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2011年3月2日C3版文艺评论专版
    从整个都市文学的地理坐标来看，“文学深圳”这一视角为我们考察深圳的文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其中，“青年作家”的文本和生活经验构成了确立“文学深圳”这一景观的“青春叙事”，它赋予了深圳文学发展的强烈使命感与难能可贵的先锋经验，并为“文学深圳”景观的彰显铺垫了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我们组织了一批评论文章，对深圳青春文学与青年作家给予评析，希望对文学深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编者

　　一个城市应有的文学记忆

　　谢有顺
　　中国当代文学这三十年的变化，几乎都由青年作家所发起，正是他们的写作实践，最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变革。因此，青年作家的写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洋溢着一种求变的渴望，而正是这种求变和解放的写作冲动，唤醒了他们内心那种探索和革命的激情。因此，观察当下的深圳文学，青年作家的写作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由于深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写作者，也就容纳了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各种大胆想像。他们的想像，极富差异，众声喧哗，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展示出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特点。
当下的深圳文坛，不同风格的青年作家共同处在一个文学场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个人的经验和这个时代的生活，使得深圳文学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向度。一群有潜质、有才华的深圳青年作家已经成为岭南文学的重要群落。吴君、谢宏、央歌儿、谢湘南、梅毅、秦锦屏、毕亮、徐东、卫鸦、王顺健、曾楚桥、萧相风、厚圃等人，已为文坛所瞩目。这个作家群的写作实绩，即便放在全国的视野里来观察和定位，也是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我想，当一个地方的文学趣味和写作风貌慢慢定型的时候，唯有依靠这些后起的新作家才能重塑它的活力。比如，吴君的小说就多以深圳为背景，侧重于对渺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她的小说语言简洁而不简单，故事干净而不俗套，像《亲爱的深圳》，讲述的是一对农民夫妻、一对农民父女、一对城市父子在深圳追求幸福的故事，但小说对人性的精细解剖和微妙分析，以及对人活着之尊严的召唤，令人印象深刻。而谢宏的写作沉着、从容，他的小说有灵性和诗意，对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与内心焦虑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他近年的作品如《深圳往事》、《貌合神离》、《文身师》、《影碟》等，昭示了他在处理故事细节与小说语言上的禀赋和才情，尤其是他坚持书写残酷下的温情和喧嚣背后的宁静，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

　　在关于对城市与当代生活的认识上，青年作家卫鸦的小说也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在这样一座快节奏的城市里，不管我们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市井，我们内心的强度都是一样的。我们对情感、对性、对物质、对前景，无不忧心忡忡。当我们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后，我们的生活可以稳定，但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永无止息。”他的许多作品，如《被记忆敲打的黄昏》、《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被红土串起的记忆》、《唢呐不哭》、《纸船》等，表达了对都市的批判和对故乡的寻根，以及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写作往往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这也使得卫鸦的小说写到了苦难和不幸，但他也不忘给人间的希望和温暖留存空间。他心里还存着爱，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也就还有出路。在城与乡的对立中，也许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简单地贬抑城市，而一味地把希望寄托于乡村和田园——卫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小说写出了当代经验的复杂性和两难境遇。
　　除此，我还喜欢谢湘南的沉思和机智，王顺健的明快和简洁，也喜欢央歌儿所创造的小世界，喜欢梅毅的大胆和恣肆，也喜欢秦锦屏和毕亮的老实和诚恳，以及萧相风对当代生活的概括和描述，还有徐东、曾楚桥、厚圃、谯楼等人，他们的写作，都有着直面当代生活之真实与复杂的勇气，而且在语言上有着浓郁的现代气息。他们是深圳生活的在场者、记录者，同时也承受和咀嚼这个城市的创伤记忆，所以他们的观察与思考，丰富了这个城市的基本表情。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学，这不仅是从地域风貌上说的，也是从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而言的。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与香港、东莞、惠州接壤，呈狭长形，一个弹丸之地，何以有如此大的容纳力，又何以能让这么多人对她不离不弃？也许正是在于她杂收各种智慧，并使各色人等都对深圳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南腔北调成了深圳精神的正统，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活力的表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深圳像北方城市，大概初来此地创业的人，很多都来自北方，影响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性格，至少，南方城市的柔软，在深圳并不突出。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北方的，南方的，得以汇聚一炉，这正是深圳的襟怀。早上见面互道“早晨”，上酒楼吃精致的点心，这个时候，所有深圳人都是南方的；而回到家里，忙着下面条补肚子，或者吃实心馒头，这时的他又成了北方人——离家多年，他终究改不了爱吃面食的习惯。
这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了深圳文学之中。那些青年作家，在书写深圳当代生活的同时，你总能从他们的作品背后看到一条精神影子——他来自不同的人的不同记忆，也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而正是这种杂陈和混合，使得文学深圳并不单一，它看起来是当下的，其实也是历史的，看起来是现代的，其实也隐藏着传统中国的面影。它的宽度、丰富和无法归类所蕴含的活力、前景，正在把这个城市的文学变成一个当代文化研究的生动标本。
这或许也是深圳文学应该企及的高度。因此，我也希望深圳青年作家不必掩饰自己的口音，不必卸下自己故土所赋予他的精神重担，而是要带着这些口音和重担上路，进而来激活自己的当代经验，把各种文化、记忆和经验相撞击、相交汇之后的都市奇观真正写下来。我认为，这是深圳文学中最值得期许的一种写作。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

　　斑斓的都市镜像

　　吴义勤
　
　　在近年的中国文学版图上，深圳青年文学的崛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异常亮丽的风景。与城市本身的包容性和前卫性相一致，深圳的青年文学呈现了真正多元化局面，无论是作家队伍、文体结构，还是文学风格、主题内涵都有着丰富而斑斓的特征。一方面，深圳是底层文学的发源地和先行者，一大批底层作家和底层文学作品蔚为壮观。另一方面，深圳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时尚的文学元素和现代性的文学实验在深圳青年文学中也有着成功的实践。可以说先锋性与草根性、都市性与民间性的融合构成了深圳青年文学特有的品质。
　　在深圳青年作家中，谢宏是颇具先锋性的一位。他的小说执著于都市的表现，对都市人群及其前卫的生活、暧昧的情感有着出色的把握与表现。中篇小说《自游人》充分体现了谢宏对城市生活的敏锐把握与感悟能力。马力是一个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孤独者。多年经商，表面上有些风光，实际上却捉襟见肘，生活和事业都频见危机。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依然使用“我”的旁观限制性视角来叙述马力的故事。通过这个限制性视角，马力生活的点点滴滴，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说法，都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马力的生活状态被谢宏命名为“自游”状态。这是一种自主的游动，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个“自游”却绝对不是“自由”，在变动中充斥着的是艰辛和痛苦，失落和无助。“自游人”意味着脱离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所进行的人生冒险。这种冒险，既充满了财富的诱惑，个性伸展的可能性，也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马力最后突发性的死亡，可以看作这部小说的一个高潮。它既是对“自游”状态的悲剧性提示，也是对转型期中国这类特殊人群生存命运的一种寓言性思考。
　　宋唯唯是深圳青年文学的另一个维度。她的《麒麟峪》、《我和你》以及《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等小说所体现浪漫、唯美、纯情的文学气质极大地丰富了深圳文学的风格内涵。《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与《我和你》会让人自然而然地将她归到江南才女式的小说家之列。她对小说语言圆熟的把玩和惊人的精雕细刻，她对唯美事物的诗意迷恋，都让她的小说呈现出文人小说独特的气味。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字越来越浮躁，心灵越来越粗糙，宋唯唯这种纯净、唯美、优雅、湿润就像被水磨洗过的文字确实能打动人、感染人。她的小说题材不宏大，但她的题材域很独特。

　　长篇小说《麒麟峪》显示了作家气质的另一面。这是一部写世情的小说，也是一部以深圳为文化背景的小说。小说不但成功再现了这块年轻土地上发生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而且凸显了这块土地上正在形成的文化特色。这类文化，既有着最新的人和事，也有着老旧的浮光掠影的底色；既有着最新兴、最有活力的经济力量所展现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文明景象，又有老中国挥之不去的魂灵印记，展现着那顽强的近乎有几分跋扈的中国传统文化味道。小说主要以陈蕴慈和宁剑两个女孩的精神成长为切入点，她们的敏感、她们的感伤、她们的心痛写得细腻而动人，而她们之间的友谊，她们与郁旻之之间朦胧的情愫也感人至深。打开小说，那些充满童稚欢乐的，透明水晶一般的语言，似乎在用工笔为我们描绘一个世外桃源。冰心式对爱和美的敏感，庐隐式的浪漫清纯，迟子建式对大自然无条件的热爱，都浮现在小说里。然而，细看下来，却发现这原来是把一部如此精致复杂、曲折深至、意蕴深远的小说想简单了。因为，在那些美丽悠闲的笔触背后，我们也看到了白薇式的对命运的激愤，张爱玲式的对悲凉虚无人生底色的深刻洞察，以及王安忆式的对女性世俗生活条分缕析的、令人震撼的感受力和理性把握力。
 基层文学方面，吴君的小说极有力量。她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以及《亲爱的深圳》、《深圳西北角》、《复方穿心莲》、《当我转身时》、《樟木头》、《念奴娇》等中、短篇小说，将艺术视角聚焦在深圳的农民工群体上，对他们的精神和生存状态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她的小说不简单地渲染农民工的苦难与挣扎，而是深入到他们生命、情感、心灵和欲望的最敏感、最脆弱之处去书写他们的感伤、悲苦与欢乐，那种人性的疼痛、心灵的撕扯与片刻的温暖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感人至深。与吴君的小说不同，丁力的作品则以深圳商界和财经界的生活为表现对象，表达在深圳这个现代化都市人们追逐欲望和财富的经验与过程。他的《职业经理人》、《散户》、《离婚未遂》等小说以直接而勇敢的姿态介入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以血淋淋的现实感和赤裸裸的人性呈现，揭示了当今都市社会生存的残酷性，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力量，也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代表了深圳青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文学博士、教授、博导）

　　独特的青春叙事

　　王素霞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中国城市，尤其是特区，由于经济基础变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基于这一背景的新都市文学应运而生。在理论构建方面，是深圳提出了“新都市文学”这一推动全国文学发展的“新”概念革命。《特区文学》于１９９４年提出了“新都市文学”理论，并成为深圳文坛的旗帜，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与此相和，北京、上海也相继推出“新状态文学”与“新市民文学”，为都市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昭示了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同时也为深圳文学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一种可供参照的平台，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候，一种只有在深圳才能发生的促进文学理论更新的文学现象，而“文学深圳”的新都市意味也在全国展示出先锋的特质。
　　虽然在诸多的文本中，激情与沉思同在，孟浪与平稳共舞，但其中的“新”思想确实又一次浪击了我们的文坛。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呼唤，对都市人沉沦与堕落的反思，女性独立、自尊意识的张扬等等在新都市的文本中比比皆是。比如《驶出欲望街》、《小个子马波利》、《咸水淡水》、《都市孤独》等等。这些作品，即使是现在看来，也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前瞻性，这就从创作上辅佐了理论的先锋性与探索性。进入新世纪以来，盛可以、谢宏、戴斌、吴君等作家的新都市小说，并不是让目光聚焦于高大有序的都市建筑群落，也不是表现人生获得“成功”的艰苦历程。他们将目光抛向了井然有序的都市景观的背后，选择了有着太多故事的“后街”这一无序而活泼的生活空间而非交际空间。这一空间让我们更深层地体味出都市人的存在状况，同样具有超前的都市眼光。
　　青年“作家群落”的形成为“文学深圳”景观绘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青春叙事”图标。深圳的移民特性使它没有核心文化的抵触，不像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那样有着较长的历史根基，同时也就排除了诸多的等级观念和文化相斥现象，从而产生了包容与丰富相间，驳杂与差别共存的文化现实。这也相应助长了深圳追求经济效益和经济地位的优势，同时也使深圳在“金钱利益”至上的趋同性与一致性上达到了最快与最和谐的统一。这就为深圳作家群落的形成奠定了现实根基。
 这里，虽然还涌动着体制内、外作家身份差别的潜流，但更多不受体制阻挠和限制的作家群落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他们构成了最值得颂扬的“青春叙事”：曾以王十月为代表的宝安３１区的打工作家群，又在全国引起了对“底层写作”的关注与研究，它从一定意义上提供了超前的现实基础、敏锐的创作实践和冷静的批评总结。而《驶出欲望街》、《咸水淡水》、《都市孤独》等小说旨在以“现代”为依托，绘写都市的新景观，展示深圳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性格，具有超前的先锋意识。其后，以谢宏为主力的新都市作家群和以丁力为代表的商业作家群，又将深圳这一独特城市呈现于国人面前，令人耳目一新。现在活跃于文坛的谢湘南、于怀岸、卫鸦、宋唯唯、钟二毛、厚圃、秦锦屏等等，他们虽远离家乡，但仍以深圳这座城市作为自己的写作故乡，以更为冷静、隽永的风格，细腻、纯熟的文笔，叙写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深圳景观，在创作上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气势夺人。当然，还有很多活跃在网上的写手，畅销书作家等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为深圳这一都市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很有特色的笔墨。由此，多元的“作家群落”构成了独特的“青春叙事”人文景观。
　　当然，这些群落的构成差异相当大，作家结构不一，分散无序，作家群落的文本层次也相当分明，有的甚至反差极大。同时，它不像北京、上海，文学的话语权还只是掌控在极少数的作家、文人或教授、评论家的手中，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多个群落的形成最大限度地摹写了这个都市，最大范围地展示了这个都市，最大空间地呈现了这个都市。因此，造就了多语和弦的文学氛围并强化了“青春叙事”的独到特征，它的多元、包容与涵纳百川使“文学深圳”的地理景观终于浮出海面。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移民作家也有软肋

　　汤奇云

　　如果说，是《春天的故事》、《幸福里》等歌曲发出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声音，是城市水墨与现代版画画出了这座城市的面容，那么，是“新都市文学”文本描写出了这座城市的情怀与精神底蕴。一个文化的深圳雏形已经基本清晰地矗立在世人面前。就像外国人看中国发展是一个戏剧性的崛起一样，在中国的文学版图内，深圳文学也同样是一个戏剧性的崛起。
　　深圳大学曹征路教授的小说《那儿》、《问苍茫》相继在中国文坛“炸响”后，曹先生是目前中国以文学干预现实，反思现实最深刻的作家。全国很多的当代文学评论刊物都在评论他的小说，刊登关于他的访谈录。其时，我与曹先生正相处在一个办公室，只相隔一个座位，因此也就能够有幸邂逅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朝圣”者。
　　几乎与此同时，青年作家谢宏、丁力、吴亚丁、王十月、张友刚、宋唯唯、余莉、戴斌、老家阁楼、孙向学、卫鸦等人的小说，也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故事，诉说着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看法，也引起了极大的连锁性反响。其中，辞掉银行职员“金饭碗”而从事专职创作的谢宏的小说《文身师》，还被翻译成越南语、意大利语在这两国出版发行。而从打工仔出身的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则在前不久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一大奖。秦锦屏和李慧的女性散文，已成独家之趣而获得广泛关注。同为打工仔出身的谢湘南的长诗《过敏史》，凭借其敏锐的文化反思和深刻的社会关怀而赢得了广泛关注，彰显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活力。
 　显然，在深圳，正在闪耀着一个密集的文学星云。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支文学军团。毫无疑义，这个文学星云的形成，应该归功于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更应归功于这个时代所缔造的新型移民城市社会。正是因为太热爱这个时代与社会，深圳作家们急切于倾诉我们时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关于这座城市的新信息，以便与世人建立新的交流，或者代表深圳发言，因而也就成就了这一让人不无惊异的文学基业。

 　但是，正所谓自己的孩子自己夸，自己的冷暖自己知。我们在为自己的文学正在获得别人普遍叫好而感到荣耀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我们自己的文学一些隐性毛病。由于深圳文学属于移民文学性质，因而也就带有阿客琉斯的脚踵式的先天性缺陷。而只有克服这一缺陷，才有可能使这支业已成型的文学军团拥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细读这些作家们的文本，人们不难发现，这支由移民作家组成的文学军团，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潜意识、记忆和语言里。他们与当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发生了一种新的断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更为现代的精神与文明。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化”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在抒发着他们的乡愁与诅咒。他们热衷于关于这座城市新颖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这座城市作为分析和思考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就成为了一个“被说明”之物，成为了无主题性的背景。也就是说，作家们原本想要揭示的这座新兴城市的精气神往往落了空。因而，当下的深圳文学呈现出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倾向是，媚俗式地采用传统的文学言说方式，粗暴地改编或剪裁着我们的现实，让文学成为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经验。另一种倾向是，专注于个体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既成为了深圳文学一种文学风格，也成吆喝世人的一种手段。
　　由于这些移民作家们，继承的是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而在对人的生存与欲望、历史与知识、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上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从而导致在他们的创作中，对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心理、语言与修辞之间的平衡关系，还缺乏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他们只能遵循资本时代的注重效率的文化逻辑，以量取胜，不断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的老歌。从整体上来说，深圳文学还没有真正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文学经验，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因此，在作品中，存在着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达的之间的错位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昆德拉在评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说：他枯燥的心灵掩盖在看起来情感汪洋肆意的风格背后。我觉得这句话很能切中深圳文学的软肋。深圳的作家应该具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文学背后所游荡的情感的伤痕。只有这样，深圳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深圳的文学星云也才能获得永久的灿烂。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