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好的小说应该简单得像石头

徐东，山东郓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27届高研班。作品散见《中国作家》、《诗刊》、《大家》、《山花》、《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文学期刊。出版小说集《藏·世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新生活》，长篇小说《变虎记》《我们》《旧爱与回忆》等，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奖，全国青年散文奖，鲲鹏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现居深圳。

70后作家在当代文坛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们既不像50后、60后作家们那样手中把握丰厚的文化资本以及多年积累的创作影响力，也没有郭敬明等80后们毅然投身商业化潮流的勇气。正如徐东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70后被忽略的十名作家》中所言，“若说到关注，我觉得70后出生的基本上都属于被忽略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与市场并不太认可他们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空气里，作家比起歌星影星，文学创作活动也不过是小圈子内的事情。” 但也正因为如此，70后作家们在文学极度边缘化的时代对于写作的执着与坚持格外令人感动。

西藏系列小说之后，徐东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他流连、辗转其中的都市。这次，他开始对都市伦理进行正面强攻。2013年的《新生活》（《长江文艺》2013年第11期发表，《小说选刊》2013年第12期、《小说月报》2013年中篇增刊选发）或许可以代表他在这一题材领域的阶段性成功。2014年伊始发表的几篇作品同样聚焦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状态与内心纠结。《消失》（《山花》2014年第3期）中孙勇之所以敢于在李更面前暴露自己赤裸裸的自私、功利的想法，实质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哲学，并非他一人所有。如果说《新生活》、《消失》更多关注当下都市年轻人的情爱伦理及幻想的话，那么《洗脚》（《中国作家》2014年第2期）则将目光对准了都市的“成功人士”，对准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略有资产的中年人。小说揭示了这些城市“中产阶级”内心的空虚与苦恼，笔含讥讽但又不是简单地谴责，而是尽量展示他们的内心逻辑，使我们对这一都市群体的伦理状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徐东对哲理思辨的喜爱在《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大家》2014年第2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篇作品跨越了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可以称之为一次先锋的“跨文体写作”。

对于徐东而言，小说代表着对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小说中的人物在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地引领我们生活和思考，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与我们人生体验相似的感受，使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并不觉得过分孤单，使我们更加理解和包容我们这个有问题的世界，并从内心里产生一种情感，祝愿这个世界更美丽，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更好！”迄今为止，徐东对小说的题材与形式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尽情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卓有成效让我们相信他将引领我们看到更多文学与人性的图景！

徐东已写下百余篇小说，呈现出丰富错综的文学面貌，质感和量感兼具。这其中，既有操练技术的实验性写作，也有直指当下的写实文本，还包括了备受赞誉、反响巨大的西藏书写。《藏·世界》是“治愈系”的，是浪漫主义的，是具备“补给”功能的，我们在那里放松、休憩和恢复，充满电，加足油，而《微风》《此时活着》《新生活》等篇章，则切近现实烟火弥漫，代表着徐东创作的另一个维度。

有趣的是，徐东笔下这些贴合现实的作品里，依然暗藏着“远方”的符号或者说叙事路径，“远方”以另一种面目在文本里若隐若现。即使这类题材，徐东也赋予人物思考与辨别的能力，没有放弃对意义的探讨和追问。徐东是深思熟虑的，此时的徐东也是幸福的。我关注和祝福这位纯粹的小说家，也尊重人生选择和成功标准的多元。时至今日，徐东已通过西藏书写拿出了自己的精品和代表作，通过《诗集推销员》《乞讨表演》等一系列抽象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小说展示出游刃有余的现代小说技巧，对自由写作心无旁骛的徐东来说，时间，真的开始了。

十年来，徐东潜心创作了100余篇小说，对于小说艺术的探索从未停止。从题材到结构到叙述方式，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言说的路径。仅就题材而言，他先后创作了不少以乡村和城市为背景的中短篇，譬如《大风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丸子汤》，以及《消失》、《洗脚》、《新生活》等，还有不少以西藏为题材且颇获读者及文坛好评的系列小说，譬如《欧珠的远方》、《格列的天空》、《罗布的风景》等。

身为“70后”作家，徐东写作伊始即自觉游离于“50后”、“60后”作家所推崇的精英意识，而与“80后”、“90后”作家强烈的市场意识相比，他的写作在传统之余，又多了一份闲适与自得。总体而言，徐东的文字从容又洗练。而诗人的身份，又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多了一丝敏感，或者说，天生带有一种精神洁癖。和其他“70后”作家类似，徐东“更多地膺服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也不崇尚纵横捭阖式的宏大叙事，只是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洪治刚《邀约与重构》）对于芜杂生活的剖析和追问，对于精神空间的探寻与守护，让徐东的小说呈现出形而下的荒诞感和形而上的思辨色彩。

而这一切的一切，俱体现在其小说对于人之本性的深刻揭示及灵魂的持续关注中。

——陈劲松 青年评论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移民的身份焦虑逐渐淡出人们的话题，新移民却在空寂孤独中迷路了，他们比原先更加彷徨不定，整个城市陷入存在的焦虑。徐东对叙事伦理的突破成为其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向。徐东小说的特立独行，褒贬不一。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动摇，是因为他建立了自己的小说观。

在他看来，小说就是说话，好的形式就是如何更好地与读者说话，好的小说就是说了多少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在《欧珠的远方》这篇小说中，欧珠说：“我怕一说话，这个世界就变了。”实际上意味着徐东的小说伦理，即如何说话，才能融合变与不变的世界，才能以更多的可能性解除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我陆续读过许多徐东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小说，如《闪烁》、《微风》、《诗集推销员》、《丝袜》、《拥抱》、《消失》、《洗脚》、《大风歌》、《丸子汤》等，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有着真诚善良的纯粹的品格，向往理想世界，哪怕是在《我哥》这篇小说中的“我哥”，都曾经那么真实、敏感、不虚伪，内心一如既往地追求诗意的生存。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内心都非常孤独，这种孤独来自于城市的浮躁与急切，来自于人们的故意的隔阂，来自于城市文明的物化，所以他们一致的最基本的愿望就是与人说话，或者拥抱，或者通过诗的方式与人交流。

如何对抗孤独？这是徐东近几年创作的一个命题。换句话说，就是徐东如何给孤独——这种现代都市的城市病开出一些无用之用的药方。但作家的任务只是望闻问切，而非开出药方，所以徐东的药方也只是一种可能。最典型也是最普遍的是《我哥》这篇小说中，“我哥”企图用膨胀的欲望和浮躁的功利来掩盖孤独的落寞；在《离开》中，李更的理想世界与他的现实世界如同两条平行线，无法相交，但谁都有存在的理由，谁都排斥彼此的世界，这是现代都市里孤独的根源；在《拥抱》中，他提出通过两个人的“拥抱” 来消解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抗，这不只是一种姿势，一种方式方法，更是一种灵魂的宽容；在《诗集推销员》中，主人公通过写诗，在诗歌中对一切人说话，自由抒情，缓解孤独，又通过推销诗集，远离孤独；在《丝袜》中，主人公也是通过大声地喊上一嗓子来抵制心中的孤寂之感。孤独是徐东近几年来城市文学叙事的一个切入点，本质上来讲，我认为他是想通过小说传达一种祝福，包含作家对孤独者的祝福，纯粹者对躁动者的祝福，成功者对失败者的祝福，精英对底层的祝福，悠游者对舛逆者的祝福，以及人类对城市的祝福，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祝福——通过那些真诚的祝福，来化解孤独的城市中如幽灵般闪烁在人们灵魂当中的孤独。因此我认为徐东的小说除了探索不同的生存可能，更主要的是立足于新的城市，从内至外地观察并勇敢地介入城市的精神后花园，以童话般的纯粹和孩子般的真诚，传递对整个城市的深深祝福。

徐东的小说是展现都市人生的真实欲望、人性变异及自我精神矛盾的一次盛大狂欢。他通过平易的文字将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物欲横流世俗化到普通平凡的人身上，以及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匮乏和生命沉沦，并将这些与触目惊心的现实形象地结合到一起，给人一种理性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审美观照。

最值得肯定的是，徐东始终在写“人”，写“人”的精神，写“人”的变异，写“人”的复杂性。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里说：“人就像河流：每条河里的水都一样；但每条何都会这里狭窄，那里更湍急，这里缓慢，那里更宽阔，有时清澈，有时浑浊，有时寒冷，有时温暖。人也一样。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每一个人类品质的萌芽；有时候显现出一种品质，有时候是另一种，而他则常常变得不像自己，但同时却仍然始终是同一个人。”（《复活》，林森译）

徐东塑造的人物就是这样，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就像“变色龙”一样。徐东的小说，其内容多关注当下城市漂白和打工的现实生活，尤为重视挖掘城市文明对传统和人性的扭曲及其变异的深刻内涵。

徐东曾这样谈到诗性对小说的意义：“小说中的诗性，是小说升华的部分，能够让人感受到纯粹或美好之类的东西，能让人产生共鸣。而诗性也是一篇小说具有创造性，具有生命力的体现。”（ 徐东：《写作，一定要有自信》，《北方文学》2015年第8期。）

诗性语言和诗性思维的运用，对徐东来说，是自觉的方法论，也是有意为之的选择。徐东的这种诗性的运思方式和诗性语言，与西藏这一叙事空间也是契合的。正如沈卫荣所指出的，“由于西藏在地里和文化上举世无双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想象和设计空间。长期以来，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凭借其各自天才的想象力、设计和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西藏形象……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今天的西藏则已普遍成为一个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它是一个净治众生心灵之烦恼、疗养有情精神之创伤的圣地。在这人间最后一块净土，人们可以寄托自己越来越脆弱的心灵和所有愿望。”（ 沈卫荣：《“想象西藏”之反思》，《读书》2015年第11期。）西藏的这种无疑是契合徐东的天性的，因此，当他将心中的诗性的、美好的一切安置在西藏当中时，他的所思所想也颇有感染力。这些作品，也经得起重读。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徐东有他的自觉追求：“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有简单的精神指向，这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源。”“在我看来，好的小说应该简单得像石头，纯净得像水滴，洁白得像绵羊。”（ 徐东：《写作，一定要有自信》，《北方文学》2015年第8期。）“简单的精神指向”，或可理解为小说家心中那不变的、永恒的“道”。这种追求使得徐东的小说具备一种洁净的、透明的精神质地，就像贺绍俊所指出的，“徐东选择了一条显得比较冷僻的小径，他把小说当成对抗现代化痼疾的武器。现代化造成了人们的精神匮乏，他感觉到了世俗与欲望吞噬人类精神的可怖程度，因此要把小说从世俗层面分离出来，这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精神纯洁。”

在这个时代，有着这样一种赤子之心和清洁精神的写作，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关注的。

新生活深圳新锐小说文库深圳新锐小说文库又称12+1，即12位深圳新锐作家作品，并1本文学批评专著

12位新锐作家的年龄均在45岁以下，文学批评专著由3位80后评论家完成。12位深圳新锐作家、作品分别是：蔡东著《月圆之夜》、毕亮著《地图上的城市》、陈再见著《喜欢抹脸的人》、厚圃《契阔》、钟二毛著《四个叛徒》、刘静好著《但为君故》、徐东《新生活》、弋铧著《千言万语》、宋唯唯著《念奴娇》、曾楚桥《幸福咒》、郭建勋《鸡鸭小心》、俞莉《潮湿的春天》。1本文学批评专著是《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由3位80后文学评论家李德南、项静、徐刚合作完成。

知名作家、《深圳新锐小说文库》主编杨争光先生指出，阅读本丛书中的12位作家，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80后评论家李德南认为，深圳是一座新城市，它的文学也是年轻的，未必很成熟，却随处可见生机。置身其中的作家与作家之间，则往往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12位新锐作家亦是如此。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他们的作品各有各的气息，各有各的腔调，丰赡多姿地构成了深圳故事的十二种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