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近日揭晓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新南方写作”赫然在列，自2021年第3期《南方文坛》刊发了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拉开了“新南方写作”的序幕后，《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刊物开设了专栏讨论，王德威、张燕玲、曾攀、陈培浩、唐诗人等一批批评家和包括林森、朱山坡等作家均参与了谈论。你在读硕士、博士期间研究的是现当代文学，近年又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你自己也创作了一批具有“南方气质”的小说，作为一个既搞理论研究又搞创作的人，你个人是如何看待“新南方写作”的？

于昊燕：“新南方写作”是“水性”的文学版图。葛亮说“北方是一种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种水的文化”，杨庆祥与王德威也强调其地理特征之“海洋性”，“新南方写作”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水的肆意流动与波澜壮阔，与液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非固化性与可变性特征不谋而合。全球化成为一张无处不在的网，鲍曼提出“不再有永恒的关系、纽带，人际互有牵连，但不再着重紧密扣紧，在于可以随时松绑”，族群、技术、金融、观念、媒体流动共存的景观中，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流沙般瞬息万变，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多变性的特征，文学很难再用昔日的二元式分析法进行“北方—南方”“主流—边缘”等范式的划分，流动的现代性提供了建构新的文学秩序与语境的契机。同时，杨庆祥提出“现代汉语写作，必须不停地在这种民族性/世界性、政治性/文学性、地方性/普遍性等逻辑里反复搏击，一步步获得并强化其主体位置”。“新南方写作”正是对此的敏捷回应。

“新南方写作”是南方文学的成年。中国文学史上，南方北方文脉在根源、审美、话语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分，即使在南方内部，东南、中南、西南亦有不同的审美形态，南方文脉始终涌动着多元共生的灵性与野性，南方写作中“既呈现南方腹地的地方性，又有沿海地域开放的世界性，还有南方少数民族及众多族群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张燕玲），同时南方写作还“一直都是离散的，就是去中心化的，强调个人性，一般带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东西，现代感更强”（杨庆祥），由此可见“新南方”之“新”潜伏已久，并非对传统的割裂与对抗，亦非对传统的克隆，而是南方文脉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连续、整体的重塑。百年前胡适在《新青年》上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与文学在一个恰切的契机里相互成就，如同本雅明把古典时代的碎片视为建构巴洛克艺术的新的整体的元素，“新南方写作”中的“异质”“魔幻”“繁复”“野性”“离散”等元素，在社会性社会转变为流动性社会的时代，被新的语境与秩序发掘、认同乃至大放异彩，重新唤醒被遮蔽的蛮荒有力的意志精神与系列鲜活独异的表达形式，与时代与世界碰撞出新生的元素与飞翔的可能。

“新南方写作”是一个流动的具有召唤力的待完成的概念，蓬勃生命力与蔓延开放性是其魔力所在，像一条具有广阔收纳力的大河，汇集冰雪消融的水、暴风骤雨的水、溪流河泉的水，形成壮观的瀑布与湖泊，流向大海汇入大洋。“新南方写作”概念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并非画地为牢，从2021年最初提出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逐渐向周边蔓延。一年之后，陈培浩认为“现在谈新南方文学，囊括了广东、福建、广西、四川、云南、海南、江西、贵州等文化上的边地，具有更大的空间覆盖性，因而也有更多文化经验的异质性”。新南方成为一个包括华南、岭南、海南、西南以及南海、南洋所构成的具有持续开放性的空间，一个不断改变的复数值域。纳入值域的标准并非如何界定地理的南方，而是“新南方写作”强大的建构力，这是一个在地域、历史、社会、审美基础上不断发掘、浸润、补充、蔓延的过程。“新南方”之新是在源远流长的南方地理景观与人文传统上建设由价值认知+学术路径+创作实践+文脉复兴构成的创造力场域，成为曾攀所说的“新南方写作的开阔与开放，更在于为新的共同体打开共情的空间，构筑情感与心理的联结，并在未来命运的同气连枝中，召唤新的意义认同及价值话语”。以流动的姿态构成元气充沛的重塑来完成自我超越，以文学想象幻化出多种讲中国故事的实践模式。

“新南方写作”从发声伊始就带有非凡的流动与席卷的力量，但是，海洋的深邃不仅来自流动，还有深度与复杂，王德威说：“潮汐的涌动，板块的升沉，走廊的迁徙聚落，形成地方‘风土’——人与自然环境所共构的生命样态。”在过去、现在、未来之河的“新南方写作”应该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精神的动荡，带着无常性，呈现出永恒未定状态的可期，或者说，进入量子叠加态的文学重塑。

周明全：在“新南方写作”中，广西、海南、广东的文学多被论及，或者主要是以以上三地的文学为论述的起点。我以为，云南的写作，同样具有“新南方”的特色和底色，你是如何看待云南文学在“新南方写作”中所呈现的价值和意义的？

于昊燕：“新南方写作”令地理与文学相互赋予了新的意义。云南当代文学受边远地理位置的影响，在陈旧的文学秩序中往往被打上局部性、边缘化的先验烙印，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庞大群落里，云南文学作为民族最多、边疆、跨高原省份的文化体，地域风物、族群文化、国家意识奇妙地叠合在一起，在嵌合交融之后，提供出一个连续、动态、发展的文学存在，与语言、文化、政治场域相联系，在地理文化学层面形成横向比较，在进化论维度呈现纵向参考，产生层次丰富、区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多元统一的多维叙事。

云南文学的丰富在于地理景观、少数民族文化交错叠合的空间。云南有26个民族（其中25个少数民族均超过5000人），其中，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基诺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属于云南省特有的世居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价值平等意义上，每一种智慧传统和思维方式都受到尊重，文化多样性是不容规避的现实存在。云南属于低纬度内陆地区，同时又是山地高原地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了高原山地气候、亚热带与热带季风气候的套叠。周颐以“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来描述不同的地域界限分明的文化样貌，处于西南边疆一隅的云南却难以一种特征来概括其间山水民族，因为在同一个经纬度的区域，高度与广度的双重维度建构出了气候物候多变的立体系统，随海拔高度的变化产生相去甚远的文化，同样在西双版纳，海拔较低的平坝的傣族书写“水的盛宴”，海拔较高的山腰的哈尼族咏唱“崇拜火”的赞歌。

钟嵘《诗品》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能引发人各种不同的感受，进而产生“寒暑”表达年际变化，“春秋”表示年龄岁月的人文内涵。但是，云南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区域，长夏无冬，一雨成秋，物产丰富，有些民族祖祖辈辈没有见过雪，文学中没有四季更迭的变化张力，没有苦寒之地人与土地的生死纠缠，时间的流逝感浓缩至二十四小时，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充溢着原始的野性与生命的冲动。云南因为是山地，受海拔影响，产生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景观，四季由时间线性演进转变为空间的垂直或者横截面变化，这样的地理景观难以产生“春种秋收”的生命历程与“伤春悲秋”的生命感受，更易于出现情感激烈冲突与浓烈的爆发力集中的散点式情节，直接影响到诗歌创作明显比长篇小说活跃，而在南方民族史诗的影响下，很多民族天生就是诗歌的国度。

云南作为一个边疆省份，东部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隅紧倚西藏自治区，西部同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连，与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相距不远。除了国家边界之外，还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边疆，天空的驼峰航线、峡谷中的史迪威公路、村寨的少数民族母语传统、历史民族交往、口岸文化、澜沧江到湄公河、中老铁路、昆明港到清盛港、西哈努克港，时空叠合、国族叠合、前沿边地叠合，产生了丰富多样的表达可能性、多重价值观念冲突的力度，在铺天盖地的公共话语中，提供另类审美风格与写作范式。于坚的《漫游》以充满陌生感的超验的诗意来重建质野的生活经验；雷平阳的《云南记》《鲜花寺》等让旷野上的神鬼世界和佛教文明与工商文明对话、对质、对抗，弥漫着地方志的神性，回归语言的本质力量；李达伟的《记忆宫殿》《苍山》在地方书写中开辟出流淌着丰富的思辨性与强烈的探索性的几何秩序结构的意义空间；无不以蓬勃的想象与质感的语言形成了具有云南辨识度的文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