学的语言自然脱胎于“市场经济”的母体，它讲述的故事也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二是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虽然深圳作家基本都是移民作家，但自从踏入深圳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从内心接受相对公平公正的市场化竞争，承认在一座平等包容的城市中，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付出（即有效的供给），创造价值（市场的需求），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三是在深圳生活工作的作家，大都是业余作家，从事着文学之外的各种职业以获得生存，进一步说，大家都生活一种没有体制供养，没有背景和靠山的优胜劣汰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总是存在“市场的作用配置资源”的影子。 

二、市场语言对应下的深圳文学

据前文所述，作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深圳最擅长运用市场语言，市场理念、市场规律、市场原则、市场作用、市场行为等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交流时最自然的“表情”，而且基本不用背负任何道德情操。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抚摸，进行交易、雇佣、合作等等，从而再也不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市场关系”。

我们以深圳的雇佣关系来观察这种市场语言的肌理。深圳的雇佣关系大致有三种，紧雇佣，松雇佣和自雇佣。紧雇佣是指雇佣关系的紧密、紧固与紧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依附于这些机构的次生机构，即属于紧雇佣关系。上级与下属、命令与服从、体制与机制、级别工资与国家福利、工作关系与社会关系等等相互交叉，构成这种相互之间虽然紧密，但又疏远，虽是上下级但彼此存活于同一张无形之网当中。紧雇佣关系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具体深刻的背景本文并不详细讨论。按理说，深圳的前沿、试验、开放与包容，应该会形成区别于北京、天津、重庆、上海等内地城市的紧雇佣关系，至少应该独具特色。但实际看来，这座经济繁荣，创新活跃，外来人口尤其是年轻人为主的移民城市，它的紧雇佣关系依然不甘示弱。

松雇佣，概括地讲，是与紧雇佣相对应的一种雇佣关系，显然，非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可以相对自由邀约或解约的雇佣，都属于松雇佣。90年代大量打工仔，都是“打完东家打西家”，雇佣常常延续到“下一站”[ 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张伟明的代表作《下一站》，讲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仔不稳定的打工生涯。]。

自雇佣则是可以自我主导的雇佣关系，如自由职业者、志愿者及当下流行的“创客”等，与前两种雇佣关系相比，自雇佣是唯一能标识深圳城市特质的一种关系，同时深圳亦可能是自雇佣关系最早形成的城市之一。作为设计之都，深圳的设计界，包括视觉、平面、建筑、软件、动漫等，大量自雇佣关系以独立设计师、独立工作室的名义存在。还有就是自由证券从业人员与大型保险公司人员，他们很大程度主导着自己与“证券市场”或保险公司的雇佣关系，看似非常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确定的前景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最高的寄托，便是财富的神话与梦想。当然，现在出现一种新的自雇佣关系群体，就是社会组织及公益组织成员，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体现慈善关爱的社会新风，实现个人价值。

文学来源于生活，语言是生活的深刻反映。大致梳理以上三种雇佣关系，对照深圳30多年的文学历程，我们发现，深圳的文学语言大多数时候都并不全面，也不深刻。

首先，深圳的文学语言还没有深入到紧雇佣关系当中，紧雇佣关系仍然存活于森严的围城当中。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它更多地出现北京、重庆和上海等内地大城市，如王跃文的《国画》、周梅森的《国家利益》、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响誉全国的作品。纵观深圳30多年的文学，却鲜有这方面的重要叙事作品，紧雇佣的公务系统不曾有文学语言的一席之地，一些优秀作家反而掉转进入公务系统，日复一日地消磨着文学语言；也有一些作家本来钳制在紧雇佣关系中，但仍操持着并不自由、不新颖、不劲道的文学语言。

其次，21世纪以来，自雇佣关系在深圳遍地开花，而且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彰显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部分语言没有获得完全的生命力，自雇佣群体的语言仍处于劣势。自雇佣的关系，是语言生命力最旺盛的天然的土壤。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奈保尔等伟大作家都是建立在各种自雇佣关系之上，用艺术家、探险家、自由撰稿人等群体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语言。作为一座开放度较高的城市，深圳这一群体的语言，也是最有可能弥补其它两种雇佣关系下的语言的缺憾，他可以补充，可以对抗，可以平衡，更可以超越深圳的当前流行的市场语言。现实是，深圳虚构或非虚构叙事在这一语言的体现几乎空白，深圳文学似乎历来不携带自雇佣关系的语言基因，两者似乎绝缘。

再者，深圳的社会组织走在全国的前列。社会组织及公益组织，由于他们通常以集体的名义，朝向整体的价值取向，他们的语言多为集体语言。这种独特的语言目前来看，一致性高、协调性高、内生力强，就历史时间来看，也并不太长，只是近10年的事情，所以在社会当中，正能量为主，形象积极，没有什么负面色彩。然而，纵使是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连市场语言都不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文学至少应保持警惕，观察并剖析集体意识中的个体差别，这是语言的天职。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下深圳文学语言中最为活跃的松雇佣关系的典型阵地——工厂和企业。因为深圳最初是一座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从改革开放开始，社会语言与文学语言就聚焦与此对应的空间和关系，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一些至今为人们流传的口号或观念便可窥见一斑。在文学领域，打工文学曾经一度作为深圳代表性文学样式，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打工文学，大部分解释并延伸的是松雇佣关系，曾几何时，松雇佣关系的一方——打工仔与打工妹占据着强有力的文学语言，他们把苦难、伤痛甚至命运悲歌，极力推向另一方——雇主，不断在文学中呐喊、控诉、讨伐，试图借助文学语言的力量，揭露社会的不公，引起公众的关注。曾几何时，整体社会的舆论都一边倒，认为工厂和企业的雇佣出了问题。——这是语言的失察，至少，没有客观、对称地把雇主的语言相提并论，进行公正公开地对质。打工文学作品中，老板通常是隐形的塑像，面目可憎，此时，语言可能隐藏着欺骗。

时间向前推移，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打工文学语言，无论在语调、色彩、语词、言说方式、言说对象，还是在言说者的情感基调，都不那么尖锐了。张伟明、郭海鸿等第一代打工作家已进入中年，生活趋于稳定，打工生涯中生长的情绪棱角已渐渐磨平，文学语言与社会慢慢融合，变得沉静；青年打工作家程鹏、邬霞等人，更是有意无意地脱离深圳的打工文学语言，他们变得更加务实。同时，许多作家已经离开这座城市，或者远离写作了。具有代表性的打工文学作家王十月，曾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寻根团》中，亮出打工仔那尖锐而极致的语言之刃。没过多久，便在《国家订单》中过渡到另一种语境，把语言的焦点引向了金融危机中国家利益的胜利。这不是雇主语言的胜利，也不是打工语言的失败，而是语言的回归。——市场的回归，人们相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市场，参与了市场语言的言说，合法、合理、合情地获得了市场语言。与之对应的是，雇主的语言也更加公开透明地在市场中出现了。

综上所述，从某种程度来看，深圳的市场语言主导并覆盖其它语言，如打工语言、艺术语言、道德语言、民族语言等，是一件合乎情理但很遗憾的事情。比如一个从内地来深圳打工的人，具体的民族性、故乡情感、文化差别如何真正与深圳发生关系？现实情况是，同质化的民族性等同于说家乡话、吃家乡菜；故乡感情千篇一律地包装成“漂泊”“思乡”“无根”；风俗文化也几乎外化成为物质消费。从这一点可以略约看出，实际上，这些语言一直在博弈，或者说，更多的语言参差其中，相互交织、趋于无差别化。毋庸置疑的是，一些语言正在消逝，一些语言正在生长，他们相互之间存在交叉的场域，许多时候还拥有模糊的共同面孔，日复一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大家都在“语言的交织”与“话语反抗”中试图寻找自己在日常中的存在。——“语言不再使思想更清晰，反而使之更模糊；语言不再直接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反而分散了感情的强度；语言不再冒险（一种活的语言就是人脑能够经历的最大的冒险）。总之，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这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潜在危机，当然，也是深圳文学语言之难。

就深圳文学来说，没有比自始自终操持同一种语言更糟糕的事情了。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还奔跑在为稻粱谋的道路上，文学语言不在场，文学力量薄弱，那么，3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要在语言上因循守旧吗？紧雇佣关系中的文学语言与自雇佣关系中的文学语言，是多么迫切需要丰富的语言。

三、“大”有可为的文学呼唤新的语言

梳理新城市的文学语言的体系之后，我认为，在紧雇佣、松雇佣与自雇佣三种关系下，深圳文学仍“大”有可为，深圳文学的语言仍有新的可能。刘西鸿、陈秉安、曹征路、杨争光、邓一光等深圳作家都曾创作出关于深圳的“大”的城市文学[ 如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陈秉安《大逃港》、曹征路《问苍茫》、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等。]。深圳是一个拥有近2000万人的特大城市，用了短短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洲3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所有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深圳可能都不会落下。很多欠账，很多矛盾，很多城市病，都值得、也需要深圳作家们去书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绝不是努力去下一个结论，如“城市的孤独感漂泊感”“回不去的故乡”“打工阶层的苦难”等诸如此类。这些“结论”放置到文学作品中“体现”，通常是软弱无力的。

深圳文学要多关注那些还不被文学关注到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拨开乱象，厘清它们的本质，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现实处境；不仅观察他们的表情、情感，更重要地要澄明地的探讨它们的来龙去脉、因缘际会。深圳的语言需要铤而走险，需要深入虎穴，需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气魄。深圳的“大”题材可以让深圳文学“大”有可为；可以让深圳的文学语言吮吸营养丰富的乳液，在新城市与新生活中自由飞翔。

20多年前，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作为中国标志性的建筑，屹立在深圳这座当年称为满地都是黄金的城市，这里面演绎过多少大喜大悲的小人物的人生大戏，演绎过多少大起大落的小公司的生存命运。对于一个公司老板，这里是财富的象征；而对于一个普通的员工来说，也没有比这些高楼大厦更大的世界了。许多办公室的职员，在深圳工作了十几年，换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地王大厦。他们觉得，在这座标志性的大厦里上班，无疑是卑微人生的一种无上荣耀。

龙华的富士康曾一度超过20万人，它是一个大城市中的边缘地理位置上，形成的一个大社会，是工业时代下机器、工人、制度、商业高速运转的规模宏大的载体。工业时代的文学经验，不需要到欧美日等国家去寻找，也不需要到中国其它城市去找，去富士康寻找就绰绰有余了。那里日夜上演无数催人泪下的故事，成千上万的人日复一日地对现实和人生进行怀疑与质问，文学如何呈现这个时代的这个庞大群体？文学语言如何超越？

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华大基因、华侨城等国际著名企业，是深圳经济的中坚力量，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紧相连。与工业制造业不太一样的是，这些企业都是技术、资本、知识高度融合的产物，倍受世界瞩目。驱车走过深南大道，那一栋栋映入眼帘的企业总部大厦，难道仅仅是混凝土建筑的玻璃盒子？仅仅是一个企业形象标志？仅仅是几个可观的统计数字？这些国际化大楼里的千万员工，他们究竟是谁，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他们的表情和语言如何呈现？他们的个人命运如何在文学中得以更完整地表达？

深圳是一座经济城市，金融服务业非常繁荣，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证券、期货、基金等金融机构数量居全国首位，相关的产业链条很长，可以这样说，“金融生活”是深圳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人在挤在城中村的一套出租房中，却在富丽堂皇的商务大厦中从事金融证券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底薪不高，铺天盖地地打电话，不厌其烦地推销公司的股票经纪业务。深夜回到家时，嗓子嘶哑得非常严重，既不敢说话，也不想说话！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底层生活细节！所以，如果深圳文学缺乏这一题材的叙事，如何在文学中标定“深圳”这座城市？他们的语言如何留在城市的历史当中？

30年后，深圳面临土地、环境、人口等瓶颈制约，开始了一轮浩浩荡荡的城市更新。这带来了深圳又一次社会变革。大迁、大建、大迁移、大富翁，利益大争夺在岗厦、白石洲、大冲等城中村轮番上演。深圳的城市更新，在全国尚属新鲜事物，城市更新即是万象更新，关乎深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关乎千千万万人的生存记忆，关乎这座城市最敏感的神经。如果一篇小说仅仅用“城市更新”四个字来简单概括这一社会历史进程，无疑是粗暴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深圳这座神奇的城市，每天上演神奇的故事，在城中村、华强北、罗湖、前海、华侨城OCT、盐田港，甚至在一栋不知名的办公楼里。我从不赞成青年作家闭门造车，在书斋里搞创作，书斋只是“写下来”的物理场所，作家们不仅要关注城市的发展，聆听这座城市的故事，不仅要擅于想象城市，而且要勇于触摸城市中的每一类人的表情；要有“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的感应；作家们要走出去，到华强北体验新潮的电子科技产品；到老东门逛街购物；到华侨城OCT参观当代艺术展；到前海看看挖掘机、推土机、解放牌大卡车、建筑工人如何撼动这片刚填海起来的土地，继而观摩一下大疆无人机，想象一番前海的蓝图；有机会的话，到富士康上一阵子班，在拉上干干活，开开机器，打打卡钟……

凡此种种，不胜赘叙。对于作家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后，深圳又拥有一次重大的叙事机遇。城市进入转型发展时期，第三产业生机勃勃，与香港、欧美等国家的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更加现代，更加创新，更加国际化。这是城市自身语言的成长，对于作家，对于深圳，它必须经历，必须言说，同时必须用更新颖的文学语言去印证。因此，面对这么重大的叙事机遇，深圳作家没有理由继续停顿自己，关闭自己，挤压自己，而应该更加开放，尽情释放语言的红利，在深圳“大”题材中，真切感受，身心律动，从而获得不同于其他现代城市文学的经验和肌理，获得独特的语言及其生命力，创作出“大”气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增添光彩。

（深圳市作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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