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与精神主体性

    人作为自然生成物，在脱离母体的那一刻便生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具有了人的物质主体性。而人作为社会生成物，其精神思想的独立自主性——即精神主体性的生成，却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有很多人甚至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其精神主体性的生成。他们在精神上始终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各种各样的神。这些神可能是父母、老师、先知、圣人、领袖或宗教，甚至有可能就是物质的财富或金钱。精神主体性是精神自由的基础和前提。人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真正彻底纯粹的精神自由，但追求这样的自由却是人精神生活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艺术品格。

    这部小说面对的是父与子两代人，但它真正的中心还是子一代，是以乌力天时、天赫、天扬、葛军机、简雨槐、简雨蝉、鲁红军等人为代表的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一代人。这样的界定并不是想贬低这部小说的典型意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过程，才使得它具有了无可替代的艺术意义。天赫和天扬无疑是小说中的双子座。他们的精神成长是从青春期叛逆开始的，这几乎是所有精神成长初始阶段共同的表现形式。但从这里出发之后，所经过的途径和所到达终点，却会有极大的不同。天赫对人类苦难的终极追问，天扬对现实虚伪的决不妥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类几乎无解的精神困境。他们以各自的执着铸就了各自的人生境界，一个在传奇中隐姓埋名，一个在世俗中起落沉浮。葛军机和简雨槐是顺应的典型。俩人都是“听话”的孩子。所谓听话，就是对家长、老师的教导以及社会所有通行规则都持认同态度，并身体力行。但追求精神自由是人类不可抗拒的本性，听话的孩子也不例外。当内心与外界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简雨槐疯了。葛军机虽然还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平衡，但其巨大的精神痛苦已经昭然若揭了。鲁红军则是依附的明证。他一直处于对以天扬等人为代表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依附之中，并希望在这种依附之中寻找一方能够安放自己的灵魂的净土。但任何一个灵魂都不会安于成为奴隶。所以他和天扬的关系才会那样变化莫测，多姿多彩。

    人的精神主体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在当前这个浮躁、浮浅、浮华的时代，肯于思考、敢于面对这个巨大的矛盾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邓一光这样做了，而且他还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中“找到了写作可以通过的缝隙，凭此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之中”，写出了这样一本结结实实的小说，为此应该向他致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