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南方文坛》

　　湖北作家似乎力量特别强大，前年刘醒龙拿出了三大卷的《圣天门口》，今年邓一光又捧出两大卷的《我是我的神》，八十万字。这在一个长篇越写越短，越写越轻的年代，实在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存在。对于这样一部卷页浩繁、人物众多、线索纷杂的作品，要从整体上把握它，并将它的文字还原成鲜活的场面是不容易的，而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如邓一光所说的透过个体人格那“一道缝隙”，使人物呈现出“最深层、最隐秘的自己”，从而感悟作品生气灌注的精神蕴味就更需时日了。然而就在这第一次的阅读中，就在那时时陷入作品所虚构的场景之中，不知身在何处时，一些语词还是如流星划过，以直觉的方式顽强地昭示着这部体量巨大的长篇一些显在的精神气质与美学性状。

　　历史

　　可以分明感受到邓一光的野心，这种野心是从他对历史的叙述开始的。小说这样开头：“公元1949年5月16日，在进入汉口之前，蒙古人乌力图古拉从一匹重量超过八百磅的连钱马上摔下来，一只胳膊摔脱了臼，威风凛凛的大鼻子也给擦伤了一大块，因此，他遭遇了美丽的鞑靼女人萨努娅，和萨努娅做了一辈子的生死对头，并且生下了一大群孩子。”这个开头几乎就是整部作品最简短的缩写本，包藏了小说所有的秘密，显出邓一光的长篇美学主张，它必定是复杂的，家族式的，充满了戏剧性的，当然，也表明了邓一光这次叙事的历史时间以及他介入历史的方式，或者说，他的最基本的历史观。这部长篇无疑是要为共和国立传的，当邓一光写下“1949”，紧接着写下“一大群孩子”时，我们最为敏感的中国当代史即将在作家的笔下次第展开。邓一光毫不掩饰他书写“大历史”的信心，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可将《我是我的神》作为编年史来读。在这部长篇中，我们一一历经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反右、“文化大革命”、对苏自卫还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历史年代与历史事件。但是，邓一光作为一个修史者，有着他特定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一方面缘于文学的先天审美规定，另一方面则根植于作家本人的价值观与生命气质。首先，邓一光对历史的书写不是被动的记录，而是主动的建构与想象。他说他的这部作品不是回忆，而是进入，进入那个我们曾经经历过却没有留意记录的年代，进入那个年代中曾经年轻过、希望过、挣扎过，甚至堕落过，却始终不肯放弃救赎和自我救赎的人们的精神求索和心灵重建之地。这样，虽然面对的可能是同样的历史，但进入的层

　　面却可能差别很大。邓一光对历史叙述中的主体进行了确认。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我们生活的场景多少是由我们所造成的？乌力图古拉经历了多少战争，萨努娅从欧洲辗转来到中国，即或这样重大的人生变故又有多少是由他们的意志决定的？乌力天赫从家里出逃之后，历经对苏自卫还击战、援越抗美、对越自卫反击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南美秘密军事活动等等，这些大历史也只是个体活动的背景。甚至武汉“文革”时期几场著名的武斗，90年代末的抗洪抢险，这些“中间背景”虽然乌力天扬他们身处其中，有切肤感受，但事件的进程也与其意志无关。说到最后，那就是被邓一光置于前景的，是乌力图古拉的家族，是他与萨努娅一辈子的“战争”，是他们生养的孩子、收养的孩子，是这些孩子的生活史与成长史，这才是出自人物意志的选择。乌力天赫的出逃，葛天机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乌力天扬对软弱的抗争、一次次重新选择与开始的人生，这是邓一光历史叙事的主体。只有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找寻到自我的规定性，也才能进行自我确认与相互认同。邓一光的工作表明，文学参与修史，它的目标是特定时空中鲜活的个体生命，文学中的历史主体永远是具体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国家、社会、民族以及见不出个体的如集团这样的集合概念。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相应地也是个体命运的具体描绘，而不在乎什么有据可考的重大事件，至于文学中的历史追问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去寻求普遍的结论与最大公约数的判断，也不会屈从于社会政治力量的既定话语，而是一个作家从人道情怀出发所进行的独立思考。他将去发掘特定历史对个体的影响，特别是个体的应对和对自我的建构与创造，从而认定生命的历史价值，甚至去关注被历史选择所遗弃的生命的意义，他们的唯一性与不可重复性，去缅怀在历史杠杆作用下那些牺牲的力量，去反思在历史进步的旗号下，在政治力量一时功利行为中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再现与复活被重大事件所掩盖、忽视和强迫遗忘了的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意绪。《我是我的神》无疑是大历史的书写，但这种书写是逆向的，是通过对个体的无名的生命过程这样的“小历史”去表现的。与历史时间相对应，它平行化地给出了那些岁月的心灵史。

　　英雄

　　读过《我是我的神》，那种阳刚之气如山崩地裂，如山呼海啸，如暴风骤雨，如金戈铁马，呼啸而来。这是一种久远的风格与书写的方式，是英雄史诗的流音余响。这一风格可以说已经构成了邓一光小说创作的审美特性。对这一点，是可以通过传记学的研究寻找到依据的，邓一光出生于一个汉、蒙结合的家庭，父亲的战争经历，草原的粗犷气质，构成了邓一光的童年记忆和成年后文学叙事的审美召唤，并以《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中长篇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学中英雄叙事的独特地位。他所塑造的邓声连、关山林等形象，更是以其先天的战争敏感、过人的胆识、无畏的气概和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而成为新时期以来罕见的英雄形象。一些评论家认为，《我是我的神》在许多方面都是《我的太阳》的再叙事，包括浪漫主义的激情与英雄主义的情结。在小说中，乌力图古拉称得上是传统英雄叙事中的典型，他高大，威猛，力量过人，几乎结合了冷兵器与热兵器时代英雄人物的所有特质，他不屑于咬文嚼字，而喜欢以行动干脆利落地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固然必须运用智慧布兵排阵，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士兵的角色，在关键的时刻，在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前沿，他总是直接地与他的对手们兵戎相见。他的生命自然地充满了传奇，卑微的出生，从士兵到将军的战斗洗礼，简单的爱情方式和与身心不相称的羞涩窘迫，直到他革命家庭的奇特构成。家庭就是另一种兵营，孩子都是未来的战士，乌力天健牺牲了，他在意的不是儿子生命的消逝，而是消逝的方式，在那一刻，儿子是不是作为一个战士的战斗的姿态死去。他极不满意乌力天扬，不仅是因为乌力天扬从小的懦弱，而是他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指挥员的作战方式和对战争的理解。他更不满意乌力天扬作为一个战士的消沉，竟然不留恋兵营，不爱惜一个战士的角色与身份。

　　就是通过这样的“对话”，更是通过乌力天赫这个在小说中几乎独立于家族之外的线索，邓一光开始了另一种英雄叙事。乌力天扬是以非正常的途径进入部队的，少年时的不幸与顽劣，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不可能按正常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建立自己军人的角色与意识。这样的背景与意识让他看到了部队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另一面，因此，与其说乌力天扬踏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是为了成就一种英雄的梦想，倒不如说他怀着一种自贱与复仇交织在一起的阴暗心理。所以，乌力天扬成为英雄几乎是一个奇迹。错误、偶然以及本能所激发的勇敢、智慧成就了他。但这种成就并未在本质上改变他，相反，让他看到了极致情境中人性更深处的灰暗、残忍、险恶、怯懦与卑下，所以，他并无一丝成为英雄的喜悦，反而厌倦这种结果，并且以令人费解的举动抛弃了这一切。与乌力天扬这种感性的方式相比，乌力天赫显得更为理性。从对苏自卫还击战之后，乌力天赫就建立起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职业军人的自我意识，他冷静、机警、勇敢、智慧。他的思想与他的行为是分裂的。当乌力天扬因为无法调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军人角色的矛盾而痛苦不堪时，乌力天赫却已经游刃有余地在两种境界里以两种角色相安无事地生存。他可以形而上地探讨宇宙、社会与人生，又可以形而下地履行军人的职责，以超常的意志、强悍的身体、过人的战斗力和全面的军事素质在各种复杂的作战环境与各种身份、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的或为战友或为对手地进行战斗。乌力天扬还有着父辈关于英雄的判断，只是他不再崇拜，更不想自己去承当。而乌力天赫则在根本上不再认同传统的英雄，或者他干脆放弃了世上还有英雄这种称谓、角色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认同。在现代社会，似乎不再有建立在某种立场上的因为战胜对手的可以引领道德与人格追求的那一类人，而只有因为社会分工而在某一领域敬业并且技术熟练因而相对出色地完成工作的人。这样的英雄观无疑有悖传统，并且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同，但是，它可能响应了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向现代与后现代发展过程中“英雄”的内涵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机会的均等使更多的人可以借助他力并且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完成工作目标，而民主体制消除了等级使得个体的不平等逐步减少，加上价值的多元也难以形成普遍一致的价值神话，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消解了乌力图古拉这样的古典英雄形象。而从文学叙事来说，邓一光此前的作品虽然也在尝试将英雄安置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的努力，但基本上是处在传统英雄的强大磁场中，从而再三复现出史诗时代英雄叙事的风格，而《我是我的神》可能是一个标志，从乌力图古拉到乌力天扬，再到乌力天赫，邓一光基本上完成了英雄叙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只不过这种转型不是后现代伦理上的颠覆，更不是流行文化的解构和嬉皮士式的滑稽与嘲讽，而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是从传统到现代人的哲学的转变的体现。而从美学形态上讲，邓一光也从古典式的神话转变为现代的知性叙事，场面依然阔大、情境依然酷烈、个体依然超常，但叙事态度与叙事语调却一变而为客观、自省与冷峻。这一转变非常具有探讨的价值。

　　父亲

　　其实，有关英雄的话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谈，那就是父与子。乌力图古拉不但是一位英雄，更重要的是，在《我是我的神》这部带有家族色彩的作品中，他是一位父亲。父亲在邓一光的小说创作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形象，他通过《我是父亲》、《大姨》、《远离稼穑》、《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作品塑造了父亲或父亲的变异形象如大伯、大姨父等，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父亲一般是作为英雄、长辈与尊者的形象来刻画的。他们伟岸、朴实、爽直、勇敢，敢爱敢恨、骁勇善战，他们代表了永不复得的烽火岁月，积聚了战火纷飞的传奇人生。当然，在这些作品中，邓一光也并未如红色经典一样，只是在单一的英雄层面书写他们，也并未只将他们定格在那戎马倥偬的辉煌年代，而是努力写出他们作为人的真实的一面，努力挖掘他们身上人性的矛盾，甚至毫不避讳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以及因为文化血缘而不可克服的与生俱来的狭隘、野蛮与偏执，同时，又将他们的命运一再延续，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使他们从被人仰视的英雄到动乱时代的阶下囚，从火红岁月叱咤风云的战神，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百无一用的落伍者，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父亲作为英雄的前提之上的，他们的缺憾是英雄的缺憾，他们的跌落、失败、背时与被弃是英雄的末路。因此，这一切基本上是遵循着悲剧的结构模式来进行的，不管是开始的“赞歌”，还是紧接着的“挽歌”，父亲都是叙事人景仰的对象，是从历史的高度感慨的对象。可以这么说，邓一光对父亲的书写是从“崇父”或“尊父”开始的。
　　我想，在邓一光的笔下出现这么多频次的父亲或父辈形象不是偶然的，这当然与他的家族背景和个人经验有关，而从哲学与美学的层面讲，也是他自觉的选择，是他小说话语中意义表达的一个突出的符号体系。我们知道，父亲，作为一个重要的血缘与伦理角色，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一代的诞生，文化的传承，养育、管理与守护家族成员等等，都是父亲的职责与权力。所以，父亲一般是作为权威的化身，在伦理与文化的多种话语中成为象征体，弗洛伊德、容格、拉康等许多学者都曾对这一形象与角色进行过深入研究。拉康认为父亲是象征秩序的核心，处于文化的支配性地位，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在邓一光的许多作品中，崇父或尊父现象的存在实际上出于对上一代文化与精神气质的认同，如英雄情结等等。所以，不能不关注到邓一光小说的另一类型，作为父亲对面的儿子，不管是作为显在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或者是作为隐匿的小说叙事人，他们在文化承认与价值认同上存在同一性的“父与子”结构关系。

　　但是，父亲的形象，崇父或尊父的形态以及上述父与子的结构关系在《我是我的神》中发生了变化。在小说的开始，乌力图古拉是作为英雄出现的，作品描述了他西南剿匪、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以及和平时期的基地建设工作。但是，这个时间是短暂的，叙述是简略的，从作品的总体上讲，乌力图古拉更多的是作为父亲的形象出现的。他生育的加上收养的老战友的遗孤有七个儿女，作品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复杂的父与子线索展开的，可以说，当乌力图古拉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孩子们自觉地将他作为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已不再是英雄，而只是一个父亲。如果说英雄还在父亲身上延续的话，那就是乌力图古拉试图使孩子们都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他不能容忍孩子们软弱无力，他甚至以武力的方式，以残酷的身体训练企图达到这一点，用他的话说就是：“你得做一个跤王，要不你就进太平间。”他使家庭成为一个训练场：“乌力图古拉长期盘马弯弓，习惯了部落生活，他认定家庭是一个部落，不光是吃奶长大捉对繁殖的生活单元，也是呼啸原上的战斗单元。”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当小说开始让乌力家的下一代获得自我并开始思维时，这个父亲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同，代沟似乎在一开始就存在。可以这么说，在邓一光其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尊父”在《我是我的神》中仿佛没有一点影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力图古拉成为父亲的同时就将自己放到了审判台上，“审父”由此展开。乌力家下一代的思想家乌力天赫在童年时代就不喜欢这个家庭：

　　他眼中的家庭是那么冷漠和怪异，它由他的父亲，那个在传奇年代里获得了英雄称号的统治者凭着自己的意志建立，他是家庭的奠基者和生产者，他成功地完成了他和伴侣栖息地的选择，对家庭成员的生育繁衍、捕食和分配，并制定家庭成员的生命路线。这个生命路线包括现在的吃喝拉撒睡和今后的未来。这个统治者从来不关心他的成员在想什么，想要什么……那不是家庭，甚至连监狱都不是，而是一个巢穴……

　　这样的判断与情感态度直到乌力天赫包括乌力天扬他们长大以后一直没有改变过。他们也许会因为从血缘伦理的角度礼貌地认他为父亲，而从价值观上讲，他们早已看不上他，甚至懒得跟他较量。作品中两处写到乌力天扬给乌力图古拉剃头，这两个情节我觉得是很有喻意的，将其看作“弑父”也并不为过。第一次是在“文革”，乌力图古拉成了阶下囚，当流浪少年乌力天扬看到狼狈不堪地站在批斗台上的父亲时，他“兴奋地颤抖着，揣在裤兜里的手直冒热汗，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激动地想，你也有这一天，你也有这一天呀！”他冲上前去将父亲剃成了阴阳头，“他流泪了，泪水糊满了他的脸，你个破爹！你个破英雄！”这是一个仪式，一个“弑父”的仪式，一个成人的仪式。如果说这次“弑父”形式意味还比较重，意识还相对模糊的话，那么，小说结尾的这个剃头则是深刻的，理性的，真正宣告了父亲的死亡。乌力天扬认真地给临终前的父亲理发，“他剃得很小心，很认真，每一推子，都像执著的开荒者，推得十分彻底，推进到可以望见并可以抵达的尽头”。他“要剃干净，什么也不会留下，什么也不让它留下，而且，他保证能做到这个”。

　　《我是我的神》贯穿着一个“父与子”的结构。这个结构不但存在于乌力家族里，也存在于小说的其他家庭里，而且具有着相似性与同一性，充满了下一代对父亲的冲突和对父亲的背叛。邓一光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由乌力图古拉、简先民、罗罡、汪道坤等组成的父亲的形象体系，暴戾、市侩、懦弱，不负责任，是这群父亲们互为补充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简先民，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也许有些漫画化，这是一个从家庭到公众生活都十分不堪的人物，他可以拿婚姻、拿妻子作为自己升迁的筹码与交易，他可以低声下气也可以翻脸不认人，特别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命运，竟然拿女儿雨槐作为最后的赌注，实在是集中外文学“恶父”之大成。也许，葛天机的爸爸葛昌南可以算一个不错的父亲，但是，他过早地牺牲了，实际上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个暗喻，一旦成为父亲，必将在劫难逃。
　　成长

　　还得从这个“父与子”的结构说起。在传统叙事，特别是西方文学叙事中，审父、弑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这种子对父的否定中，情形并不一样，一般来说，否定一个具体的父亲并不是为了取消父亲的身份、地位与权力意志，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父亲，反叛权威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是子一代主体对于父辈主体先在的道德优越及话语霸权的反感与超越。因此，从实质上讲，子一代从家庭开始独立化、自我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角色获得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父权认同的过程，子一代将通过接受和顺应一定的先在的社会规范并将其内化获得与父辈同样的身份与地位，从价值观上讲，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表面上刀光剑影，轰轰烈烈，代际转换之后情形依然相似。但是，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这种叙事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许多审父与弑父是从本质上的价值颠覆开始的，父权的地位似乎并不重要，荣耀、利益、秩序都是审判的对象，审父与弑父意味着旧的价值观的消亡，意味着新的价值与新人的寻找、建构，换句话说，子一代的成长并不是通过内在对父一辈文化的继承和外在对父一辈身份的取而代之来完成的，而是在拒绝这一切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寻找来建构的，它也许幼稚、偏激、过于理想化甚至最终失败，但它是新的，自我生成的。《我与我的神》属于后者，它是现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

　　这种成长模式集中体现在乌力天赫与乌力天扬这两个子一代的形象上。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乌力天赫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战士，更是一位思想家，作为一种品质，乌力天赫的精神追求几乎是天生的。早在少年时代，他便桀骜不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甚至仇恨，所以，他才对杰弗逊的话闻之恨晚。“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同样对切"格瓦拉的观点如痴如醉：与其戴着枷锁苟且偷生，宁可做注定牺牲的星星。这些观点教会了乌力天赫，一种人生态度与成长路径，那就是珍惜自我的权利，主体是一个人成长的全部而不能依赖于既定的秩序与他人的恩赐，哪怕最后一无所获孤独终身。于是，他不再与父亲、与这个家庭纠缠，选择了离家出走并且永不言归。随着战斗生涯的延续，少年时的理想与激情变得沉潜理性，同时也以极端的方式给了这个年轻的思想者以丰富的资源。作为特种兵，乌力天赫几乎一直是一个人在作战，这不但使他获得了一种坚韧的性格，更使他在经历死亡，在不同文明的冲突与因不同利益而导致的战争中坚持独立的思考。他虽在战争之中，却又超出战争之外，从早期为人民而战到后来发现不同文明间战争在细节上的惊人相似而产生了顿悟，使他对战争产生了质疑，进而对战争的动因，对人的“与生俱来”的大规模暴力的根源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最终他开始反思整个人类的灵魂甚至指向了那人类向往的自由，“自由同时指向天堂和地狱，它是一孔双眼泉，既是善之源，也是恶之源”。因为这自由如同乌兰诺娃的比喻一样，是戴着眼罩的马在寻找自由。明白了这一点后，乌力天赫才真正完成了自我的确证与精神的涅槃，完成了主体的真正的回归：我是我的神。“我已经走完了我的一生。我是说，戴着眼罩的一生。我已经结束了我的起源、成长、变迁和死亡。我该死而复生了。”需要说明的是，乌力天赫在小说中重要的思想形式之一是以书信的方式对雨槐的倾诉或言说。雨槐是小说中重要的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历经苦难，但是乌力天赫与雨槐的关系既不同于中国古典的香草美人，也不类同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引领者与被引领者，越到后来，雨槐越成为一个符号，或者成为乌力天赫想象中的人物，是他孤独中借助的对话者。他给她的信几乎都没有寄出。也就是说，她不是他的女神，他的神还是他自己。

　　相比起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成长道路要世俗得多，复杂得多。自卑而又总想强大使他从小似乎就扭曲了性格，少年恶作剧、流浪、犯罪，军营的处心积虑，直到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他似乎才确立了自信，然而不久他又厌倦了这一切。对一切，乌力天扬进行了反思，他总是失败，少年时代，他是被生活抛弃了的流浪儿，是众人眼里的废黜之物；上了战场，他成了英雄，可又不愿意当众人眼里的英雄；想放浪形骸，寻找另一种生活，又做不到。他赎罪似的探望死亡战友的家属，将被社会遗弃的少年时的流浪伙伴召集在一起办蔬菜养殖场，四处筹款，帮助卢美丽夫妇，支撑着残破的乌力家族……他渐渐地明白：“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打心眼儿里敬重——安静地出生，尊严地死去，至死相爱，可是，我们总是错过它们。”生命不是外在的，生存的目的也不是外在的，“我们在错过中经历战争、灾荒、革命、运动。我们说它们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这有多么荒谬”。幸运的是生命有如神灵，在召唤着自我的回归：“生命不会在想撒手不管的时候就终止，我们注定了要在荒谬的时代中经历。……生命已有自己的性子。那么，那就回来，万劫不悔地回来！”小说在最后出现了两个场景，都具有仪式的意味，一个是乌力天扬在父亲即将去世时完成了自我的升华：
　　他就像贴着地面飞的雨燕，根本不看咄咄逼人的颤抖着的天空，迅速地掠过春天里最后一道余霞，去寻找暴风雨到来的那个方向。他那样沿着走廊走着，无声而沉着，好像他是再生了，不再需要他的父亲，不再害怕找不到自己，而且他是孩子，不断地是孩子。

　　另一个是乌力天赫，他在莫斯科拜谒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墓，重温了那段名言，替雨槐去观看了芭蕾舞《天鹅湖》，面对凄美的童话世界和诗一般的表演，乌力天赫泪流满面，可以理解为他在为雨槐完成早年的梦想，也可以理解为他在为逝去或将要寻回的爱情感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钢铁一样的战士，在这时刻开启了全部的人性世界，在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之后，显现出内心神灵爱与仁慈的辉光。

　　这是一些断续的阅读笔记，它还在继续。小说中许多重要的内容还没有涉及，女性，善与恶，异质的文化气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以及蛊惑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小说对伟大传统的崇敬，对经典的新的诠释，它的力量、气度和汪洋恣肆的文风。我已经感受到，邓一光给读者的是一次漫长的并不轻松的阅读之旅。■

　　2008年5月，时值四川汶川地震

　　(汪政，江苏省文联秘书长、研究员；晓华，江苏省作家协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