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炳冰：刚刚我们的罗书记实际讲了三层意思，他是作为段部长的老同事讲了两点，第一个讲的是两个情，深圳情怀和文学情节；第二个讲了段部长的两个精神，一个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另外罗书记专门强调了评论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对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研讨会现场，对于段部长的作品的评论表示了感谢。最后罗书记讲到了他的两个期待，一个是对段部长本人作为一个作家的期待，同时又表示在我们这个城市，在文学创作方面未来的一个期待。今天在微博上有一个段子，特别感谢屈原，烈杰书记也讲到了，刚刚下的是龙州水，为什么感谢屈原呢？因为有了他，所以才有明天的放假。所以他们建议说中国要感谢很多人，最好是365个人，这样就可以365天放假。我倒希望我们深圳就象烈杰书记期望的，我们365天都有研讨会，这说明我们深圳这座城市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研讨会实质性的阶段，就是专家研讨阶段，这个会议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界有影响的专家，包括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部处长李朝全、南京师大教授、博导王晖；苏州大学丁晓原教授博导撰写了研究文章。深圳市的文艺创作室的主任李亚威女士，本来是要参加我们的会议的，她撰写了论文，但是因为她出差到云南，她委托对于主办方特别向段部长致意祝贺并向您请个假。外请专家的论文和亚威女士的论文，我们待会把它复印件发给媒体，供大家宣传和报告的时候做一个参考。另外我市著名的作家吴启泰等段部长的老朋友，以及我市相关领导、专家都在外面出差，没有办法赶到这个会场来，他们也委托我们向段部长研讨会的召开表达祝贺之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在座的专家、学者，来点评段亚兵作品思想艺术特色和文学方面的贡献，我们从烈杰书记的左边开始来依次发言。

    杨黎光：今天我真是赶得很急，本来是不想迟到的，两点半从单位出发，其实我已经准时在楼下了，两个两包车在那儿顶着坐不过来，后来我是下车走过来的。为什么要来，答应来还准时来呢？这是我对于亚兵兄的一种尊重，一个就是关于对他人的尊重，这个就不说了。亚兵兄是1982年到深圳的，比我整整早来深圳10年。我有时候自己还说，我大概算一个老深圳了，因为我1992年来的，比邓小平早一点。我来的时候邓小平在南巡，第一次得到邓小平在南巡的消息，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在报社。有一个人打电话说，我今天在国贸看到邓小平了。大家不相信，其实真的看到邓小平。邓小平下车以后上到国贸顶上的宣传餐厅，这是我们知道第一个邓小平来了。我今年20年，你今年是30年，这是很值得的；还有一个对亚兵的一个尊重，就是他离开了一线以后，退休以后有这么大的精力，用厚积薄发精神写了这么多的文学作品。每一部我都翻了，也送我了，每部都翻了。看完之后，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有点认真，完了我还真写了一个提纲，就是我来说什么。因为这种会参加得也不太多，这一段时间赶在28号中国报告文学副会长改选，因为要出差所以我又参加不了，亚兵你要参加中国报告文学会呀。现在中国作协在这个以外，这是协会嘛。在中国作协里面好像成立了几个专业委员会，其中有一个是中国报告专业委员会。报告文学的创作，这些年来应该是走了一个低谷。这些年我一直也在为此焦急，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中国作协专门在北戴河开了一个会，就是研究中国报告文学的现状和走向。我是准备去的，而且也写了一些论文，后来这篇论文也发表了，最后到临头又去不了了。所以一边感慨亚兵兄弟到深圳30年，一边不知道自己来深圳20年是怎么过来的，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真是弹指一挥间。在座的这些人，亚明头发都白了。

    罗烈杰：你是谦虚，我们都很清楚你是怎么过来的。

    杨黎光：其实在我的个性当中，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矛盾体，一个内心寻求静，文人追究的是什么呀？就是追求一个宁静的生态，宁静的心态，宁静的去读书，这是文人的一种心态。一边在生活当中燥，跟着整个生活一块燥。一个静和燥在一起，你的生活品质有多高，你看匆匆忙忙赶来开会，我还要告诉大家，我等会还得匆匆忙忙赶回去开会。四点半报社有一个会，明天要放假啊，还有报纸版面、广告什么的回去还要安排，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活的，真是不知道自己为何活的。今后怎么办？这列飞快的列车总要停下来的，今后怎么办？亚兵兄给我做了一个榜样。非常毅然的，在一线的时候把一些东西都抛弃开了，走到哪去了？走到书斋里去了，走到社会当中去了，一口气写了三部深圳纪实，我觉得他走的比我们高的社会层次上去了。今天我们讲什么？我想亚兵兄这些作品得与失、所长所短我不想讲什么，因为在座的很多人会就这个问题谈一谈。我想就亚兵兄这个现象，还有我对文学思考和在社会现象里面谈一下自己的感想，总的来讲我讲两个问题。

    我把我的整个思考，归纳到泛文学的时代的思考，因为现在真是一个泛文学时代。所谓泛文学是什么呢？过去文学好像是作家们的事，那么我就是一个业余作者，我有了一些成就之后，我也要挤到作家队伍里面去。现在文学已经变成自文学状态了，我不用发表了，我在网上开一个博客，有人天天晚上写，有没有人看我天天晚上写，已经变成自文学状态了。就像我们自媒体一样的，微博就是一种自媒体。这个文学的业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把我们以精英文化形势的文学，挤到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受欢迎的是什么？受欢迎的主要是一些泛文化的书，而不是一些纯文学的书。比如说讲全国的、比如说讲励志、比如说名人传记、新历史解读这些书在大行其道，所以培养了一大批像这样的名人作家。现在已经是把性能阅读变成了快感阅读，把审美阅读变成了消遣阅读，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所以所有在座的要搞创作的作家们，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千万要写好你的头一千字。就像拍电视剧一样，千万要拍好你头十分钟。现在有人做了一个精确的统计就是上网，网速要多快，人的忍耐程度有多大，现在已经算得很精确了，十一秒。十一秒我打不开这个网站，我就不会去等待它了，马上就把它退出来了。那么这一种时代我们为什么而写、写给谁看？你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第二个，就是网络发展带来什么呢？带来最大的就是文学从精英到大众化。文学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走向平民的草根精神，丁力好多年前问过我一句话，说你这个文学、那个文学，我这个老版文学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什么，其实你不要追求那个。你真的不能把追求老板文学作为精英文学，你就是草根文学，你从一个草根的角度来看老板，这反而有了你的文学地位。另外以教化为主的文学的定位以议论为主的文学了，这是阅读的主流，文学已经不是像过去我们强调的精神的锻造，而是强调精神的抚摸了。所以大众更愿意把文学看作精神的快餐，而不是精神的盛宴。这种情况下，亚兵的这三部的深圳纪实，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怎么评价他，我本人怎么来评价他？我认为就是亚兵对文学的一种坚守，对精神锻造的一种坚守。他以历史的亲历者来记录30年，30年不短了，美国一共才200多年的历史。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去记载这段历史，有一些事例是非常让人感觉精神振奋的。有些人都忘记了，你比如说中电的叫周什么？

    段亚兵：周志容。

    杨黎光：这个人我都不知道了，可能就是我来的时候他发的案被抓的。

    段亚兵：对。

    杨黎光：就是90年代初，可是这个东西今天看了以后，就让人挥之不去啊。还有一个你写的《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那里面的营业员，这些人物早就被历史淹没了。可是由于亚兵又把他从历史的沉积当中挖出来了，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通过这些人物，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这绝对不是消遣阅读、绝对不是快感阅读。那么这一些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创作写得很乱，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总认为我是报告文学作家，可是我这几年没有写报告文学了，也写小说、也写社会学研究，去年出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不知道归到哪一本书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作家来说，始终都坚守了高尔基那句话“文学是人学”，谁也不怀疑这个。其实今天来想想，我总觉得这句话不完全，我不敢说这句话不对。为什么不完全呢？你说文学是人学，那心理学呢、法学呢、尤其是医学呢？它已经离开了社会学这个范畴了。

    南翔：它应该是这样子，文学是塑造人物为主的，不是说只有文学跟人有关，其它的东西跟人没关。

    杨黎光：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个人的体会，更应该是说文学是情学可能更贴切一些。如果你的文学不去写情，那这个文学很难成立。那么文学的存在，我们应该存在于哪里？我认为这个就是文学的魅力，就是它最大的价值。而文学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语言，我讲这个语言是他的概念语言。最近热播一个电视剧叫《金太郎的幸福生活》，我看了一集挺牛X的，把生活很多琐碎的事情很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我再往下看，我总觉得这部电视剧缺些什么，我认为它缺了一种文学的魅力。什么呢？它把生活的琐事全部集中了，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看不仅仅是记录了，真实的琐碎的去记录这些生活的琐事，文学要提高啊，文学要赋予它精神、赋予它语言的魅力。我觉得大的概念来讲，这个《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太苍白了。我这些年看电视剧看得特别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每天要去跑步，跑步很枯燥，每一次跑四十几分钟，五十分钟左右，我就在跑步机上绑一个DVD，每一次看一集电视剧，几天就看完了，我跑完了，大概五公里到六公里左右，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得比较多。但是有时候比较好的电视剧，比如说前一年看的叫《中国往事》，这部电视剧没有火起来，拍得非常好，导演叫张黎。那你就放不下来了，晚上睡觉前也要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它的魅力。魅力一个是思想、一个是语言。从电视剧来说，它不仅仅是说出的语言，还有表现的语言。要说亚兵兄的作品美中不足，恐怕就是语言方面的单一，叙述的角度比较单一。故事，就是本身故事的处理，就像我们说相声一样，相声叫抖包袱，就善于把故事的情节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我对它有一个技巧的研究，我有这么一个认识，文学就是善于讲故事，讲好故事善于什么呢？就是处理好细节。比如说中电的老板，如果要我去写的话，那我要煽很多情，我要把他铺垫到一个顶点之后，再把他的悲剧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可是你就讲述事件的角度，直接就叙述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单一。我觉得人是文化的动物、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学是各类艺术类型的母本。这个母本最最重要的东西语言是其精髓，这是我的第三点认识；第四点认识是刚刚讲的文学更可能是情学，它在讲情学和审美的坚守，就是我们文学创作当中，也是读亚兵兄的一些作品，我的一些感想。

    现在在当下欲望压倒理想、无论物质压倒精神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学作为社会良知和精神的灯火，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社会了。刚刚我们的冷主席讲了一个段子，这讲反映了一种事态人心。明天是端午节感谢屈原，为什么中国没有365个端午节呢？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只要我的权利，我不讲我的义务，这是当下社会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讲自己的权利，不讲自己的义务，这就是索取和贡献的问题。这个讲起来是一个大理论，这不是大理论，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整个社会都在讲自己的索取了，这个社会大厦不坍塌见鬼了。当代世界对中国有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一个是“中国威胁论”，一个是“中国崩溃论”，威胁论是中国经济的崛起，非得希望国家造成威胁。崩溃是什么？崩溃是讲中国道德的崩溃。今年什么事都没干，就干了一件事，干了什么事呢？我就把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我进行了一个研究。现在我想也可能可以写成一本书，因为这些事件都严重的影响了中国道德评价、中国道德价值的坚守。哪些事件呢？"我爸是李刚"事件，还有南京的“彭宇案”，彭宇案这个案件，它不仅仅是写到当代社会，要写到历史当中去了。因为由于“彭宇案”，彻底摧毁了中国扶老爱幼的传统道德，老人摔倒了不能扶了。深圳的“缝肛门”事件、海事局局长猥亵少女案，这些都在中国的历史了，不仅仅是新闻史上，因为我在复旦大学给他们研究生做的一个课题。完了以后，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有兴趣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为什么？这所有的事件都是假的。“我爸是李刚”事件是什么？是喝了酒撞死了人，人家把他围下来了，他说“你们告我，我爸是李刚”，是吧，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认为的。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照片，去年俄罗斯反普京游行，尽然在游行队伍里面有一段中文写了“普京算个屁，我爸是李刚”，已经走出国门，到国际上去了。然后事件的核心人物谁也不知道了，这个李刚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吧，他儿子叫李启铭。实际上他是在一个害怕的状态下讲了这句话，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啊？我爸爸是李刚。这种话和你能把我怎么样，他爸爸是一个什么呢？李启铭官二代都算不上了，我说他是一个利二代。他爸爸一个副处级干部，有那一手遮天的权力吗？可是人们就愿意把这个跟仇富的心态融合在一起，造成这么大一个社会事件。“南京彭宇案”，他告诉所有人老人摔倒了别去扶他，扶了你就麻烦。什么原因？就是彭宇没有撞这个老太太，他把她扶起来送到医院了，回过头来这个老太太告他了。实际上是什么啊？实际上是彭宇下车，老太太正好走过门口，他就是把老太太撞倒了。撞倒以后中间出了一个故障，什么故障呢？就是他们到公安局去报案的时候，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后来丢了，他见了这个事不承认撞了，现在承认了，事情闹大了就承认了。那么这一些东西、心态都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亚兵兄，用他坚守的精神、用他一种对文学的爱、对深圳的爱，用了这么短短的几年时间，写了三部记录深圳这个过程的作品。我们且不说他思想性有多高、文学性有多强、语言魅力有多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坚守？所以最后我谈的是这个，我觉得思索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坚守，我该向他学什么。

    我们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写出来就是给人看的，我们离不开我们社会，小众的讲阅读环境，我们的阅读对象，大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进程。可是现在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作为一个作家如何坚守，从哪儿开始坚守？因为一个人他的信仰、态度和行为之间是互为作用的。行为靠态度来支撑、态度靠信仰来支撑、信仰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来支撑。那么作为这三本书的作者，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内心的价值观？亚兵兄我找一找你的情感的根源、文化的根源、思想的根源到底在哪？想来想去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儒家的精神追求，也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在中国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就是两大家，一个儒家，一个法家。儒家、法家传统和追求是不太同的，我一直在想，它们到底不同在哪里。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崇尚法家的，法家是无情，法家的传统我觉得是突出两点，一个是农耕，就是耕田，一个就是战争。所以法家的眼里最重要的是两种人，军人和农民。轻视商人和知识分子，尽管他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当中，我们常常以法作为获得利益的手段，可是对于法的精神并不是很尊重。所以我们老是讲不健全的社会，到底根在哪里？直到今天我们的法已经立得简直是你翻都翻不了了，还在讲我们法律制度不健全。现在有一点滥法了，就是法制定得太多了。儒家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它是强调精神性，人文精神是所有宗教和信仰的基础和参考，宽广的人文精神是所有宗教和信仰的基础。中国社会之所以可以维持到这么久，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靠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而儒家文化没有精神性，这种文化传统很容易沦为工具。还有我们一些作家，包括亚兵兄这样的，我们还在坚守什么？我一看到南翔进来以后，怎么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黑坐下来就讲一句话，西乡街要搞数值考评，他实际上是在坚守，就是带着他的学生。以前也是的，非常不厌其烦的向我推荐他的这个学生怎么样，那个学生怎么样，我有一个亲戚，在美院是学国画的。他是硕士生，他一年才见过他的老师两次面，就是电话你怎么、怎么样，你画好的画寄给他，他自己在那儿画了，高校没有多少老师在那么认真的带学生了。所以学生现在很茫然了，一边是听不进去，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济南大学、复旦大学带课就知道，下面的学生你上课往讲台上一站，头十分钟吸引不了他，下面的事情就麻烦了。不是说会后给你提意见，课堂上就给你提意见了，嘴巴不直接提出来已经客气了，微博马上就发出去了。今天哪个老师讲课，讲的狗屁！马上就出去了，我们过去讲“师道尊严”，现在哪里有啊。我去年做一个专题研究，研究中国的商人。我刚刚讲法家轻商，也是在那个研究资料当中得到的一个感想。中国建国60年以来，用30年消灭了资产阶级，再用30年又把资产阶级扶持起来了。中国当代的商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尊重的，国家、人大、全国政协有多少商人在里面，可是在历史呢？“士农工商”，商人是社会的最底层。有时候甚至把他跟妓女放在一起，农夫是比较高的位置了，在中国社会历史上，有一些时间对商人限制到什么程度啊，不准你能穿绫罗绸缎、不准你骑马，你只能骑牛，不能坐马车，只能坐牛车。我觉得在物欲冲击一切精神的社会当中，我们作家坚守什么？我自己也在苦苦思索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灵感出来了想写什么，马上就有一个东西，一瓢冷水泼过来了。这个冷水是什么呢？现在你写给谁看。我觉得亚兵兄在写这三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写给谁看，他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参与的人物，他要把这个历史记录下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想来想去没有别的解释，就是他的一个价值追求，他的一种精神坚守。尽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有结构上的不足、有语言上的不足、有细节处理上的不足、有故事布局上的不足，但是这三本书是可以留给深圳的历史的。这就是我的感想，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