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菁：我就开始了，我轻松一点就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谈新科技和新媒体命题，从我这几年的历程来看，在我出版我的小说，最惊讶就是发现很多评论者或读者都会用都会性来谈论这本小说，我刚刚听的时候都十分吃惊，我在写得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必须要去强调台北这个城市的背景。我也从来没有意识，甚至不可带入这个都会生活什么特色，我也是很少上夜店玩耍的也不上舞厅等等。总之写一个跟都会有关的事，从来就不是我创作的时候想的这种心，我那时候希望在书里看到的是像刚刚以军讲的，像生活这么久一个不死却以及受伤的纯真如何恢复？然后我想可能是在尽管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许多真挚的感情都无法突破的一个现实上的阶级的障碍，始终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些都会性质都**我了，我不太了解。我又想到大家每次谈到都会小说，我很快就联想到这边被污名化，谈的就是那些讨论良性或者是比较寂寞芳心的那种轻薄的写作，所以非常的不开心，想说我写得这么用力被人家讲成这样子，就问一下我的作家朋友们，你真的觉得里面有都会性格在吗？结果他们就说是，我就说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都会性质，你以为你写的是乡土吗？你是在关怀底层人民吗？然后我就被问得哑口无言了，然后他们就说总之你的写作就是那种好像要读过书的人才能写的那东西。感觉那就是都会了，那就是都会了。

    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认真地去想都会是什么，以及跟都会有关的小说，严肃地来看带这个文学的光谱是什么？我找了一些资料又刚好听了一些书评家的分析，才知道可能我原来跟很多朋友一样对都会小说这四个字有严重的误解，严肃的都会性的小说未必是抒写一个城市它的风土民情或者是东西南北。也不一定是跟人际象征真正的都会小说作为一个文学的脉络，它可能归纳起来有几个特质，一个可能是它的主角和人物必须通常会在里面展现了一个属于都市性的教养或者它的视角观点，还有某种可能大家容易跟都会生活联想到的一种细致的事故。这些都会人特有的一个比较细致的思念跟特性构筑了这整个我们会去思考的特色。我就想起台湾的文艺青年十分喜欢日本的作家春上村树他早期的一些小说，跟他中晚期不太一样，也有都会性格在，那时候我记得念书的时候，所有的台湾同辈的文艺青年，看到春上村树小说里面写，主角在公寓里面自己煮意大利面然后放爵士乐，然后冲个澡之后换上干净的POLO衫，去喝杯小酒听爵士乐，然后就很多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学长们他们也都模仿这样的生活，好像这样子很文清、很都会。事实上你后来想想并不是这些意大利面或者是POLO衫或者是小酒馆或者是爵士乐构筑都会性质这件事情，而是小说背后展现的一个知识系统跟它的含量以及这种看待生活的态度，让人家有这样的廉洁。我也终于愿意去想想自己的小说里面什么时候到底什么地方展开了都会性，放在我生活的年代以及我生活的台北这个都市。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诗人杨泽（音）他曾经谈论少女学的时候，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生以及我们成长的背景。台湾在80年代末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重要期间，那时候我们面临的是这一代青春期或者是更大一点的时候，面临的是台湾政治的结点，然后台湾变得开始有钱。所以整个媒体、整个媒介、还有整个社会力量，还有整个社会力量金钱资本大量的风起云涌造就了我们那一代长大以及初出社会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我们那时候刚在读书，或者是也许刚进入社会的一些人，就回想那样的时代可能就是台湾第一次有了跨国的连锁百货公司，然后我们也开始兴起谈论一些女性主义，对女孩子来说要讨论资本主义跟商品化的问题，还有一些性别的讨论都在那个时候起来，刚刚长大的少女进入这个社会，她可能握着手中刚赚的薪水，很有自信、很神采奕奕的在消费跟物质之中构筑了自己很多的认同跟未来的相象。那时候我想我的城市台北刚好跟资本主义还有消费主义谈上恋爱，所以我这一代的女生也都谈了一场跟资本主义的恋爱。我记得有许许多多的下午，跟我的朋友或同学到咖啡厅，然后看到我许许多多年纪的女生在里面，那个场面现在想起来斗争非常精彩的一个岁月，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普遍面临的，我想我就不说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其他的体制，也就用个人的方式来谈个。我们开始长大，然后面临许多跟世界的摩擦跟冲撞内外都有。从校园到之，然后家庭到百货公司之前集体跟个体之间还有革命跟爆破之间都有很多的拉扯。那形形色色的我这一个失败的女孩在这个都会中游走，我后来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旦美丽的时光，其实有一些感慨，或者是往事如烟。

    从这个角度呼应新媒体跟新科技，我这个年代的都会风景里面。或者是都会画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80年代末90初，开始我的生活里面，我这个时代的生活里面大量出现网络的使用、手机的使用给我们带来根本上的改变。我知道今天上午的会程里面很多前辈们已经谈了关于网络文学或部落格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或者是一种载体，它可能跟严肃的新文学还有很多的鸿沟，也许现在在开始对话，但是中间还有一段差距，那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急于要讨论一个沟通跟交通的可能。那我现在放在一个个人创作者里面，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改变跟着刺激，以及它如何放在我的小说创作里面成为它的素材部分来谈。我这个年代开始大量的大家密集的使用网络，所以还有手机简讯以至于生活好像一直在变化，首先是那个我刚刚形容的整个都会化的或者还有消费主义的过程，然后我们回家上了电脑之后就可以开始经由网络，跟社群网站跟各国不同的人交朋友，然后也会遇到来自许多跟你的杂于北京还有你的生活常理完全不同来历的人，很新奇在那个时候。所以就会常常出现，你可能跟你妈妈说，我等下要出去因为有一个伦敦的朋友要来，或者我暑假想去洛杉矶找哪个哪个人，那这些平常都是用网络很密集的在联络的，你不会觉得说在遥远的天边，所以你的时间距离跟空间，就跟父母背后上一代有了完全的不同。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男生，他后来的经历被我转化了一下放在小说里，他很不高兴，他那时候刚玩上网络他就非常的积极，他就非常有冒险性格的人，他每天晚上跟各国不同的网友，从莫斯科、波兰、芬兰、瑞典都有联络，然后暑假的时候都会去各国跟不同的网友见面，找寻它的灵魂伴侣，但后来也没有因此而找到。然后我们也常常讨论，不知道大家记忆力有没有一部老电影《金玉盟》，那个故事后来被改成《西雅图夜未眠》，就是有一对恋人他们分开之后，很久约定半年之后在帝国大厦见面，可是在路程中，那女生就出了车祸，因为她来不及要迟到，她就赶时间就被车撞了，于是两个人就错过，那个男生以为她不来了。然后经过了很多人生的波折跟误会，才能破镜重圆。你想想看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有一只手机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两部电影就根本不存在了。总之我想谈的是这些距离跟时空的变化还有它带来给我们精神跟生活上的刺激。变成小说创作里面我这个时代很容易产生的部分，但是大量来的其实是一些感慨，比如说我们的世界似乎更广了，我们来往的范围突破了传统的限制，而且这限制可能包括国籍、种族、心相或者是工作领域教养背景等等，照理说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去找到自己或者是发展自己，大家我们获得的是什么呢？其实得到的一些梳理跟寂寞还有对于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一些无望，可能又源生于上一代的感触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一直就活在一个大量的讯息还有语言之中，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没事就发一个E-mail就活在这里面，照理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找到陪伴的可能性，可是却因大量的曝露在语言或者曝露在文字讯息的一个交换之中，资讯的交换之中格外的体会到的是什么？虚幻的语言还有沟通的无效还有现实的阶层的范例其实牢不可破，纵使你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可能是天下为公的，而这个东西也是我之前非常感兴趣的，在创作里面大量的命题就是语言的无用跟沟通的无望。我现在回头来看我刚刚谈的都会的东西，我后来做了一些研究，我在想如果是每个都会有它的小说的话，那会是什么呢？我猜想很快大家会去看在内地属于深圳的都会小说是什么？重庆的是什么？北京代表性的都会小说是什么？上海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放远一点谈谈属于都会的景点，谈到纽约至少在我心里面想到的就是斯科特·费茨杰拉德《大亨小传》，尽管我们不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那一个90年代的斯科特·费茨杰拉德，但是到现在我们到纽约都可以清楚的看见那个男主角在那边遥望着对岸长岛的点点灯火它的心中永远的失落，想到洛杉矶我们心理可能涌现的侦探人物，还有上海跟香港我想很多人会讲的就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管如何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时代的巨大转型，人们往往面临一个价值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不管是内在或者是外在的探索。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新科技、新媒体，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面临的时代性转变还有价值的转变之中，这个都会风景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事情用来我们这个时代做创作的确是新媒体、新科技带来的刺激，但是正如这些刺激带来的寂寞跟疏理，你想想其实是亘古以来永久不变的，他又未必与新科技、新媒体那么大的相关，在我看来从这个地方召唤出来的人性以及情感的观察还有文学的价值，它是新的也是旧的但它可能也是永远不变，跟新旧没有什么关联，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骆以军：我们谢谢李维菁，我听她讲话有晃神，我们创作的几个都是平常在温州街在咖啡屋聊天，我会忘了自己在主持。有一次我跟李维菁在聊到非常喜欢的，那时候刚好是张爱玲的小团员出了，过两年就是她的雷锋塔出了，某些部分谈张爱玲的时候，一起很喜欢的加拿大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他在其中的高贵，后来李维菁跟我讲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小说家，他其实也有写一本小说，里面有写到这个主角本身就是一个明明是一个纯文学有名的作家，可是他却非常有罗曼小说的感觉。我记得前几年在复旦大学在讲网络的文学上面上十万整天流串的这些像快速交换的遗传基因，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演化高级物种这样一个的概念，我们的演化像海洋里的菌类、藻类，我记得李敬泽先生说其实你们以为当时写的是最真的，其实从小说来看你们是最古老的，你们里面包容的东西就是几百年罗曼史的东西，你会发现里面梦的东西，其实是有非常工业化、非常专业的罗曼史小说的传统。我们接下来发言的是蔡晓航先生，也是一位60后，也是一个得奖无数，他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面做这个引子他这个小说跟科学有关，里面这个角色本身具有科学化的背景，因为蔡晓航也是在大陆有名的小说家了，他本身有理工的科学背景，他会拉出来一个很奇特的视角和高度，他的小说最后还是逼视人类古典文学的作品，我看到他也非常高兴，仰头上都是一批50后作品莫言、韩少功，往下就是80后就是韩寒，我很少碰到一个同年，你们的处境是怎样、台湾的处境是怎样，我来大陆一下就把我和葛亮，因为大家陌生我，他们罩我，我觉得很少遇到，所以遇到蔡晓航特开心接下来我们请蔡晓航发言，谢谢。

    蔡晓航：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感谢中国作协，也感谢深圳作协，其实我的实际职业是一个商人，其实进行一个跨地域、跨文化的多元化的交流都是在商业活动当中，所以我挺愿意跟作家交流，我原来在深圳，每天早上就是谈钱，晚上就睡在卡拉OK，所以我特别希望跟作家交流，因为我还是一类人，大家想得和做得事情差不多。那种感觉和事态是一致的。听了上午的发言我特别有启发，比如说施战军先生，新文学载体的改变新文学只是从一张纸。文学作家必须要改变一个观念，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结网，这是我的想法。我是想把所谓新文学这个观念转变如何面对市场，比如供给的变化、需求的变化还有载体的变化，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市场的变化，那么我们怎么从一个市场的角度来面对这个变化，我首先说一个纯文学的困境，就说文学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已经相当的无力了，我记得小时候读前辈作家的书是很大的一个享受，但是现在的小孩不读小说了，他们有电视、网络、音乐都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因此文学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论坛，当时说了一点实话，各位别想靠写作来改变命运，除非你家里特有钱，否则别想靠他改变命运。后来一个老师跟我说，你别说实话，我说我在这个里面泡得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就说了一点实话，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过程，我是大概从1996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才开始写作的，我原来是搞科研，做电台主持人，或者一直做商人，平时还有业余时间写作。我当时主持的是一个文学节目，后来我发现说得特别好天花乱坠。一开始我怀疑自己后来我怀疑作家，直到有一天我特别愤怒，我干脆写得了，我1996年开始写直到拿到鲁迅文学奖是12年，我的娘家是人民文学奖，大概我记得印象中从2001年到2010年每年写两个中篇，但是会有一个或者两个进入各种各样的遴选，我觉得在纯文学、中篇小说创作这一块我的创作还不错，但是我受的刺激是什么？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平时忙的时候我一天能够接30个电话，那时候2008年的下半年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我的手机跟死了一样。我对生活的不安定感之外我认真思考了文学本身，我觉得纯文学的路确实是越来越窄，我花半年的时间写小说两个月构思、两个月改，花半年的时间，读者跟我交流七、八个已经很多了，我印象当中有20个人说小说好，那已经算我很幸福的时刻了，但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我就一直思考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受刺激之前我是有惰性的人，但是去年我受了一点刺激之后，我有一个他读了小说跟我交流，他说你小说写得不错，你在市场上就是零，你别老觉得怎么着，我当时特郁闷，但是我想到了一个饭馆，说对一个饭馆最好的评价是什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时那个人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但是他说是一个实话，我们是零，我们比如说从文学创作上，我们会觉得韩寒、郭敬明都是狗屎。但是在产品、在市场他们是大商品、他们占据市场份额太大了，我们无可比，我们是狗屎这都是实话。我从来就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从小老在班里考第一，后面听了这话特别刺激，后来我经过大概一两个星期的想法，我就想痛定思痛坚决面对市场的问题，从2011年开始我就做市场，那么我就开始，首先我对市场有一个看法，就说我刚才讲了比如说像韩寒或者郭敬明他们的产品占有这个市场大部分的份额。但是经济学里面有一个长为理论，就说几个特别大的产品，我们表面上看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他后面有无数特别小的商品，如果把这个小的商品加起来的话，远远大于占领主流商品的市场，那么从这个里面来看，我们每个文学作家都有细分的市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细分市场，我们中国的市场大，读者的比例小但是它的基础大，所以如果我们把细分市场做好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做好的，第一个我们有手头资源，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想这个策略来对待这个策略，当时第一个就是想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细分市场。原来我的中篇市场出一个刊物，到底卖多少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分析市场的时候我就想，我的问题在于我的产品没有送到客户手里头，有人说你的小说写得不错，比网上的作家好多了，我说了当然。后来我就想我是一个没有送达的概念。从今年开始我就做一个书的推广活动，我今年要出一本书叫《所有的猪都到齐了》，骂我们自己也骂全中国人民，当时读了一本书他说这个世界除了猪圈什么人都不是，后来改了一个灵魂深处的大象，但是这个明显的太文了，但是要做的话，我就所有的猪都到齐了，我后来把这个书做起来分了很多的步骤，比如说他的封面、他怎么布局谋篇。第二个除了一个传统，开书评、新闻发布会传统的工作要做，我们网络上要进行营销，除了这个我们要做一个话剧，这个是作为一个广告效应，我现在就是想做到《失恋33天》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东西，我不光是想卖这个书，比如说周系列所有的猪都撤了、都吃饱了，我想做五年的广告，我的目标客户就会明确，知道客户在哪里，能够想办法把这个产品送到客户的手上，所以总体是我对市场之想法，后来自己成立了一个影视工作室，大概做了这么年事，一个是有朋友投资拍几年的小说，基本上只有10%是赚钱，现在是想做成什么样子，就是中央-6这个模式是不亏，我们不能亏的去试验一下，我们做中央-6、微电影，然后剧本生产我自己不写，因为写小说是挖金子，小剧本是挖煤。影视工作室主要是这么几块动作，最后我想坚持真正的纯文学写作，我自己把市场和纯文学写作完全分离，市场推广一个是产品的送达，第二个是一个影视的改编。第三个是剧本的生产，比如说电影剧本手写不坏我可以参与一部分，但是电视剧不行。这个就是我大致的想法，就说我所有的市场收入我的唯一目标就是进行我的纯文学写作，我的丧心病狂、不知廉耻都是对自己最大的宽容，一定要把小说写好，最后我想说如果生命是有意义，那么我就用文学来追求，如果是生命没有意义，我就用文学来挑战，这个是对功利时代发自肺腑的抗争和呐喊。谢谢大家。

    骆以军：我们谢谢蔡晓航，一个无法跨过的文学困境，其实我们底下跟陈雪和胡淑雯聊的，文学非常的穷困，听听怎么变成狗屎、听听怎么又变成猪了，的确是两岸不同的文化，在台湾我们真的很努力要跟澳门一样，市场太小了，我们自己可能也尝试过，看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送达，好像都失败，接下来的一个例子刚好是相反的，我们的大美女朱国珍，朱国珍在台湾的成名非常早，几乎是我同一个年代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六、七岁，当时台湾军队管控很严，所以他们有一个只准可以收看一个频道，她是所有阿兵哥的梦中情人，因为她是军中播放的出版主播，因为她非常有才华，就帮她出了一本书非常的畅销，朱国珍的形象应该是以出版策略大市场的畅销书的可以强迫性的送到青春梦的男孩手上，但是后来很怪，我们就这样写着，大家就这样慢慢的变老了，书写的过程就进入到一个，也没有办法，台湾的环境纯文学，很难猪翻不了身变不了人，但是这个时候朱国珍不见了，她就像所有美丽的女主播嫁入豪门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今年她出版了一个书叫《三天》（音），她曾经应该是一个非常畅销、非常红的女作家，可是她突然不见了，所以她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城邦暴力团》，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你可以看她怎样深挖内在的心灵史，一个台湾的女孩，一个少女怎样讲出她内在复杂的伤害史，刚好反而是一个倒过来的时光沙漏，本来在台湾，我觉得是台湾的风水出了问题，本来在台湾很畅销的，在大陆很傻B挖煤的，可是后来还是有可能想办法让自己的产品活络，可是还可以维护自己的文学梦，可能台湾的时光沙漏倒过来，你最后要选这条路的时候，你几乎只能当一个臭狗屎，我不是在骂朱国珍，我们请她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