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炳冰：好，请南翔老师发言！

    南翔：亚兵兄我是非常尊敬的，我记得2008年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一本深圳的报告文学。他们到处找人找不到，就找到我，我就想到10年前当时宣传部李小丹（音）在的时候，让和另外两个人到北京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采访。但是后来那本书出不来了，通讯社的黄明堂（音）和骆俊（音）来了之后，亚兵非常希望他来参加这个活动，在酒店也说了非常中肯的话，对我们那本书有直接的帮助，这是题外话。我想说三点，我觉得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史料，我刚才也跟我的研究生说，你们要准备几本这样的书，因为你们接下来写深圳的电视专题片，深圳某一个部门的报告文学的时候，这里面大的背景和历史事实都有了。比如说《大围屋》这个客家的歌舞剧的时候，里头有包括整个客家源流的考察、辨析，历史这一块和现实这一块融合得好；第二点，就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这一条我认为他也是做得比较细的，比如说深圳的创新性、杂交性，深圳移民特点的时候，这里面有比较多的深圳市文化具体办的活动，还有关于深圳市文化设施建设的脉络，还有“两城一都一基地”的由来和具体的一些步骤，这看上去就非常明晰；第三点就是叙事和理性的融合，整个报告文学是一个叙事，但是里面有他不少的辨析。比如说为什么广东人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要塞，而深圳会成为窗口，他讲到广东人的这样一种包容性，喜欢吃头啖汤，这么一种的精神等等，我觉得这都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此前大家说到的报告文学语言，这一些我觉得当然是一方面。我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就是一些思想的辨析观点，可能我不一定非常赞同亚兵先生也提出来跟他商榷了，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会拖长的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后1994年国家开始尝试改革开放建设新中国，但是国际政治环境不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我记得当时为什么保留香港，我们没有跨过去，我们起码还要保留一点东西，不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如果把香港封闭了，我们跟外界就没有任何接触的可能。我觉得我们的失误是走了一条俄苏体制的道路，当赫鲁晓夫完全抛弃了斯大林，或者部分的抛弃了斯大林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又是修正主义。所以我们尽管有酒瓶，有等等这一系列好像跟苏修势不两立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走了一条比它走了更左的道路，这才会出现大饥荒乃至于文革付出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是我们连续三次出现“大逃港”，我们可能还不会在深圳搞改革开放。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深圳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做那本书的时候，全国人民聚希望与深圳的声音，能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再踏出一条血路来。包括温家宝，包括汪洋书记，我觉得对深圳都是冀望深厚的，语重心长的。而我们深圳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小说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所突出，或者是先行一步，这我觉得是全国人民有寄厚望的一点。好，我就说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