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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如何写出一座城的存在与精神——论新世纪深圳青年诗群
2014-06-17 04:41:37 来源: 作者:刘 波 【 】 浏览:3524次 评论:0

 

我一直有个疑问:在深圳这样一座城市,一个人静下来写诗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白天工作,晚上写诗,或者晚上工作,白天写诗。我之前无法想像其中的微妙。但在忙碌和喧嚣中,仍然有一些在深圳写诗的人,这也不是什么宿命,而就是兴趣爱好所致。我完全能理解有诗人对语言的把玩,它是不分地域和环境的,在哪里都挡不住一个人用头脑和想像完成对自我的救赎,那是他精神之船能得以停靠的为数不多的港湾,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了解了深圳一些诗人的生活和写作后,之前的疑惑,也渐渐释然了。他们和其他城市的大多数诗人一样,愿意留在诗歌这块阵地上,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也非为了名利,而是为了那止不住想写的一些令自己得到安慰的句子,为了那语言创造的欣喜和欢悦。

谁是为写诗而去深圳的?几乎没有。可是这些为生计而居于此的人中,一些人写起了诗,或许他们去之前就开始写诗了,在深圳的写作只是一个持续。更多的人,容我推测,在奔波中大概都放弃了诗;能坚守的,已属不易。这是为了要给自己一个交待吗?其实根本没那么悲壮,有人还抱着游戏和好玩的心态,不那么严肃庄重,不那么偏执较劲,只是有着写出和释放的快感,让他们一直在朝前走。就如同土地测量员K去寻找语言之墙对面的那座城堡,总想进去,但最终都未能进,这中间与所有阻碍力量博弈的过程,是痛苦的,可能也是美妙的。在当下诗坛大放异彩或踽踽独行的深圳诗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者。作为深圳的异乡人,他们现在也都被划归到了深圳诗人群里,也许他们早已在内心将自己当作了深圳诗人,且成了一种自觉。偌大的深圳,诗人也可能形成圈子化——总是几个关系好的在一起玩——各玩各的,互不干涉。这种“不团结”,其实正是深圳诗歌自新世纪以来获得全国瞩目的原因。

徐敬亚1986年以《深圳青年报》编辑身份组织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诗生活”、“第一朗读者”、《大象诗志》、《白诗歌》、《飞地》等这些与诗歌有关的事件、网站、诗歌活动与民刊都发生在深圳,也确实为深圳诗歌带来了声誉。但更内在的声誉,其实是由个体的诗人通过自己独特的写作所争取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皆是在为这座并不诗意的城市拓展精神之花绽放的空间。莱尔、从容、一回、谢湘南、王顺健、李晃、樊子、大草、唐成茂等中坚诗人,他们可能都过了热衷于形式实验的年龄,下笔即为人生和命运的有感而发,在细节里呈现生活,在感悟中理解人生。我也愿意以感同身受的姿态来面对他们的作品,那是一些让人能读得进去的文字,用情的,在理的,入心的。在他们之后,有更多的年轻诗人带着梦想来到深圳,他们当是这座城市的新生诗歌力量。其活力和创造性,已经体现在了那些鲜活的分行文字里,如同暗夜里的一束光,能照亮文化沙漠中那些似乎被遗忘的角落。这些年轻诗人多为70后和80后,如今还在坚持的,大概是不会再离开了。为兴趣而作,想必是不会太功利的,因此,他们的诗作大都带着实验性,有着先锋的品质。

张尔在主编《飞地》诗歌丛刊之前,还曾编过《诗林》双月刊,他让这份东北的诗歌刊物获得了南方的灵性。在此要强调的是,张尔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诗歌编辑。他的诗,有很强的语言实验色彩,不完全是凭经验写诗,而是靠想像在推进词语前行。这样的方式,往往能让诗人获得更长久的写作动力。张尔将人生经验作为一种资源在积存和累加,这可能会为他某一天的转型留有足够爆发的潜能。这位在语言世界里遨游的高个子,他的诗应该是用词语重重地砸下来的感觉,但他没有,反而写得轻逸,与他的身躯形象恰成反比。他用诗将我们引向了一个神性的空间,领略他的诗意是需要难度的,想像要随着他的写作走,不可偷懒。我们的现实,往往是一堆烦泼的庸常日子,他的现实是什么?肯定超越了俗常,越发靠近一种难以言说的超然之境。“一日或永恒,镜头化出无数枚针孔/将世界汲入暗室监视的无垠。”看似无逻辑,其实每个词后都暗藏玄机,它不是诗人随便倾倒出的一滩语言烂泥。“诗,这雪后滑体的词语矿山,振臂一倾/手心沁出的汗渍慢慢冷藏社会余震的残温。”(《现实》)这就是诗的现实,也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在深圳,也许不太适宜写那柴米油盐的现实之诗,太过物质化的生活,更需要精神上的想像来中和,方可获得平衡。这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可以做发财梦,也可以做诗歌梦。《梦中的中年派》就是梦境和现实融合的产物,《短剧》是思绪放飞之后的语言想像之旅,而《寄海南》看似与现实相关,但那情感联结的,也是一种白日梦般的天马行空之意。“雨过,两个人一前一后,挤进国家高速/的尾烟中玩命地排队。卡车显然跑得更快些/疾驰的噪音如饥饿的钟摆,她越来越远,/连衣裙与路肩荒草混为一片,也就是说/她的夜影,在加油站上空将形同一束诡谲的轻烟终至虚无?”这种带有后现代都市风景拼贴的书写,就像是一场梦呓,最后落脚到追问上,如神的幻化。这就是张尔的写作呈现出来的神性诗意,在加速度的想像中完成,它考验的是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

深圳的年轻诗人,似乎不约而同地在朝着一个方向用力,那种梦呓的书写源自他们对语言的偏好甚至偏执。这是创新的动力,也是易遭人诟病之处:因过于注重想像,跳跃感太强的诗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是晦涩难懂,这是年轻诗人们的普遍特点。但当想像上升到与经验对接的高度时,另一种诗歌之美可能就产生了,吕布布的诗即是如此。她的诗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有童话的味道,天真,诡丽,奇谲,带着一种巫性的美。一看这诗题——《吃嘴的光》,就可能跟随诗人自觉地进入某种时空隧道,其实,她是在写月亮。“月亮往东运行——/这只吃嘴的光,吃掉整个太阳”,接下来就是闭上眼睛酝酿出一个想像的世界,各种器物和意象依次出现,就像要完成它们在语言中的旅行,“二十分钟后,一个没有太阳的世界/结束了。”从黑暗到光明,这转化就真的让人看见光了吗?也未见得,诗人没有出示最后的结果,只是知道一场短暂的语言之旅完成了。吕布布的诗总能激起我的阅读欲望,因为你很难猜出她会将你带到哪里,她的诗中似乎永远有着出其不意的惊喜和美。因此,她的写作让人抱有期待,即便是“为一只兔子而作”的《雪后的世界》,也不乏童话的纯粹;即便写一首关于男性的诗,她也能调动所有感官,来参与一场接一场的语言突变,“他决定写一首粗糙的诗/他写那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从梦中睡去》),够猛烈,也够劲道,她只是转换了一种方式或变换了一种口味,让那些重的意象也能进入“梦游”之境。童话式的书写,在吕布布这里并不轻盈,她还是要让所有的东西都沉下来,落在地上,更显瓷实、绵密。

 

 

 

依靠想像写诗,是很多年轻诗人的惯常路径,也是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唯一方式,这样的资本足以让他们支撑到25岁。然而,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它除了给人带来语言创造的惊喜之外,还有一种共鸣,可能是情感的,也可能是美学的,还可能是思想意识的。能引人共鸣的诗作,我们读来是一种幸运,而对于诗人来说,他也从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读者的信任。如今,能让人信任的诗人越来越少了,阿翔算一个。他新世纪以来所走过的诗歌之路,所取得的诗歌成绩,我们有目共睹,他的努力皆围绕着诗,办民刊,组诗稿,做诗歌的热心人或义工,令人尊敬。

我几乎没有将阿翔当作一个深圳诗人,总觉得他早已超越了地域之限,而走得更远了,虽然他目前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阿翔的诗,源于现实经验,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他的每一个句子中看到现实的底色,但他没有通过超越现实而飘起来,他悬在了中间,那些诗意我们伸手可及,触之有感。大概就是这种超现实的意味,让阿翔在语言的变幻之路上走得精彩。他的诗读起来很连贯,跳跃感并不强,而那起伏的诗意何来?一种气场贯注在了字里行间,他的词语组合大都恰到好处,有时令人叫绝。“白纸爱上黑字/就像一首未完成的诗”,带着隐隐的哲思味道,会促使我们去认领这份创造。“有时诸事/无从说起,许多人带着沉郁的脸色/但有时,你说不,绝不染指另一层假象/这意味更多隐喻朝着不同的方位,闪电/附体,影子脱离你的呼吸,以至于分享内心碰撞/连同偏执,陷入在雾霾之间。而生活/不计废弃,也许因了这样,不确定的/记忆重新归位,一场盛大的宴会/超出现实所带来的拯救。在那个夜晚/太多的幻听有半醒着的流亡,一小片黑暗悼念隐身”(《耳鸣诗》)。这一隐喻意味的抒发,确实像是诗人在与自己进行一场哲学的对话,触及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经验,而读到最后,一种自我审判的感觉随之而来,它显得更内在,也更趋无解。我有时愿意去读这种有挑战性的诗,它们至少不会让人太过依靠惯常思维来领悟其美,诗人的超现实状态,很多时候能偶遇片言之语的新奇之感。“用不现实的口罩也无济于事,让你以为/咳嗽的样子像偏执的生活”,对,就是偏执!阿翔将诗写到一种偏执的地步,乃极致之境。他朝哪个方向走,而我们又需要什么呢?“命运的细节不需要/向老人去辩论,无论如何还有一套办法/通过酣睡可以忘乎所以/至少外表像植物,内心被云朵簇拥/才能打湿下午的暮春”(《过往通过灰尘越来越稀,或今日有诗》)。日常之诗也有它的政治,不管什么样的规训和束缚,最后都可通过“消极自由”来抵达内心的宁静。诗人能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吗?我看他未必会放任自己到如此地步,他要的就是不懈地去追寻真相,甚至不惜用隐喻来备忘一个时代的罪恶。有时,诗人返身回来,与词语撒娇,也可以是一种生活。“她不能冥思苦想。不能在漫长的夏季/过早暴露,星期五黑得不像话,连伤害也是黑色的/身上的大雨操纵她的美。她曾经纠缠/双性的身份,练习/健忘症,以及对健忘症的适应”(《剧场,新赞美诗》),这样的赞美,堪称一场悖论,而这悖论引发的内心冲突,又是诗意的源泉。阿翔就是在这种自我创造的悖论里日复一日地与诗较量,他的写作有着可以看得到的前景,不在于他的先锋,而在于他用心的执著。

以天马行空的想像完成的诗,有一些总给人不靠谱的感觉,我们在其中找不到生活的依凭,又生怕因误读造成尴尬,所以很多人愿意寻找似曾相识的熟悉,哪怕只是一份传统。现在,向古典回归,朝传统求救,又有了一股回暖的潮流,那些古意和优雅,在后现代社会仍然没有背离我们的审美,仍然符合很多人的阅读和诗歌接受趣味。在温经天的诗歌中,我们就能寻找到一种古典的雅致,看他诗作题目——《断崖》、《飞鸿》、《御蝶》,这样的意象我们只要稍通古典诗词,就不会陌生。诗人不仅从传统里找到了契合自己写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他捕捉到了一种感觉,那不是江南气质,而是以柔克刚的诗性。现在很多年轻诗人在模仿和借鉴古典,但形式易得,精神难求,如何在骨子里靠近古代诗人的灵魂,那是需要悟性的。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温经天当属此一心怀复兴古典梦想的诗者,他的尝试正形成其个人独有的风格。“三千姓名被无相之风扶起宛如一支笛子”(《断崖》);“鱼鸟同种,自手心生/艰难时水退到脚踝,所以花,开在天空/根游弋/随潮汐分不清明日昨日”(《飞鸿》);“花间词泛滥。我本邀请豪雨/虹影说,尘缘洗不净,不妨发呆/任远方来者尽取,你一切颜色”(《御蝶》)。读这样一些句子,如置身古典诗词的画面中,能领略到温润之美。诗人仅仅满足于此吗?他还是希望写得更深。表层的古典已非当下诗歌的目的,如何演化出一种诗的现代性来,当是更高追求。而他的一首《途中》,又显得与己不同,与众也有别,这可能是诗人探索的另一个方向。

与温经天不同的是,蒋志武的写作更像是一个诗人在都市的私语和独白。从他的诗作中,我们能读出一种孤独感,他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不断穿梭,连词语的流转也都显出了几分存在感。“需要一个女人的身体/来刺激文字”,诗歌的呈现如此真实,甚至触目惊心,但打动我们的,又是身体的另一面。“在生命的过程里/兢兢业业的骨头供给我站立的姿态/而身体将是我/此生唯一带走的财产”(《身体,尘埃》),诗人写到了一种人生的终极,不委婉,不回头,也不怜惜自己在精神上失落的遭遇。就这样直白其心地道出真言,正是诗人对人生有感而发的体现:我们逃不脱的归宿,就是身体最后归于尘埃,这是注定的结局,无可更改。但那又怎么样呢?因此就要为了获得现世安稳吗?“我喝过的水还流动着/走过的桥梁别人还在走/含着泥土说话,牛羊走过了/最后一块稻田/在异乡的土地上坚守黎明/生命里的张望将更加慈悲”,现世还需好好来过,不管出现何种困境与苦难,总有一份力量在支撑着我们前行。“黑夜的黑在于它的信仰/迎面而来的死讯并不可能”,“生活的刀子切入活着的骨头/我不为残缺的事物哭泣”(《不为残缺哭泣》),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明证,完全没什么可怕的。“这些年,一直在低处彷徨/对高处的语言、视野,手镯/充满了畏惧感”(《高处,低处》),有畏惧感是好事,这是对人生还有警惕,还有活着的想法,这样写下去,就会是一种救赎和新生。

 

 

 

如果说深圳的男性诗人曾经创下过他们的辉煌的话,那么,在这座城市的女性诗人,与他们相比不仅毫不逊色,有时甚至更胜一筹。她们同样也在各个行业里打拼,但那种诗情的流露也自然、率真,不乏坦荡的情怀。吕布布的诗作像童话,而其他的年轻女诗人中,有和她相同气质的,也有和其风格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书写,总之,以创造为目的的诗性抒发,就是要达至每个人想要获得的个体真理:我的书写在何种意义上成立?持续不断的写作又如何获得合法性?这些问题或许深入写作的诗人都曾考虑过,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上,判断的高下在于内心的较量。当书写成为一种自觉,女诗人的感性可能更能营造新奇的诗意效果,她们的细腻与敏感,在日常中捕捉命运感和历史感,将微妙复杂的痛苦经验转化成为丰富的诗性存在,更多时候其实是女诗人的强项。她们中不少人有这个能力来寻找具体可感的真实,在节制的表达中,不动声色地措置那些零散的词语,而呈现给我们的,很可能就是那生活所传达出来的灿烂或悲凉。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去倾听几位年轻女诗人的发声,看她们的写作到底如何应证了那些字词间所暗藏的精神内涵。桥的写作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如今,她早已从青春期写作中走出来,进入到了成熟的开阔地带。她那神经质般的创造,一直贯穿到新世纪至今,其气质更接近于某种寓言性。一首《亚麻的声音》洋溢着“不确定”之美,随着想像的深入,也可收获一段飞翔的快乐,它并不抽象,而是在某种意外里再现了诗与思的巧妙融合。《那个喂过你音乐的人在海里》初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读完后我们能感受到弥漫其间的一股诗意的轻摇滚味道,“布鲁斯加点香草麦片,你就能在他身上挤出奶/这沉睡的上午,朋克的午餐/整个下午速度金属,主唱咬字清楚/他鞭打一群羊/声嘶力竭”,听这样的音乐,会有一种不自觉的代入感。被音乐领着走,我们可能一度丧失自我,甚至随着乐声移动心绪,难以自拔。但诗人并非是主动的,她所听的音乐是被“喂”的,奇妙就在这里: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仅是音乐教给我们的法则,更是生活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桥的诗就是这样游移不定,她很少有固守于某种风格的时候。她乐此不疲地书写都市生活,其优势就在于对幻化之物的得心应手,这或许是天性使然,也可能与她独特的生活趣味有关。《东京造句》仿如一次人生经历的结晶,将日本文化嫁接到诗歌中,却收获了既纯粹也富质感的句子:“恋爱的季节已经过了/我依然饥饿/我饥饿的那天早上种下一片稻子/语言是一粒令人惊喜的谷子/在秋叶原的地下铁,我帮一群人脱去他们的外套/他们都想填满我/他们都想我幸福”,在此,“我”就像是一个季节的代言人,或者说就是一个季节,诗人在说话,有着浅唱低吟的情愫,但并不妨碍我们去找到审美的立场,自由呼吸她的诗所带来的清新之气。

杨沐子的诗,相比于那些靠想像取胜的诗人来说,更接近于生活本身。但这并不代表她的诗中没有想像,只不过是想像内化在了经验展开的维度中,不显得那么生硬、夸张。她的直言如同其性格本身,单纯,坦率,开朗,对自己都不留余地。“我可不喜欢这样的男人/我喜欢的一定会说/走,喝咖啡去。我想着/几乎对外界一无所知/纸巾在手里捏成一团/而且不可能,如同球一样滚动”(《可能》)。诗人就是这样处理生活的,没有试探,也无琢磨,直接切入经验。哪怕只是一种可能,在她笔下,也像是一种真实的发生。这样的直白其心,也是一种风格。“三个少女挤在一起/偷看彼此的乳房,丰满/圆润的世界,像奇异的琥珀/花儿在里面滚动,色泽鲜艳/娇美。其实呢//你在树脂化石中你能做什么/花不能像柔软的衬衣/紧贴在身上/我笑容可掬,脚步轻俏/不,你是否惊讶/这身段,源于青春的冲动/源于对性的困扰/我们的身躯,被卷入三个少女之中/你都看到了/她们右手还举着棒棒糖/像花园搭建的一道风景”(《花园》)。由三个少女引出的花园世界,应是一份美妙的象征,这年龄,这环境,这氛围,都代表着一种朝气。诗人是要写出青春的活力吗?其实这活力中也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疑难和隐秘的忧伤。这由情绪掌控的节奏,诗人把握得恰如其分,她在动态的地方用力,在静态处收尾。《给花园》一诗也是如此,过往的记忆或瞬间场景唤起她写下了易被我们忽略的日常,这样的心灵记录无需多解释,我们能感受到的还是意境本身。

朱巧玲的诗是有激情的,她向往远方的存在,以想像达至,用经验收回,这不是模式,而是路径。她在诗中的呐喊,有着宣泄的意味,我们可由小处进入大处,在开阔里寻求爱的可能。《一万年》这样的诗怎么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诗人没有如此现实,她渴望永无止境的延伸,那是能扩张的欲望,连同身体和灵魂。“一万年,是隐匿,是呈现,是镜子里的暴乱/去死吧!虚无/去死吧!孤独/一万年,是漫长,是匆匆,是混沌”,这样的写作有着瞬间的爆发力,诗意也是纵横捭阖,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化腐朽为神奇。比如,她的一首《闪电》,也属于快节奏型,用重的意象让诗沉下来,表象平静,可内部暗流涌动,“风吹落花瓣,有谁还在千回百转”,似乎要打开另一个存在的世界,要“为你描摹流水般的深圳时光”。至此,诗人写出了她内心的真相:要扮演一个清晰的角色,写出自然和命运交融的一切。“我听到虚啸已冲破云层/那闪电的幸福即将如暴雨倾泻”,闪电在一座城市上空瞬间划过,带来的是诗人的动情之时,打动了她自己,也让我们产生了共鸣。这种移情也体现在了其他诗作里,《在西乡》是由景入情的感念所起,引入佛与神话的思索,境界开阔,但又不乏命运纠葛,这些无以言表的内部潜流,恰是诗的神采。朱巧玲的写作是生动的,抒情性的笔调里总有超越世俗的精神,或许她的诗正见证了一个城市思想和宗教的变化。

 

 

 

在深圳诗人群里,我很少看到纯粹的口语写作者,他们不选择简化语言,而是在难度里出示风度。讲究语感,不求美意,自绝于主流之外,这其实也是另一层面的自我放纵。我所倡扬的极致写作,并不是走极端,那些为了吸引眼球的形式或观念化写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哗众取宠。不管何种搞笑与无厘头,最终都不过是短暂的小聪明,而无恒久的大才智。深圳的青年诗人几乎没有过度沉迷于形式实验者,他们不是将诗写轻,而是写出一种重感和品质来,这是他们给自己设定的门槛,平实,亲和,沉稳,让人能从中找到阅读和体验的扎根之所。诗人们对待诗歌的态度,与看待生活的眼光一样深透,让所有的词语落实在诗意的地基上,也让真正创造的哲思发挥到一定的水准。

田晓隐和辚啸这两位从湖北襄阳到深圳的80后诗人,他们身上好像有着相似的气质,内敛而节制,但又泾渭分明。田晓隐的诗,语言偏散文化,这样我们更容易切近其诗,他的跳跃之美,不在于语言本身的动感,而是一种整体意境,值得人去回味,或许还是一种享受。一首《味道,或与锁骨有关》更像是气味之诗,这样的诗可供人嗅闻、感悟,不太适合阐释。“自己借出去的东西必须自己要回来/比如锁骨。锁骨上的皴/谁抢都不行,砍头也是从锁骨之上下刀/也就是说,借我良田千顷可以还米三担/摘我菊花百株可以还酒一壶/但是有种气味——/去往破庙躲雨脚上的泥巴不借;/月光下忧伤地长吁短叹不借。”什么可借,什么不可借,在这里,不是实物,就是一种味道或精神。实可借虚不可借,如同诗意就存留于诗中,我们只可领会,不可肆意篡改。田晓隐的味道之诗,在深圳青年诗人群里可谓独树一帜,如果说《野狐外传》是借神思凭吊一段异样而陌生的时光的话,那么像《少年游》则写出了很多同龄人的情怀,因此几近于成了他的代表作。那回忆中隐隐的伤痛,那如泣如诉的乡愁,那语言内部暗含的命运感,都能从各个角度打动我们。“忏悔着茫然的少年游”,正是此诗的主旨,这绵绵的青春愁绪,诗人绕不过去,我们又何尝能绕过去呢?于是才有了共鸣,有了耐心的回味。

诗意就是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我们一般不是去打捞,而是去感悟。辚啸的诗就是典型的需要感悟的诗,起初我并没有太注意她的诗,但一读之下,发现她作品的力量已足够强大,可化雪融冰,尽管她的笔调是冷的,但透出的气息却是炙热。《大雪》、《陶罐》这样的诗有一种闲适的冷,需要用心揣摩;而《第三者》中情感的罗列,需要合适的心境进入。但《我的时间静止》这样的独白之作,有着自我撕裂的敞开意味,虽借“他”之名,但像是写“我”之实,无所禁忌,却又有真言道出的苦涩,诗意就在那真言与苦涩之间流淌。《给他》则是另一首独白的献诗,写父亲这样的主题,稍不留意就陷入了庸俗,但辚啸没有。她沿着父爱的边缘在行走,而没有直插内核,否则,饱满的感觉泄了气,也就没有了可供品咂的个性和魅力。“他们都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各不相同/他坐在她的花香里静数黄昏/她站在他的高山上慢慢把白纸涂成黑夜/她凋落,迎着风/落在他当年播种的土地上/他已不会流泪,她是他落日余辉上的一根骨刺”,父爱的哲学通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色调并不是通常的光鲜,甚至还有些灰暗,但这并不影响诗意的呈现。尤其是那略显沉重的言语背后所透出的尖锐,让这样的亲情之诗变成了思想之诗。诗人的心性就是将自我独特的感受以接地气的形式释放,可惠及更多同在外拼搏的游子,这样的写作,也当是一份尊严的体现。

在一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将所有的深圳青年诗人都“一网打尽”,十来位优秀的诗人,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座城市诗歌创作的格局。除了他们之外,深圳还有憩园、廖令鹏、陈再见等更多年轻的诗人在诗的领地上耕耘,他们因年轻,更富活力,也更有潜力。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也可领略到当下诗坛青年诗人创作的风向标,在个性化的书写里,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承担。不管是在浮躁的社会里选择与生活和解,还是在这无聊的时代与庸俗抗争,都是诗人们多元化写作的佐证。当然,集体的出场并不是为了打包推出,其最终目的还是通过个体的叠加,让这座城市的精神在诗的层面上得以发扬。

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年轻诗人很少去追逐潮流。写底层诗,写打工诗,这或许才是他们最能从中获取名利之处,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如此功利地去写,而是在坚守中召唤自我和个性的有感而发。只有写出真相,才可能是创造之本,如果固守于虚假的魔幻,不论有多花哨,最终也是一片空洞。空洞之诗,是当下诗歌创作的大忌,成熟的诗人明晓于此,而那些在路上的诗人,同样对此抱持着基本的警惕。由心出发,在语言创造的基础上写出存在之难、生活之困与人性之爱,这或许才是深圳诗歌创作的希望和力量所在。

 

 

作者简介:刘波,1978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诗歌研究。

 

 

——《滇池》2014年第七期中国都市新生代。深圳诗群 特邀评论

Tags:刘波 如何 写出 一座 存在 精神 新世纪 深圳 青年 责任编辑: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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