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从莎士比亚到曹雪芹，从莫言到丁力，他们关注和书写的都是人的生存现状和人性的幽微。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类学同时也是人学，同样关注人，却是以人性和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和视野中心。文学与人类学在关注人与人性上是高度一致、殊途同归的。

2003年以来，丁力以其数十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当代都市作家的地位。作为深圳人的文学表达，丁力的文学创作，尤其是2018年出版的三部小说《深圳故事》《图书馆长的儿子》《租友》，具有人类学书写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人类学视野里可以发掘出很多新鲜的时代价值与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深圳故事》的封面上有几句话：深圳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缩影；特区腾飞，承载亲历者命运。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本书的基本主题和框架格调。本书由5个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深圳故事组成。首章“南橘北枳”可称动人爱情的人性叙事。从内地到深圳，从青年到中年，几十年风雨坎坷，几十年人性见证。婚姻、家庭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它不仅关注婚姻、家庭的共时性与多样性，更关注其历时性和变化性的特点。人类学的局限是，在有限的田野作业中，时常缺乏对婚姻、家庭的文学审视，更缺乏文学的形象描写。而这些都是文学家的任务。丁力通过人过中年的项茹梅、欧阳健的情感变异，揭示了深圳特区对婚姻、家庭所造成的事实影响。在外人看来，项茹梅与欧阳健的婚姻是幸福的，家庭是稳定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无法言说清楚的外部客观原因，他们最后走向了离异。项茹梅与她的顶头上司——有妇之夫牛德望走到了一起。作家的用意，看“南橘北枳”这个标题就很清楚。某些婚姻的解体，一些家庭的解散，可能这就是“水土不服”造成，客观环境的变化，也许会带来人性与人心的演变，而非人的本性使然。这里有着作家对人的关怀与哲学思考，丁力对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因此，用传统的道德伦理观来审视当前的婚姻、家庭并进行文学的评判，显然有着简单粗暴的单向意义。

第二章“登台谢幕”写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小说的视野从婚姻、家庭扩展到社会上更为宽广的领域。黄鑫龙，一个来自潮州的农民，一个退伍的军人，一个曾想偷渡的人，总之，一个怀揣着理想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异乡人，靠着原始的体力劳动，靠着自己的勤劳、聪明，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深圳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又因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最后公司退市，他在众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金蝉脱壳，远飞外国。本篇写出了一个潮州人的奋斗史，也写出了潮州人的独特性格。小说提供的社会信息量非常丰富，从人类学的视野考察，这里有八十年代企业的生存法则和潜规则，也描写了虚开增值税发票、赚取代理费、商住两用楼的开发、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涉军单位经商、皮包公司等时代的产物。作者驾轻就熟，写得自由舒展游刃有余，可见有着亲身经历和遭遇，作者才能写得出来。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指出，“丁力建构了另外一种宏大叙事——以经济活动为背景的财经小说、商场小说。”这就是丁力的小说不同于一般都市小说的特别之处。

第三章“深圳野史”写的是一个草根偷渡者的故事。作者开篇就点明了，李瑞丰是为了偷渡来深圳的。为了偷渡，他煞费苦心，选择自认最佳的地点，还精心制作偷渡的工具，但结果并没有成功，被遣送回家。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窗口，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基本面貌和隐秘的传说。在丁力笔下的深圳火车站，有两类人，一类是从内地来找工作的，大部分灰头土脸。另一类是从香港过来的，衣着光鲜，神采飞扬。李瑞丰就在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在这里扎根、发展、壮大，成为又一个屌丝逆袭的典型。这里有底层人物的打拼和挣扎，也有着人类学意义的社区、集群等非国家、非政府单位的争斗、矛盾、倾轧，还有黑白两道的悲喜剧轮番上演。作者置身度外，冷眼旁观，娓娓道来，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定神闲。而那把千年枣木算盘，更写的出神入化，精彩纷呈，成为人物性格发展与内心活动的形象见证，也成为一把最具人类学收藏价值的文学道具。

最后两章“天花板”与“城中村”，可视为两个成长的故事——一个人和一个村（社区）的成长。在成人、成长的历史进程中，作者写的是人性、人心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绞杀与突围。

“天花板”写到了新时代里，“三线厂”“老军工”等国营企业面临转型和收购兼并的阵痛与困境。丁力笔下的主人公萧秉元是老总，更是一个有情怀的实诚人，面对转型，他的理念就是不来虚的，萧秉元说：“一个人能成就多大的事业是有定数的。我是爬天花板出身，我的事业只有天花板那么高。我不想突破天花板，也没能力突破，突破了也站不稳。”这说明在老一代人的心目中，为人处世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基本准则。这就是人性从善选择和体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企业转型浪潮下，保持着可贵的人性光辉和亮色。

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乡村和农民，面临着土地被征收，被补偿的新情况、新考验。家庭成员、亲戚、族人在利益面前的矛盾、纠葛以及农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在“城中村”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与描写。这里也成为整个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农民形象的缩影与代表。本章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农民的自私与狭隘。作者又通过母亲的自杀、母亲与黛娣晒木棉花的细节描写，为整个篇章增添了一抹人性美好的暖色，令人动容、感叹。

作为人学的文学，作家用手中的笔，生动记录了社会发展中人的表现和精神面貌。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总是千姿百态地在文学画廊里，以其典型性成为文学史上的“熟悉的陌生人”，成为读者心目中永远难以忘怀的独特的“这一个”。

作为人学的人类学，研究者常常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和考察社会的发展变迁和人心、人性的变化，考察作为人创造产物的文化的流变以及对人的影响。丁力的小说创作，从题材选择、人物描写、创作特色等方面考量，具有跨界写作的特点，即在传统的文学书写的基础上，融入了他所擅长的特区题材、知青题材、新经济题材等领域，且做到了自然契合，圆熟老到。这就使得他的小说在传统文学的认识与教育意义之外，还彰显出新的时代的价值与意义，那就是都市文学的人类学书写，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化和新都市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案例。

（本文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党委书记，湘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2018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