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东莞诞生了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女性打工文学，她们前赴后继地以流水线上的苦难为标本进行实录或再创作，她们有的因此改变了命运，有的仍挣扎在被认可的路上，而有的，干脆放弃了对流水线苦难的描述，在繁重但单纯的流水线生活里，给自己另搭建了个安静世界，肆意江湖。

　　她们，也是她们作品的本身，她们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她们也将被历史所铭记。

　　她们见证苦难

　　她们参与和见证了流水线上太多的苦难，她们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如果她们正好会写，能写，她们大多会拿起笔。当然，既然她们开始了写，也就会希冀藉此改变命运。

　　“黑厂”记忆

　　2000年夏天，房忆萝高中毕业考上了北方一所大学的本科，但因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大学梦，随着打工的洪流，从贫困的四川乡村来到东莞虎门工厂打工。

　　次年，又一个这样刚满20岁的女孩辞去了家乡诊所护士的工作，背着简单的行囊从四川来到了东莞，她就是后来被当作“打工诗人”标杆人物的郑小琼。而吴玉凤2002年7月从福建来横沥一家电子厂打工时，也仅是22岁。

　　房忆萝初到虎门，着急找工作的她闭着眼进了一家“黑厂”，一种小作坊式的加工工厂，每天工作16小时，工资只有200元。房忆萝瞅着机会就出去找工作，碰上“黑厂”对面有一家新建的台资相机电子厂开工急招人，房忆萝连“黑厂”半个月的工资也不要，就跳槽到了电子厂。郑小琼2001年刚来东莞时，也因为没有经验，半年内接连进了好几个“黑厂”，在有的厂里忍受不到半个月就离开了。

　　房忆萝在这家相机电子厂做注塑机操作员，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天有一块钱的健康费补贴。而这一块钱背后却是严重的化学污染。房忆萝称，“用来擦除半成品上的灰尘或脏物的白淀油和天那水，很容易挥发，有时刺激得根本睁不开眼睛，而且这些化学品还会通过人的皮肤和呼吸进入人体内堆积起来，”堆积多了，人体对这样的污染也就麻木了“。而天那水也是广东职业病最主要的杀手之一。

　　直面，或者逃避

　　在相机电子厂工作半年后，房忆萝的位置被人排挤掉了。失业的房忆萝经同学介绍进了常平一家制衣厂。工厂订单极多，原本很少招男工的制衣厂为赶订单招进了成批男工。几天赶完订单后，厂里突然把他们解雇了。”那天下午，外面查暂住证，他们很多都不愿意走，哀求厂里让他们过完夜再走，厂里就叫来保安和治安队把他们赶走“。房忆萝目睹了现场，一片心酸，当时有个十六岁的小男孩不想走，抱着一根柱子伤心地哭，性格暴戾的保安队长走过来，出人意料地没有拳脚驱逐，而是温柔地抱起那个男孩，将他抱出了工厂。保安队长对诧异的手下苦笑，”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就是这一瞬间，让房忆萝触发了写作的念头，她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将这个写下来，一定要写下来。”

　　郑小琼在描述她写作的冲动时也提到了类似的情景，”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故。我告诉自己，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

　　和房忆萝、郑小琼一样，很多女工在她们青春的敏感年龄参与和见证了流水线上太多的苦难，她们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如果她们正好会写，能写，她们大多会拿起笔。

　　吴玉凤在横沥一家电子厂工作半年后，换到另一家鞋厂，就连续在这家鞋厂流水线上呆了八年。目睹流水线上的那些苦难，她同样举起了笔。八年，她出版了《爱情底线》、《且行且爱恋》、《荆棘爱》等多部畅销书，写古代传奇故事、都市风花雪月，却从不去描写生产线那些苦难。她说，“那些痛，太痛，只能留给自己在静夜慢慢回味，如果写出来，心将更加不堪重负，不如给自己搭建另外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里心更容易得到安抚。”

　　改变命运后的困顿

　　在本报随机调查的200个女工中，超过7成表示没听说过郑小琼，这一数据让人怀疑打工文学是不是写给打工的人看的，打工文学只是一种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还是能够真正能给予打工者鼓舞与力量？

　　表现自己，改变命运

　　在制衣厂房忆萝和同厂一个IE男主管谈了一场失败的恋爱，拖着一身伤痕回到了老家。在老家十个月，房忆萝顿悟到：改变流水线的命运要主动表现自己。

　　2005年底，房忆萝回到广东，在深圳宝安一家日资电子厂做冲压机操作工。半年后，在工厂20年厂庆上，她自编自导了一支名叫《水中花》的民族舞获了奖，被招进人事部当文员。这个梦想的实现让她激动不已。三个月后，她又在厂里征文比赛中拿到一等奖，被董事长赏识当上了董事长助理，待遇也从八百多变成了三四千元。

　　她总结说，“在工厂，一个普通打工妹，倘若有闪光点，无论是容貌或才气，懂得主动去争取，是很容易改变流水线命运的。”

　　也正是这段相对稳定的工作经历，让房忆萝开始有时间阅读和写作，并于2006年5月开始在天涯网上连载《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短短几个月该帖跃为天涯第一帖，

　　点击量超过一百多万，尽管如此，她却从未敢在厂里暴露自己的写作，“厂里知道我写这类文章还敢要我啊。”

　　“写作和工作无关，无须让他们知道，打扰到自己的写作。”吴玉凤也一直在厂里掩饰着自己的写作行为，但她因为平时向厂报投稿，获得了厂报编辑和培训新员工的工作机会，原本在流水线上的打单工作反而成了兼职。

　　在改变命运的姿态上，郑小琼是一路”高调“呐喊的，她一直坚持向各个刊物投稿，而文学给她带来的改变也是很多女工做梦都不敢想的。在2007年5月因为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了人民文学奖，从这开始，她几乎成为了国内各类文学奖项的获奖专业户，既而拿下了庄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还被评上了广东省人大代表，既而进了省作协协会，当上了《作品》杂志编辑。

　　耿耿于怀“站在工人对立面”

　　但当上董事长助理的房忆萝并不感到快乐，“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昧着良心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这是我一直对自己耿耿于怀的地方。”

　　房忆萝有些悲伤，低声检讨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姐妹，我曾经是她们中的一员，你却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站在她们对立面。当厂方雇用童工时，童工父母来闹，你不得不代表厂方，让他们不要再闹了；当厂方有经理玩弄女孩子始乱终弃时，你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女孩子痛苦，当她要上告时。你得代表厂方，让他们不要告了“

　　在房忆萝作品《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中也描写到这一部分房忆萝后来的改变，有网友说，海燕(作品中的房忆萝的名字)后面的经历没有前面让人怜爱了。“如果后面的我，还是像前面的我那样单纯善良，我永远只能在流水线上消磨我的青春。”房忆萝伤感地说。

　　而郑小琼却遭遇了另一种“文学无力感”的困顿，郑小琼在人民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道，“我那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本报一份来自对打工文学阅读调查中，随机调查200个女工，在“您是否知道郑小琼等打工诗人？”选项，“没听说过”占70.5%，这一数据让人怀疑打工文学是不是写给打工的人看的，打工文学只是一种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还是能够真正给予打工者鼓舞与力量？

　　挣扎在路上

　　郑小琼功成名就，房忆萝却遭遇了封贴，两年多写就的100万作品仍有80万字因为题材敏感而不能出版。

　　2007年初，因男友参与罢工，房忆萝被迫辞去了董事长助理工作。2008年初，房忆萝再次回到了虎门一家鞋厂。半年后，鞋厂倒闭。房忆萝也对“办公室工作”心灰意冷，再次来到了黄江一家玩具厂当流水线工人。“现在用工荒，工厂不随便骂人随便炒人了。最主要是，在流水线上我没有那么心烦。”房忆萝很快就安于这样的生活状态，白天工作，晚上写作。

　　但房忆萝连载于天涯的《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却莫名地遭到了封帖，并有陌生人恐吓：“掐死你这样的人，就象掐死一只蚂蚁一样”。尽管发帖部分20万字改名《我是一朵飘零的花》经受多番波折出版了，但后面陆续完成的80万字，出版社却均以“题材敏感”的原因没有出版。”我知道写了也不能出版。但我一定要将它写下来，我写下了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那天，我写了个通宵，早上听见窗外有沙沙的扫地的声音，清晨有些灰蒙的淡蓝空气中，我恍惚我写尽了我的一生，其实我只是写了我这十年。“

　　相比较郑小琼如今稳定的体制内的生活收入，房忆萝并不羡慕，”我觉得，我只有保存现在的疼痛感，才能走得更远“。

　　而吴玉凤也表示只是简单听说过郑小琼，拿着每月1800元工资的她在去年主动放弃了月薪3000元的当《江门文艺》编辑的机会。“流水线工作繁琐但也比较单纯，不像其他工作一样，下班了还得应酬，还得想着明天，想着未完成的计划，现在我下班了就可以进入我自己另外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