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著者：史景迁

在谈论中国的小说中，最具美学成就的三部，都完成于二十世纪，分别为卡夫卡的《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博尔赫斯的《曲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但是三本小说却完成于不同时段，彼此间隔了大约二十五年，一本在一战时期，一本在二战时期，一本在1970年代早期。无论成长过程或文学根底，三位作者都有着复杂的经历。生于1883年的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来自一个捷克犹太家庭，以德文写作；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生于1899年，在阿根廷的英语环境中长大，并在瑞士研读法文和德文，最后再返回阿根廷，以西班牙文写作；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年生于古巴，后来迁到意大利，在都灵（Turin）得到文学学位。三个人都是多产、勤奋、极具天赋的作家，虽然对中国及其人民所知有限，却都曾短暂地以中国为写作题材。三个人选择的主题，在中国历史上都分别占有极重要地位；卡夫卡讨论权威问题，博尔赫斯讨论根源问题，卡尔维诺讨论受观察的观察者。三个人都不会以自命不凡的语调谈论中国，而其语言之精确与精练，绝不涉及煽情、爱欲的情节，却创造了纯属虚构却又几可乱真的作品，经得住一读再读。

卡夫卡在1917年春天完成了短篇小说《中国长城》（若更讲究字义，译自德文的小说标题应名为“中国长城之修筑”），当时他正在布拉格的“工人意外保险组织”上一天六小时的班。长城身为辉煌历史的象征，围绕着广大的幅员，并屹立了几世纪，堪称为中国最知名的建筑。卡夫卡也透过德文翻译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的译作，持续不停地阅读包括儒家和道家思想在内的中文作品；几乎在同—时期，魏复古（Karl Wittfogel）也深受威廉作品影响。卡夫卡在办公室抽屉里存放了至少一本有关道家的译著，并在书页空白处对有兴趣的段落做批注。

但是卡夫卡的长城，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创造，甚至对其建筑的方法与存在的理由，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在卡夫卡看来，每段大约五百码，由一组约莫二十名工人兴建，各自盘踞一方不相连的长城，虽然零星，倒也从容。同样长度同时建造的各段长城最终都会互相接连起来，它们所能发展的极限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此时工人们又会被送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卡夫卡以百分之百具有说服力的精确语言，让自己成为中国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小说中，他回忆自己年少时，在“接近西藏高原边界处”如何被抚养，虽然距离长城南疆遥远，却被所听到的有关长城的故事给深深地吸引住。他年轻时所受的教育，也为他日后成为筑墙工人作了准备：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小时候，站在老师的花园里，似乎连路都走不稳，却被命令用小石子盖起一堵像城墙的东西。接着老师会将长袍束到腰上，全力向城墙冲过去，石子堆自然应声而垮了。他会严厉斥责我们，说我们敷衍了事，我们便哭着去找各自的父母。虽然只是小事一件，对当时的心灵冲击却很大。

借由同样精确的语言，叙述者指出了自己的好运。他表示，城墙开始修筑时，他刚好二十岁，因此他不用像那些较他年长的工人，虽然受了筑墙训练，却毫无用武之地。叙述者沉思道，这些人“脑中有完美的建筑蓝图，却无所事事，成千上万的人都过着这种没有指望的生活”。而他，除了亲身参与城墙修筑外，还可以做个历史见证人，成为城墙“忠诚的观察者”；“我的探索是纯然历史的；雷云既已消逝，闪电的光亮自然不再可畏；因此除了当时广为人们接受的解释外，我还要尝试为这堵城墙的兴建过程，寻求一个答案。”

然而，这种探索的范围却是“无限的”。虽然叙述者提出来的每个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然而随着每个答案，立刻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人也许会问，兴建城墙的目的为何？为了防御北方外族。但是为什么来自大南方的人，像叙述者及家人，要为这么遥远的事牺牲生命呢？因为上级命令这么做。但是上级从来都不会“将紧急征召来的人民聚集起来，讨论如何实现梦想，只会急着破坏一切”——这种现象“亘古以来就存在了，在决定修筑长城这事上，也不例外”。所以，如果修墙的想法一向存在，那么北方外族就不构成筑墙的动机了，因为早先根本就没有这些外族，也没有皇帝下过筑墙的命令。

为了增加探索的复杂性，一名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他指出，我们目前所知的城墙只是地基，目的在建造新的巴别塔（Tower of Babel）。“因此，先修墙，再盖塔。”但是怎么会这样呢？也许答案就在中国这个民族的心里。叙述者沉思道：

自开始修城墙起，直到今天，我日夜都在想着民族比较史；有些问题一定要借着这种方法，才能探得究竟。我发现，中国有些民俗团体及政治团体，有着独特的明确性，另外一些则有着独特的模糊性。我一直有个想法，想为这些现象寻个解释，特别是后者，一直撩动着我，直到现在也不例外。筑墙在本质上，就是和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的。

读者可以发现，借由这些精心建构的论点，卡夫卡正小心翼翼地寻求一种解释，以厘清这个国家及其上级命令的暧昧性。这篇小说原先的版本曾遭退稿，由幸存的片断文字可以看出，卡夫卡最开始其实是想用当时仍流行的充满异国风情的传统中国事物，作为写作素材。这份退稿有如下的片断：

筑墙的消息如今传遍各地——还是太晚了，距离初次宣布已经过了三十年。那是个夏日夜晚，我，年仅十岁，在河岸上站在父亲身旁。为了纪念这个意义特别的重要时刻，我愿意把细节全部复述一遍。父亲一手牵着我——一件直到他晚年都喜欢这么做的事，另一只手则在又长又细的烟管上，来回搓摩着，好像那是一支笛一般。他稀落、硬挺的胡子凌空翘着，他一边抽着烟杆子，一边将目光横过河面，向上睇望着。结果，他那根深受孩子们崇拜的辫子就垂得更低了，在节日他才肯穿的长袍上，轻轻摩搓着金色的绣花丝线。

烟管、绣花丝线、长辫子，这些早期中国风流行时的素材，后来都被艺术家卡夫卡摒除在外。事实上，他让这位以历史学家自居的叙述者，将探索的触角转移到社会的核心里去了。在一段精彩的文字里，卡夫卡以中国人民不知道皇帝存在的这个事实，表达他个人对皇帝的看法——虽然他又很有个性地表示自己不相信即将叙述的这个故事：

我们土地幅员之大，就连任何寓言都想象不出它的大。天空几乎盖不住它——北京只是其中一点，紫禁城连一点都不够格。因此，皇帝的权力遍及九重天：没错。但是……皇帝总让一帮既聪明又暧昧的贵族及弄臣环绕着，他们虽名为仆从、朋友，实际都各怀鬼胎。他们对皇权形成反制，而且不停地想尽办法要以阴谋将统治者弄下宝座。帝国虽永恒，皇帝却在王位上摇摇欲坠，甚至跌落，是的，整个王朝最终都要沉没，临终前还会吐出最后的一口气。老百姓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挣扎和痛苦。他们就像姗姗来迟的人，又像城市里的陌生人，平静地在拥挤的街道尾端站着，用力咀嚼着自己带来的食物，而在大老远的前端，在城中心的市集里，他们的统治者正向断头台走去。

卡夫卡在世时，《中国长城》并未发表。他1924年死于肺结核；从1917年秋天起，他即深受此疾困扰。但是他确曾取其中片段于1919年发表在布拉格的一家犹太周刊上。他为这篇文章下标题为《皇帝消息》。读者因此可以推测，他认为这段文字不仅足以自成文章，在完整的故事中，也可以形成一个段落，因此卡夫卡死后，它又刊出了一次。如果将这段文字放在《中国长城》里来读，它似乎只是卡夫卡思考中华帝国的意义、辽阔与不可捉摸时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这段文字的含义则更明显，旨在颂赞“知”的无法掌握：

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皇帝捎了个口信给你：你这卑微的子民，这个在皇家盛阳下，蜷缩在遥远角落里，毫不起眼的影子。皇帝自临终时的卧榻，单独捎了个口信给你……

信差即刻启了程：那是个强壮、不知倦怠的人：他一会儿右手，一会儿左手，推挤着人群开出了一条路；凡遇阻挠，他便指向胸口，太阳的象征在那里熠熠发亮；这条路他走来比任何人都容易。但是人群重重叠叠，似乎永无尽头。他恨不得插上双翅，飞进开阔的田野，那么你很快就会听到他以拳头击门的佳音。但是他却无助地慢慢地耗损着力气；他仍只到了皇宫最里层的内室；他永远也到不了皇宫尽头；即使到达了也无济于事；他接着必须奋力走下台阶；即使下去了也无济于事；他还得穿过中庭；过了中庭接着还有一座宫殿；还有更多的台阶和中庭；还有另外一座宫殿；就这样可以耗掉他几千年；如果最后他终于冲出了最外层的大门——那永远也不会发生——皇城就会在他面前，那是世界的中心，拥挤得像要爆裂开了。即使带着来自死人的口信，也没有人能够渡过这重重关山。但是在夜幕低垂下，你倚着窗边坐下，是不是正如此做着梦呢？

在《中国长城》里，卡夫卡所选择的叙述者（犹如他的许多小说和寓言）虽然什么都知道，却经常不能厘清事情真相。于是挣扎着要将他亲眼目睹一知半解的事情理出头绪，同时又坚信，只要下定决心，真相一定可以大白，或者最起码有朝一日可以如此。但是，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却出现了一个唐突的批评，他指出，在他所描述过的中国筑墙工人里，普遍“有一种信心不足及想象力不够的现象”，使他们无法让帝国“突破北京的沉沉暮气，更上一层楼，并由自己掌握生活的现状”。但是，“这个弱点，”卡夫卡接着说道，“却是团结我们民族非常重要的力量；不错，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点，我们就能够过着脚踏实地的生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