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我们下午的会议继续进行，根据大会的安排由我主持下面的发言，今天的讨论共进行了三场，每一场就像是走马灯式的，感觉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不变的就是谈论的主题，我们长话短说下面隆重请出来自香港的年轻作家葛亮先生，他是一个文学博士，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同时他来自南京让我们大陆的文学界瞩目是因为去年的长篇小说《朱雀》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上面获得了诸多评委的高度咋样，下面有请葛亮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葛亮：首先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褒扬，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来说愧不敢当了，这次非常荣幸的和在座的各位前辈交流以及请教，关于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作为一个年轻人想尝试从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去跟大家交通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那就是传统有现代，所以我的题是“传统之魅，现代之魅。”早上听到施老师的发言让我非常我有感触，因为施老师的发言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常与变”我想这是有关于传统和现代的话题，实际上也可以从常与变的角度去切入。接下来我就将我的这篇发言稿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我想尝试这个话题首先从我所熟悉的城市讲起，刚才李老师也讲到，实际上我的写作和这座城市相互，那个城市给我非常多的滋养，换句话来说实际上南京这个城市同时也是我心目中的文学的一个初期的轮廓，可以讲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这座城市从未离场，甚至成了一种倒影，那其实为我的写作也是为我的阅读，一方面他这个可以讲是蒙上一层陈旧和温暖的色彩，但是也会感觉到实际上这种色彩始终如一地也在指引和跟随着我，如影随形。所以在文字的版图上，从这个城市我会连心到其他的或者说是一种他城及我城的这样一种过程。因为旧年的一些过往实际上我在重读一些书籍，比如说王军先生的《城际》，和长辈朋友谈起这个话题实际上也感受到，找到的并不欢呼当下更多是仰视50、60年代的匡位，经常讲的也是人生也是名声，那名声更多指引到的是建设与规划的大计，我们不期然会因此想到很多的名字比方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实际上都在北京的城建史上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轨迹。这本书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写得非常好。他写到的一些人和事实际上至今没有淹没在我们的回忆里，所以当读起北岛老师的随笔《城门开》又别有一番感受，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要用我的北京来否认如今的北京。”你会感觉到这句话里面实际上是有一种痛楚跟伤感的，而这种伤感的是非的具体为什么？因为可以讲是渗透他自己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丝丝入扣，但北岛老师又从异乡人的角度来称呼自己，可以从中间折射到一种对于时代的惋惜或者说对于一种时代脉搏的把握，所以这种脉搏可以讲你现在似乎已无凭据，那无独有偶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在等飞机买到的，就是舒国治先生的《水城台北》这里面读下来又让人心生一惊，就他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40年代台北最大的改变由水城变成陆城。对于这座城市就个人而言实际上一个时代的过客，曾经在中正路、温州街或者施大陆（音）上的这种灯火幽暗的酒吧，实际上你感受到的现在的台湾已经领略不到，在舒国治的文章里面所描摹到的水上阡陌的种种的点滴痕迹，实际上也就因此而忘记了台北曾经是一个盆地的历史。舒国治这篇文章的点醒实际上也让我们心生遗憾之后会产生一种落寞感，因为这是当下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去感知到的所谓城市的相貌，实际上在香港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香港曾经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当时叫三不管的地域，实际上重要重要的历史遗迹叫做九龙城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完整的从香港的版图上消失，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叫曾灶财，然后他被称为叫“九龙皇帝”是因为他在香港的不同的建筑包括一些所谓的估计上留下的个人的墨宝。当然本身它的这些遗迹现在也成为的文物，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我们看到一个大的一个改变的步伐，我刚才提到的以上的城市里面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陈冠中先生有一本书叫做《这一代香港人》我们感觉到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幸运了，因为我们再年轻这些人实际上在所谓拥挤或者混杂这种关健词，种种构置成格局中的生活，已经没有和之遥相呼应。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两本书《城门开》和《水城台北》有一个非常绕有意味的交集，就是说两者实质上都谈到了所谓的声音和气味。那城市对于感官的刺激实际上可以讲是如影随形。舒国治讲得非常的诗意，北岛表达更为直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就像狗一样，要不是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五味杂陈实际上都是家的痕迹，哪怕是不清洁的甚至于刺鼻的。”我想对于这点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家是传统的，无论在当下看来以各种各样的尺度去衡量他是不是好的，但在我们的内心可能都是亲切的，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赐予我们的一种遗留，让我们在回收过往会有所凭借，但同时我们也会怀着一种无奈或者些许暗淡的心境去体会它。因此这些东西的凋落好像夕阳晚照一样，所以失去这些东西最终都是要失去成为一个追忆的理想国。

    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实际上当下的人是以未来作为生活的常态，似乎再没有等待的忧愁，电子化的生活将你我链接在一起，沟通成为了一日三餐般让我们惯习于其中的生活的场景，实际上对于生活我们有非常多的习以为常，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将错就错的感觉。旧年的时候看过一出话剧叫《盲流感》这是脱胎于何塞·萨拉玛戈的作品《失明者漫记》，当时看了这出话剧的时候，我也深深的为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障碍所造成的恐惧所击打，所有的东西爆发的形式呈现出来，当然大多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负面的东西。比如说猜忌、懦弱、偷盗、奸淫、凶杀、奴役，所有的东西出现得顺理成章，似乎不需要铺城，这种无质疑感，感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上帝之手。如果说这种交流仅仅是因为素不相识是不是更加能够让我们所接受呢？我想通信技术的革命似乎给我们更多的编制人际关系的机遇，就像麦克卢汉在上个世纪提出来“地球村”的概念，以现代的电子通讯视角作出的地球缩小的比喻，而现在这比喻实际上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被放大为最不可思议的网络帝国。冷战后所谓的跨过资本建立起来的国际系统，资讯公共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的传播，成为了世界压缩的新景观、电邮、聊天室所有的虚拟社区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角色扮演。那在1993年的时候，纽约杂志曾经有一副漫画，他的标题是这样的“在互联网上面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我想中间包含一种乐观和欣欣然，但是实际上寓意也是意味深长的。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无论各种各样的媒介如何的发展，我们生活的周遭如何的日新月异，但是还好有文学，他是任何时代的一救赎，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他提出来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印刷资本主义”，那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催生出了所谓印刷语言和印刷文学，直接的扩展了人们在生活上、空间上与时间上的幅度，而这个幅度那面其实大家素为谋面，但这种共同体秀气共感仍然通过文学所塑造出来，文学的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且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最终创造出想象的共同体。我想这也是对于昔日人类文明的总结，但是又成为了对数十年后人类文明的预言。如今的共同体是一个远比印刷时代更为扩大、多元并且变幻莫测的空间。我们每个人因为互联网将命运交织在一起，分享、表达、抵力，我们前所未有的获得了发表见解的自由，建构与颠覆的自由，一种新的文学应运而生，而新文学的创作者同时成为话语者的生产者，在种话语模式中间，伴随着一些神话的诞生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民间的价值观渐渐清晰，让我们无以回避。山楂树下清澈如水的爱情带着辉煌的影切近切远，迅速成长的80后在职场上无往而不胜，过着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个人生活，这些文字带着温度是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与低实的声音，因为他关乎内心，也关乎稍纵即逝的城市表情，因为网络也因为文学，个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尊重，这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个人的所在即使无法脱颖而出，但却依然改变着城市和时代的旋律，就像一个网络作家在作品中的自白，“我想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一点点不一样或许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这个作家在去年的时候创造了一场话语的风暴，这风暴的名字叫做“那些年”，从消费主义的立场上看这是一次新媒体、和新文学交合的大众文化盛宴广告片、幕后花絮、滚动榜单、电影文学迅速跟进那一场热血青春之旅仿若嘉年华，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喧嚣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出碰到的却是对国王的浓郁的怀旧，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1994年，那一年我16岁，张雨生的歌声还在、张学友的《吻别》大卖了100多张的卡带，那一年组头还没有开始看中华职棒。那一年有一个皮肤黑黑的女生赢得了五登奖的冠军。”我想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会勾起多多少少的回忆，乃至于两岸三地，实际上他提到的女生就是张惠妹，最后一句话是非常让人唏嘘的是“那一年，那些年…”。我们看到了似乎成为新文学上过去的致敬，新和旧现代与传统原来也是可以如此的交融，令人动容。我曾经收到过一份读者的来信曾经有这样一句，他说“到底历史与现代，孰新孰旧，只有人真实存在过的时代，才能够承载其中的魂，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身边的万物也同它一起回到过去。”我非常为这句话所触动，同时间发觉有关这座历史、这座城市的历史都是来自于人、气息、声音、影像、喜乐、都附和着人的温度，记忆或许可以作为对抗的武器，在格式化的生活里渗透、建构、强大最终破茧而出。1666年的9月2日的凌晨两点钟发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事件，一场大火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大火从布丁巷（音）烧起，整整烧了五天雷恩设计了以伦敦的交易所为城市中心新的论。然而这座与物质为导向的新设计举步维艰，因为人们所熟悉的伦敦并未被大火所覆灭，因为这座城市曾经的根基，如此顽固地在英国人的记忆深处扎下了根，因为莎士比亚、威廉布莱克以及更多的名字，或许因为新媒体与文学的存在，我们心中的伦敦，北京与香港可以留存得更为清晰、丰盈、久远传承下去，成为永远的记忆标签谢谢各位。 

    李朝全：谢谢葛亮先生，我们文学的创作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的积累，我们优秀的作家往往都是一个多面手而且是一个身兼数职，下面要发言的就是深圳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南翔先生。

    南翔：各位朋友下午好，因为上午搞了16个本科生的论文答辩所以到得比较迟，上午很多的精彩的发言就没有听到非常的遗憾。刚才我在下面想“新媒体·新科技·新文学”，如果把前面一个字给置换成“旧媒体，旧科技、旧文学”可能来得记者更多。有一句台湾的诗余光中的一句诗意的语言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萦回不去，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如何送她一首《菩萨蛮》呢？”实际上玛丽是需要的、《菩萨蛮》也是需要的，别墅是需要的、山庄也是需要的，互联网是需要的，毛笔也是需要的，动车组是需要的、绿皮车也不能马上消失。《人民文学》第二期我就发了一篇短篇小说《绿皮车》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这一期新华文摘转载因为我在铁路干了很多年，不是一个单纯的怀旧，我认为把绿皮车甩掉了，就是甩掉了我们的弱势群体，当时我说坐绿皮车的是我们沿线铁路职工的子女到省城去上学，包括一年纪的学生，包括郊区到城市里面去卖菜的菜农。还有一部分是通勤的职工，甚至乞讨的、卖唱的也能在绿皮车上，但是动车组那么干干净净这些人就被一扫而空了，当然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怀旧者。虽然20多年前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我在我们省文联，作家准备下去采风，我在边上听收音机，还在边上打两个太极拳，我一个学生一看说“老年人的标志是一是打太极拳，二是听收音机。”但过了20年之后我反而既不听收音机又不打太极拳了，所以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跟年龄大小没有关系。实际上我在90年代初刚刚有“二八六”的手提我就用坏了一台，有“三八六”的电脑的时候我也用坏了一台，因为当时就是用手写字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想来想去我还是回到我曾经在一次文学讲座上的话题“好文学需要的三个信息量”。

    我今天想稍微深入一点，就是我认为好的文学它是要信息量的，这才跟我们的三个新挂上勾就是：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深邃的思想量、创新的审美思想量。因为我发现我们工商情境、资讯社会，我借用一下港台的术语，他们说资讯我们说信息，他们说计程车、我们说出租车，尤其在台湾的时候看到那个大陆上的例假日除外，就什么车不能走。一看例假这个词我差点被晕倒，因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在大陆是节假日例外，绝不可能例假日如何如何。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沟通到一块，这个社会是讲信息量的，我们很多作品包括中长篇小说信息量太少，这个信息量包括历史知识、生活知识、情感知识，我记得去年本科生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一个研究知青的文学生，我突然问他：“你知道四人帮是谁吗？”，他憋了半天说：“林彪”，因为你研究知青的你不知道四人帮是谁，这篇论文依据何在？所以我来之前上午看到侯一芳（音）在西北政法大学说到的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就是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守旧主义者，我对文革是非常激烈的批判，《中山》第一期我一个中篇四万字《老丁》是埋设了我很多对文革的批判。当然不仅仅是批判一直延续到现在。他说居然有人要对文革一分为二，要给对文革平反的人一分为二。他说难道要给纳粹以自由吗？对纳粹也要一分为二吗？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而现在我们很多写文学作品，反胡蜂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文革经历了全过程，我是有足够的发言权，我不觉得这样一场运动可以在我们的文学边缘悄悄地滑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情，所以生活信息量当然也包括大量的生活细节，好的文学作品其中填充的这些都是东西都应该在里面，十月是从生产线来的，他的很多作品我也很喜欢，他大量的描写了流水线他的生产场景，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来自第一线的作品不热爱劳动，所以我想起于坚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他看到美国的工人对那种自己做衣服，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工业的产品、流水线上的产品是非常欣赏的，他说第一是欣赏自己的作品，第二才是想到工薪工酬。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包括我当工人的年代70年代，我才发现很多农民工进来之后卸铁锅都敢往下扔，更不要说卸砖头，而且卸什么吃什么，我就觉得那时候已经礼崩乐坏了。不是从现在开始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劳动都不热爱。我很喜欢刘醒龙一个长篇的标题《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生命必须包含对劳动的热爱，如果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不喜欢，我觉得他不可能写出非常好的东西，也不会有非常好的生活信息量。所谓“爱一行、干一行、敬一行、钻一行”是有道理的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我们看汪曾祺的小说，你像他的《葡萄月令》，整个《葡萄月令》就是一个说明文，就是一个劳动的文章。葡萄怎么摘、怎么收、怎么藏、怎么把枝条盘起来等到来年再插枝发芽。写到挖蚯蚓，那个蚯蚓哪种是用蚯蚓浮出来的，哪种是野生的蚯蚓。我不是说要把我们的作品写出说明文，写出生活知识的感受。但是这种东西会浸透作者乃至于他通过作品留给我们读者一种对生活乃至于生命的眷念，这类作品在大量作品当中看不到，所以我认为没有丰饶的生活信息量。

    第二个文学要有深刻的信息量，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文革的我看过不少，但是令我满意的不多包括我自己的。我觉得那段历史是不能忘记但是怎么写？怎么去埋设，你看德国的《生死朗读》，它认为忠于职守，像螺丝钉一样忠于职守，这个汉娜，敌军来轰炸的时候不把人放出去，而且在法庭上他振振有辞，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你会不遵守上级的命令吗？他不是服从人道的戒律、人权的戒律人性的戒律而是服从上级的戒律，这就使得很多无辜者葬身火海。那么他这样一个法学系的学生一直到年长，到了法律教授之后，不停地给他提供录音带，提供给他朗读，小心翼翼地掩盖住他是文盲的这样一个内心的自卑感，这都打通了人性的关怀和前瞻，这才使这类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警示和审美意义。那么这类作品在我们的文学表达中和我们的文学期刊中也是比较少的。那么我认为具有生活信息量的作品它的要义：第一是独特的生活视野，并能在这种视野里引申和阐发与现实生活中的关联。第二点生活的广度、宽度，历史的纵深和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第三点是人物个性及行为对我们的联想和启迪。具有思想性信息量的作品，它的这种要点是第一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中提升出自己的观点，个中不仅言之成理而且独辟思考之径。第二点思想的境界、格局和人类的朴实的文化价值观相斜行。第三避免说教以及思想大于形象，尤其是虚构的文本。今天我们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讲到张爱玲的一些家庭类的、巴金的《家》《春》《秋》，后来我问到他你认为现在你跟你父母，或者我们80后、90后跟父母的隔阂在哪里？他说中国的父母亲跟孩子缺乏沟通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我说拟稿这是表层的东西，我觉得深层的东西是华人甚至包括亚裔他是要面子，要孩子给他长脸。然后他的工薪、他的大学、他的岗职，他所谓的出息不出息都是在这样的红线上的，由此父母亲觉得长了脸了，觉得给孩子幸福，实际上不是。而西方就是让孩子快乐，所以我们才出现虎爸爸、虎妈妈，不仅仅是在中国出去的，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出去的，整个亚裔圈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包括中日韩这种大学、中学才是接近地狱的地方，从幼儿园一进去孩子就没有可爱的童年才会死记硬背很多东西，才会从小戴着厚厚的眼镜，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去装书。最后就像一个德国人说的“尽管你们近视比我们深、你们读书比我们早、你们负担比我们重、你们小学就能做我们高中的题目，最后你还是要买我们的产品。”你没有创新可言，100多年来所谓的政治、经济、法律、新闻器物层面的创新成果基本上都是西方人，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第三点所谓的审美信息量，当然也是经验一个合格的比较优秀的作家很重要的尺度，我们看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一个孩子因为长不大，因为他发现了父亲和母亲的这种罪错，然后他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去恶作剧让他不喜欢的人受到他声音的惩罚。今天早上我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叫温德拉的高音音乐家，他的高音可以达到100分贝，他高声唱歌的时候可以让三个高脚杯同时震裂。我想君特·格拉斯在写这个小说、美学设计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的细节的，但是他可以通过他丰饶的想象力使得我们文学创造出这样的审美通道，我觉得他把这个通道，把这个美术坐标一旦建立起来，别人就不可能做去重蹈覆辙或者是走他的老路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想强调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工商情境下，我们美好的作品要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感受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思想，感受我们文学的审美，我没有超过时间谢谢大家。 

    李朝全：谢谢南翔教授，因为时间的限制，他很多精彩的言论还没有充分的展开，下面我们要欢迎一位美女作家，第三波上台的美女作家特别多，今天历史上最多的一波，有三位美女作家，第一位是来自于台湾的知名作家陈雪，她是1995年就曾经以《恶女书》登上文坛，代表性的作品有《桥上的孩子》、《附魔者》、《陈春天》等等，她发言的题目叫做疾病与爱情、迷宫与旅途的书写，有请。

    陈雪：各位朋友晚上好，很不好意思我要从题目开始，昨天晚上和骆以军他们一起聊天，因为房间比较大，昨天晚上因为爱美所以没有戴近视眼睛，我知道号码但是我不知道方位，大概走了十分钟没有遇到任何人，但是我还是凭着微弱的视力摸索着，最后回到了房间。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故事，我童年的时候父亲是一个木匠，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1971年的出生的，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话，电视机也没有都要去家长的村里去看，到了1980年我记得我们家非常有钱，家里有些非常莫名其妙的，旁边有镶着金边的碗盘，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家里破产了，然后我母亲不见了，然后住在台中县的一个乡下，所以面对的处境非常深，父亲在一个小山河（音）里面，我记得父亲跟爷爷奶奶商量，我看到父亲哭了，童年里我的记忆都是破碎的，这个画面就是在写作之后，我是专业写作要常常接一些其他的工作来糊口，要到世界各地去的，就像今天这样一个饭店里面，觉得那是一个梦，还是一个仓惶的童年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我11岁，现在还没有上学，她就写信我母亲说她在哪里，让我带弟弟妹妹去找她，要去那个地方很辗转，先走20分钟的路然后等半个小时的公车，然后到达母亲的地方，对我来讲那个地方很远，母亲住在所谓的饭店里面，如果现在来说就是大概一个晚上100多块钱的酒店，但是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家，母亲住在里面，母亲就带我们去上楼。有些房间还是相通的，我完全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我只知道那个是饭店是酒店，我只知道母亲在里面，给我们戴上漂亮的衣服，母亲变了，她化了浓装穿了漂亮的衣服，然后和她的姐妹在那里也是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小孩就坐在那里很紧张，我是老大，我表现得很好，我们就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突然间有一些人旋风式的来访，可能我没有看过人家穿西装，然后母亲突然塞给我们几百块钱，她说你们去楼下吃东西，出口没多久就有电梯，大概就下楼了，大厅旁边有一个小西餐。就悠悠晃晃的，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想到应该上楼了，在进去电梯的一刹那，就像现在的电梯比较老一点，我突然想到我不知道我母亲在几楼，几号房间，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然后电梯缓缓的打开，我就带着弟弟妹妹一层去找，结果每个房间都是一样的，但是地毯是暗红色的，它就是一条的，有点弧形的，我就站在每一个房间门口想这是不是母亲的房间，然后我就在那边听，想要听听看里面有什么声音，然后我就去想在那个房间我闻到什么气味，我一直在沿着找的时候，在那个之前房间里面所发生的不了解的东西，我在那些幻想当中弟弟妹妹像梦游一样跟着我，就这样一直找，其实完全不可能找到这个，就像昨天晚上，很奇怪的是一个服务生也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的全名是什么，对小孩来说妈妈就是妈妈，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寻找母亲，但是在那样一瞬间我们三个是被遗弃的小孩，突然间门打开了，因为在不断回旋记忆的过程，他们走出来，我们三个站在门口，妈妈出来了她就问去哪里了，然后他们又继续打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妈妈也没有问我，这是我要讲的故事。我刚才讲的1980年，1990年我就开始写小说了，1995年开使用电脑到了，2003年开始用网络聊天室，然后到了2004年开始写东西，我在上面尝试各种方式的写作，到了2010年，因为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开始玩台湾的FACEBOOK，其实我刚才讲的漫长的缘故，其实我是一个羞怯的作家，因为发生一个铺天盖地的事情，我的生活转了一个弯，我的FACEBOOK上的朋友有几万，我再写长篇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像日记一样的东西，其实我完全是为了抒发向公务员写长篇的小说家，到今年已经第十年了，可是我另外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所有的朋友持续的待在家，因为他们把我的生活当做一个神话，后来到2012年我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签书活动，这个过程非常奇怪，其实我一直在惦记着我写长篇小说，其实FACEBOOK网络聊天室，很多人因为我的小说被改为电影的缘故，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一直不断地探索自我、探索世界、那些房间背后我想知道母亲的下落，我急于的知道，我逐渐的知道爱，我的那些朋友还会寄那些礼物给我，见面的时候他们给你手写的信，可是在静夜里我永远想起的是什么让我开始写作，可是我喜欢写长篇小说，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我重新在构筑我见到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了不了解，我认为在每一个房间，我不能去敲门，然后我去闻嗅，然后我要去偷听，然后我最终可能会找到的母亲置身其中的房间，这就是我要说的，谢谢大家。

    李朝全：谢谢陈雪，刚才晓航在发言的时候说文学不能改变命运，但是我们下面要出场的一位作者可以说文学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就是深圳本土培养出来的，被贴上一个“打工文学”作家名签的王十月，他在去年的鲁迅文学奖以《国家订单》荣获了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且他的长篇小说《无碑》也曾经进入到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五十名的角逐里面，下面有请王十月。

    王十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回到深圳，下面坐的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站在这个上面念稿子觉得非常怪异，因为谈论的一些话题应该更适合大家三五个在一起闲聊。因为这个是给的这样一个命题，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命题说一说，首先我相信造纸术、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这样科技的出现都极深切地影响着文学的表达。很难想象当我们在甲骨、竹简的时代能产生网络文学这样动辄千万字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产生普通意义的长篇小说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道德经》才5000余字，《大学》不过区区2200余字，《中庸》不过3000字，《孟子》也不过3.5万字，而影信技术出现以后像巴尔扎克那样动辄用上万字，描写一副居室环境的写法也失去了优势，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对自身和外太空的进一步的了解，也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兴盛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文学表达，从而催生新的文学，但是这个所谓的“新”其实更多是属于形式上的新，就文学的本质而言，我们现今的文学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表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我们今天的作家就比司马迁、屈原、李白、杜甫的情怀更加深层。事实上文学表达的永恒主题一直摆在那里并被反复的书写。有一个例外就是五四新文化的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学，五四时期的文学表达和之前的文学最大的改变不仅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更重要的是文学家引入了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举起了民主科学的旗，文学引入了新的思想，这才是被称为新文学的根本。但是反观一下我们当下的网络文学被称之为新的文学，这一点我不认同。我个人认为当下的网络文学与我们的文学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衡量一种文学，是新的文学还是旧的文学，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首先要看这种文学是否给人们带来新的思想、新的审美和新的对世界的认知和新的形势。我们反观网络文学，当下的网络文学大多数的是传奇、言情、玄幻、仙侠之类，无论思想、内容、审美都没有给我们的文学带来新的东西。不仅没有什么创新，其语言之粗糙、模式之重复，与我前面举的那些比较有成就都尚有巨大的差距，这就是我们当下网络文学的现状。新瓶装旧酒然后被包装成了新的文学物种在出版商、和一些人云亦云的专家忽悠下一片繁荣昌盛。去年底在广东省作协网络论坛上我曾经这样放过一炮，我说“传统的文学被意识形态进步，网络文学被商业招安。”当然这是指我们大陆的文学，此话一出当场激怒了几位网络文学大省，他们很愤怒，认为他们不是被招安而是被接纳，然而转而攻击传统的纸媒作家的作品。说你们的作品无人问津，我的那句话也在网络上招来的不少的骂声，其实他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愿，我是在为网络文学忧心或者说是在为中国打了的文学忧心，对于我们传统的纸媒作家包括我自己我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比我更早的这一代人，我们思想上有太多的枷锁，我们的作家知道该怎么写能获奖，大家太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不能写的要写到什么程度，我们专家在写作的时候很能知道这样的作品和作家有问题区别，我们都有一、二、三层的制度，这样的制度给文学的质量有影响，而这个又掌握在极少数的人手中，又带来健康的公允的文学作品，我们的作品变得平庸而缺少个性。互联网文学表达开始的时候没有这种机制，大家的表达可以更加的个性化，网络作家没有这么多的禁忌，他们这一代的作家没有那么多的枷锁和束缚，但是网络文学迅速被商业改写、迅速招安迅速投降，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在网络上写作的，那时候在网上写作没有被商业瞄准，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有的热衷于思考、有的热衷于自我的审视，有的是纯粹的玩乐大众，那时候能够在网络上获得文学的作品首先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那个时候网络文学的作品有生长的空间，网络文学的写作者变得浮躁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有的是需要为了点击量而写作，文学中有些新的作品开始沉入水底，一大批写手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网络作品成了一枝独秀，所以网络小说开始接触最初自己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希望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但我依然寄予网络文学摆脱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枷锁，直面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实的东西，也是让我们不仅有新的时代和发现，更有新的思想，当然上述表达的情形与期望是说给大陆的朋友说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自省。今天有幸的聆听了来自台湾、香港的作家发言，我的感触非常深，我们都是同龄人，我非常惊讶，当我站在这里，念着我严格的遵守会议给出的主题进行演说时，他们之前的表述却跳过这个议题值乘文学，他们少了许多的束缚，前面说的这些反复的在提两个关健词，一个是束缚、一个是枷锁，我认为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引领人类摆脱各种枷锁与束缚，回到我们赤子的状态。愿大家永葆一颗赤子之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