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炳冰:黎光兄刚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从他的语言当中还能感受文字当中激荡的情怀,洋洋洒洒的讲话。那么作为主持人,我要把时间算一下,我们预定计划到五点半结束,现在还有大概七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有十位嘉宾的发言,每个嘉宾的发言是在七到十分钟之间,好不好。好,下面有请侯总讲话,谢谢。
侯军:主要是黎光说完我就不敢说了,他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站的角度和位置、想法和眼界不一样,他说完我就有点畏惧了,让哪位先说吧,我再想想。
冷炳冰:那不就让一光老师先讲。
邓一光:首先祝贺亚兵老师的书出来,从个人的历史来说,我是很受到启发,就是文博会"新媒体·新科技·新文学”。我现在就想大陆作家、台湾作家、香港作家、澳门作家,澳门作家就讲澳门的历史,那种揪住了我们出版、发行的困难;大陆作家都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香港的作家是用隐语表达的;只有台湾的作家上来每个人喜欢讲故事。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在想,文学就是什么?文学就是讲故事,文学故事我们是这个时代、这个历史其实是没办法契合,这个体制是不和谐的。摸着良心说一句真话,这个体制的确有不可行之处,那我们再来说我们生活是变化、动荡剧烈,它可以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改变、很多机会,那这些东西我们说的,我们到哪里说?给教育增加各种沉重的东西,包括给文学增加很多沉重的东西,给舆论增加很多沉重的东西。弄得教育不像教育、文学不像文学、舆论不像舆论,我看了几个台湾的作家的书,我本人是不喜欢的。但是我欣赏他们的方式,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就是讲故事。所以我来从我的角度来说说,我对于亚兵老师这几本书的看法,那么还是讲故事。我到深圳快30年了,我到深圳见的第一个官员就是亚兵老师,就是当我走进宣传部那个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文联的任何一个领导没有见过面,任何一个官员没见过面,然后到那儿去,说你见一见主管,我去了。坐在他的会议室,谈什么?谈文学。我觉得很有意思,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过来是谈文学。所以跟亚兵老师一谈谈文学,再走进去到部长那里,谈什么呢?又是谈文学,我觉得好,这是我的第一个认知,这坐城市它是能够容纳或者是容忍文学的,我觉得调过来是可以的。要不然我们的历史不用说很遥远,情感我们只说我们的100年有多少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亚兵老师之间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我认识的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官员。
第二个,就是很快我跟亚兵老师成为了朋友,我们平时见面不多,但凡一见面谈的还是文学。谈写什么?对什么题材感兴趣,我们如果去建构自己一个文学的表达,或者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有一件事是亚兵老师把我感动了,那个时候亚兵老师是主管、副部长,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很想,就是说我这么多年,为一座城市规划,为一座城市的宣传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很多工作都是身不由己的,我的很多工作是必须要站在更多人的,或者是某些方面的角度去做的。但是其实我是愿意从个人的角度上,这是超出了我个人的经验。我还讲故事,是孟繁华来的时候,我觉得太他有意识了,50后文学30年来,50后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文学经验,同时也建立了文学的一种标准的,甚至它成为了文学的一种范式,同时它成为文学的一种障碍,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不是。那天开了个玩笑,说这个文章发表的时候,必须做一个括弧,“(仅限于文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任何行业的50后,现在都是主要的主导。我身边那么多的朋友,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的进入到学者、官员,或者是著名作家,或者是某些人上去,上去又下来很痛苦的,下来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很多人下来不会说话了,因为几十年的方式,一种规范的,同时也是一种遮蔽的方式,是不会说话。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用口头的方式去交流的时候,相对人容易得多。因为你周边有太多熟悉你生活的人,和你熟悉生活。但是当你用文字表达的时候,对不起别人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同时你给出什么呢?不是说吃完饭,不是说这样的,今天怎么样,也不会这样的。你给出的是你的个人经验,你的生命表达,或者是你的困惑,你一定要写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当你不会说话的时候,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当你进入某一个身份的时候,这个身份不再是假定身份,它就是你的身份。那好,我讲如果我什么时候突然这一天不能再写作了,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说话,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我经常和我的家人或我的朋友,在写作之外发生沟通的端点,就是我不会在这种生活方式上再去表达。但是回过来的时候,当亚兵老师跟我说,他说我要想做一个个人表达的时候,说实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是我是不幸的,我不确定的。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你一个宣传部部长,主管这么长的时间,你一定是一个城市文化官僚的方式来面对你的写作。你能回到个人吗?我还是不相信。但是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应该是说我跟亚兵老师还是有过一些交流,他写这个题材上,是有过一些密切接触。我发现有一些一定是这个时代,就是他们深刻的理解。就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表达。亚兵老师他选择的所有题材,都是城市的关怀、文化关怀,他是一个这样的官,他站在这个角度去关怀,源于他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深圳30年改革开放,应该说亚兵老师本身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同行者。这样的人在深圳,可能要数以千万计,可能有的离开了,就是大量的人来了没有站住就离开了。他的写作一定是放在这个上面,有时候我跟亚兵老师聊的时候,他关心什么?比如说《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奇迹产生,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产物,这坐城市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飞腾?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但是亚兵老师做什么事呢?他特别的关注,在所有的这些经济、文化、政治、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模式的构成思想,他关心成功者、也关心了失败者、关心困惑者,亚兵老师的书,我是看的稿子。我看完稿子之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不是一部成功史,《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它不能说是一个成功史,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现代化城市,或者是现代化文明的一种挣扎和痛苦史,那么这显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界定之下的写作者。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认为亚兵老师他的确是大致做到个人的写作者,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认知。
我同意黎光刚刚说的意见,既然是报告文学还是有一个接受,就是作为作者本身表达上一定是个人化的。而这个个人化,它应该是让人能够看到,特别是让人接受的。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发生变化之后,我们有很多种接受的通道都打开了,而且很多接受的范式都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会接受伪娘、然后我们也可以接受撒娇、我们可以接受中性化,我们可以接受很多,都出来了。换句话说,实际上表达和接受之间,我们说写作和尝试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不断寻找的沟通点。这个时代不同了,这个时代一定要是给一个沟通。我最近也有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特别的有趣,不是我故意的,因为写作很多时候是身不由主。我不太相信,也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完全从容的表达者。那么我最近写了一个中短篇。我说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这个事,我可能不写了。知道了深圳我可能写别的,或者我什么都不写,但是正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写了。我最近写了一篇东西,它是一个中篇小说,是为了完成去年宣传部的一个任务,去写了一个电影。当时是写了一个故事,是准备写一个电影。但是写完之后,我觉得操作很困难就把它放下了。一直到今年有人说我们要做电影,你先把它发表出来,我把它作为小说发表出来,那我就把它作为小说发表了。在做小说发表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用叙事方式,他是一个孩子,我就用了当代孩子的心理。哪知道这个小说发出来了以后,现在已经有五家刊物转载,然后同时被很多人关注。还有人说我是用了一句话,说邓一光先生是“鹤发童言”,因为用了很多时尚的语言。其实语言不是我的,我真不知道,本人没有微博、没有博客、没有msn、没有QQ,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写了。我想做这个这样的表达,因为我写当下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就问我的孩子,我说你怎么骂人的?他就告诉我,我一听挺有意思就写下来了。这样的表达本身不是我的,但是这样的表达它就像你偶然之间、无意之间,你走进一个他人的世界,你突然和他人之间发生了某一种关系,而且你的某一种表达,某一段表达和他人之间,很可能作出一种尝试的可能。我觉得挺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而我特别认真的去表达那些小说,它没有太多人看。我们现在的一本书,说实话一个小说能印三、五万册就很高了,通常是两、三万册,那么你不如任何一个人,不说任何一个人,稍微好一点的人的微博都不如。我想在这个报告文学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一定是要讲究表达的。就是即是你个人经验的表达,但是同时它和阅读者之间,能够形成一个我愿意接受的方式。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
第三个,我是特别谢谢亚兵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亚兵老师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就是《文化深圳》。因为到深圳来的时候,因为年龄大,说实话你可能不大进入到这个城市,也不大可能我能接受它的空气、它的植被、它的饮食,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我不知道深圳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深圳文化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们通过阅读这种方式进入一个城市,其实也是一个可能。但是我的第一本关于深圳整体文化的书,就是《文化深圳》。我通过看《文化深圳》这本书,我基本上对深圳的文化,就有了大概的了解,所以在此非常感谢亚兵老师。我简单的说这么多,因为在座的专家也比较多,我只是随便说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