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小说勉为其难的，因为语言的传达总是曲折和间接，必须将空间转变为时间的形态，就是可叙述的方式。《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大观园落成之际，贾政带宝玉陪一帮雅客参观，每到一处景，贾政要解释一下设计的用心，然后命宝玉作题额。比如方一踏入园子，迎面一座山，贾政就说，这座山本意是为“掩景”，就是先抑后扬的意思，也是设置悬念，于是宝玉题为：“曲径通幽处”；然后，一堆累石之间有水流出，众人抢着题：“泻”，宝玉不同意，觉着太直白，他题的是“沁芳”；再到一处院落，有竹子和芭蕉，宝玉认为，“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所以题作“有凤来仪”；再有一弯青山，怀中一道泥墙，稻茎掩护，杏花盛开，宝玉发表一番“天然”的理论，题三个字“稻花香”……如此这般，空间便有效地转变成可叙述的存在：理趣，情致，格调，意境，都是叙事拿手的活计。读下来，人们未必能在视觉中显现一座园林，但这处所在的性格气质却是生动的。

<　　方才说过，时间是叙述的陷阱，它们有着极为相似的外表。而空间天然地与叙述起抵触，它硬生生地矗在那里，梗阻着叙述的通道，你必须赋予它主观的形貌，才可让它进入时间的流程。就像大观园在“试才题对额”里显现的方式，它不是以直观，而是换成一种诗意，为文字语言所表达。诗意对于叙述，是使得其所。语言擅长的是主观性的存在，任何客观的事物，一旦进入语言，就已经是主观的了，而空间尤其为客观。因此，当我们决定去描述一个空间的时候，大概提前就要想好，究竟它意味着什么。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安娜与沃伦斯基第一次见面是在车站。车站是一个相当有意味的空间，每时每刻都有列车出发和到达，于是便发生着离别和聚合，有多少故事在上演啊！其实，在生活中，它已经渐渐演变成一个可叙述的空间。安娜与沃伦斯基邂逅的车站又是怎样的景象呢？首先，是紧张和繁忙。因列车将要抵达，工人们在铁轨间穿行、奔忙，作着各种准备，接站的人渐渐多起来，接着，车进站了。托尔斯泰详细地写着这个过程，汽笛长鸣，车头迎面过来，然后是煤水车、行李车，行李车上木笼里有一条狗，吠叫着……这些细节构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要知道，早期工业时代，蒸汽机的威力，是何等地让人振奋。雨果的《九三年》，巨剑号战舰上，一门重弹大炮挣断缆绳，作者形容它“就突然变成一头奇怪的、超自然的野兽”，炮手试图将它归位，被称作“物与人决斗”，这一幅场景，雨果用了整整两节的篇幅去描写，惊心动魄。还有狄更斯《老古玩店》，小姑娘带着破产的爷爷出走，风雨交加，无处栖身，有一个男人收留他们过夜，那过夜的地方是一座高大的建筑，充满着铁锤的敲击，熔炉的火光，金属淬火的滋滋响，干活的人在烟与火中穿行，如同神话里的巨人，有着天下无敌的力气，还有着慈悲的善心。这一个场景很是引人遐想，当机器这样东西初始诞生的时候，人们是怀着如何敬仰的心情，和今天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沉睡的人觉醒过来，发现自己身上蕴藏着的智慧的力量，即是惊喜，又是畏惧。那好莱坞旧电影《化身博士》，试验发明隐身的药剂，将自己变没了，却变不回去的时候，真是要发疯的。话再说回去，机器时代拉开帷幕，我想，最初提供给文学艺术的是，人忽然间在自己身上看见了命运，这命运并非是单纯的天意，而是将自身行为当作条件计算进去的，你不知道你下一步将会做什么，又将如何左右你的未来。就这样，在营造了车站的气氛之后，车站上还发生了一桩事，那就是一个养路工被倒车的车轮轧死了。这个事故从情节上说是一个伏笔，预示着安娜的遭际，从车站这个空间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特征——车站这一人类文明其实具有一股蛮横的力量，它一旦脱离人手的控制谁也无奈于它，人又一次回到渺小的无常的境地。这个特征在绘画也许可以用巨大的画幅，悲剧的造型，挣扎的身体，痛苦的表情，或者仅仅是颜色叠加，线条交错，等等直观的表现，在小说，则是用一个事故。这个事故真是精到，它很简单，却十分惨烈而具有隐喻性。

　　我还想用更多的材料来说明，空间如何在小说中变形为可供叙述的对象，还是用《婚礼的成员》作分析。前面说过，《婚礼的成员》那一个时间膨胀的下午是在厨房度过，厨房是小说中的主要空间，即人物活动的舞台，这舞台是如何搭设的呢？首先应该注意到这具舞台的背景，那就是炎热。美国南方的夏季，“六月的树有一种炫目的亮绿色”，“水泥路面仿佛在燃烧，闪亮如玻璃，最终人行道烫得让弗兰淇难以下脚”——于是，厨房便自然有一股森凉与阴暗。从小说中，我们所能找到描写厨房外观的字句很有限，说过一句：“厨房四四方方，寂静而灰暗”；又说：“水池上方有一块水汽蒙蒙的镜子”；壁炉上有时钟；还有，描绘了墙壁，“墙壁上约翰•亨利的胳膊够得着的地方，都被他涂满了稀奇古怪的儿童画”，老弗兰淇也在上面画，但到了秋天，便全部刷白；后门廊角落里，有个四方形的猫洞，老弗兰淇的猫有一回出去再没有回来。这几乎就是全部关于厨房的交代。而这里却有一样没有交代却挺重要的物件，那就是桌子。他们三个人围着桌子做了许多事聊度时光：打牌，厨娘揉面做饼，两个孩子则做小人饼，吃漫长的午餐，聊天，绕着桌子追逐打架。厨房里的声音除去这几个人的动响，还来自一架收音机，播放出战争新闻，广告，轻音乐队的演奏。厨房里的气味自是不消说的了，只要嗅一嗅扑克牌就知道：“味道会是整个八月他们所吃的饭食的总和，再加上手汗的恶心味儿。”当老弗兰淇坐在通向她二楼卧室的楼梯口，面对厨房，就觉着：“厨房死气沉沉，怪异而阴郁。”但这只是她心情所至，事实上，夏日里，被炎热封锁之下，这厨房可说是有着相当活跃的生活。如此可见，这个厨房，是被动静刻画出来。这些动静看起来很自然，但是，倘若深究下去，却发现是经过选择而录用的。里面常驻的三个人，尽可以闹得天翻地覆，可怎么也闹不出这个空间，能出去的，惟有一只猫，从猫洞钻出去，再不回来了，所以就不是有互往的。外面的因素也进不来，收音机是播送了外面世界的消息，可这些消息到了厨房里，就成了单纯的声音，其中的意义在消解：“收音机开了整个夏天，最终他们已经充耳不闻”，街上黑人叫卖蔬菜的声音，铁锤敲击声，钢琴调音声，一支小号吹奏蓝调——你可以视作外面世界在敲门，但不是什么也没有进来吗？连响起的电话也无声地挂上了，有邮差上门送邮包，结果是送错的，这简直是恶毒的诱惑！于是，这厨房就有了一种幽闭的意味，而小说就是要讲一个小姑娘渴望走出去的故事。由此可见，空间惟有生发含义，才能进入叙述，或者说，我们必须以叙述赋予空间含义，才能使它变形到可以在时间的方式上存在。

　　对于小说，空间其实并不像时间那么棘手，因为形态不同，不会混淆。但叙述的交代能力却另有误区，以为没有做不到的，忽视了局限性。比如，那些古典推理小说的“秘室杀人案”，许多口舌都耗费在描述空间位置。当最初的悬念引起的兴奋过去后，余下来的便是兴味索然的解释，简直就很不能变成一个结构工程师，或者大型道具魔术师，迫不得已地，还需要有一张图，帮助叙述的效果。图画却又增添一桩麻烦，读图人免不了地，一定会遍地搜索机关，也一定能有所收获，遮蔽一下子揭开，而叙述本来是可以重新排序事实。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大侦探波洛的逻辑方式，拼图。哪一块先拼，哪一块后拼，又有哪一块藏着不拼，这个顺序即关系到故事的含义，又在于呈现理趣，这是语言的特权所在，它可最大限度贯彻自己的用心，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空间的本性却是客观的。要在空间里实现主观性，最好的途径是赋予人的气息：性格、感情、活动、生活。我想，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个宏大的例证，他所存在的卧室、客厅、楼房、花园、贡布雷……都是被纳入记忆之中，而记忆是最贴近时间的形态、性质，是叙述的最好体裁，它非常合理地将空间转化为时间，客观转为主观，让疏离的存在充盈人性。

　　小说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不同的，是异质的人。但人是小说的主旨，是小说的安身立命，涉及到的题目有很多，也很大，在这里我所谈形态上的人，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能遇见有异质的人。比如我们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一个安徽来沪打工青年，有一天携妻子到浦东游览，抬头看见经贸大厦，心情很激动，一鼓作气就爬了上去。有趣的是，在这之前，一个法国登高专家，曾经来经贸作了数度考察，一会儿测风向，一会儿量楼距，准备攀登经贸大厦，这时候一听说那青年赤手空拳爬了上去，从此作罢，再没消息了。这个青年就有些像小说里的人，是常态之外。在生活里，这一类的人常常吸引我的注意和喜欢。有一回，在美食广场吃饭，那一间餐厅门口立着一个卡通大娃娃，形貌可爱，服务员们从它身边穿行往来，全忙得脚不沾地，其中有一个小姑娘，百忙之中却在卡通娃娃跟前站定，摸一下娃娃的头，这也是异质的人。倘若留意，我们会发现，四处都是这样的特殊性格的人，但也还是那句话，缺乏一个形式，将这些只鳞片爪组织起来，呈现出意义。现实的力量太强大了，将人的形态全规划为类型，就好像用模具脱出来的一样，那些独一份的特质有时会以疾病的方式苟存着。现代精神病学为病态人格探寻出社会生活的病因——其实，这也是赋予形式的方法一种——从此为小说写作提供一类人物形象，疾病使他们的异质性变得合理了。在此也透露出小说中的困境，那就是要处理异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如何给予形式，一方面使这些怪人变得可为常理解释，另一方面却又不损失他们异质的意义。古代神话传说中充满了这样的人，是作为神来出现的，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埃丝米拉达和卡西摩多，是两个化身为人的神，而雨果大约也感到力有不逮，敌不过现实规范的挑剔，因此是将故事往后拉回三百多年，小说开篇就表明了时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十九天”，放到中世纪。而雨果终究是浪漫主义大师，他的人物都是在常态世界之外，但他也不得不为他的人物选择特殊的条件，比如，冉阿•让是一个罪犯，直到最后也没有合法身份；“笑面人”在杂耍人中栖身；《九三年》中的人物史实可考，然而扭转人类文明进程的本来就不是常人，革命就是历史的异质性，我们不是喜欢称“史诗”吗？将历史人物世俗化是现代主义的潮流，再要追溯上去，其实在批判现实主义写作中浪漫主义已经荡然无存。小说随了它的写实性格不断演进，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近。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几乎难以找到异质的人物，比如《包法利夫人》，它像一面镜子，让世人看见自己的面目。比如巴尔扎克“人间戏剧”中的人物，我们是用“众生态”来形容。其中我倒是觉着《贝姨》里那个老贵族于洛男爵有一些异常的气息，他那么受本能支配，而随了境遇的没落，他所求欢的对象也不断降低阶层，真是潦倒得很，失身份得很。在他周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并兴隆上升，是无比现实的景象，他的异质性却没有提供高于现实图景的想象。一旦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文学便面临挑战，批判现实主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从此，现实世界被夯得越来越结实，异质人物只能夹缝中求生存。现代主义其实是另辟蹊径，不幸的是，它们的命运常常殊途同归，还是蹈入现实的窠臼。卡夫卡的《变形记》，人都变成了甲虫，但依然是现实的处境与景象，甲虫也是常人所思，常人所想。魔幻现实主义里的人物都有异禀——我不说“异质”，而说“异禀”，这些有神奇禀赋的人，最后上演的是一出再现实不过的戏剧，拉丁美洲的现状。现实主义是强调合理性的，于是，异质性就很困难现身了。

　　在此，我用来证明，人物异质性还是有机会表现的，是德国当代作家徐四金的小说《夏先生的故事》，台湾小知堂文化1999年版本。

　　所以选这篇小说，是因为它有着一种单纯性，在清洁简洁的故事中，那一位夏先生的形象就变得很鲜明。夏先生出场在一个小学生的不断精进的视野里，这孩子曾经热衷于爬树，因为爬树会给他“飞翔”的体验。大风天里，在丘陵上起伏奔跑，几乎就有一种要飞的感觉。爬树爬到那棵老榉树的顶端，望着遥远处的落日，就真有点像飞行的感觉——“飞行的替代品”。就是在他这个年纪里，夏先生来到他们的村子，其他勿论，单说夏先生这个人。他有一个癖好，就是走路。几乎每天日出之前离家，直走到月亮升起。很难说有什么目的，或者绕湖走一遭，长度在四十公里，或者往县城走两个来回，单程十公里，加起来也有四十公里。他的衣着随季节转换，分别为黑色长大衣，红色绒线帽，和酱色亚麻单衣，浅平草帽，不变的是无论光腿还是长裤，脚上都是一双大靴子，令我想到中国神话里哪吒的风火轮。夏先生还有两件不离身的东西，也像是中国神仙的法器，一把手杖和一个背包，手杖用来支撑他的步伐，背包里是雨衣和食物。就这样，小孩子在树上飞行，夏先生在地上疾走。真正与夏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星期日午后，父亲带他从去看赛马，回家路上遇到暴风雨，转眼间有下起冰雹，风雨过去，视野渐渐清晰，便看见疾走的夏先生。父亲再三再四邀他上车，他只作不听见，最后父亲急了，说出一句：“全身都湿透了，这样您会没命的！”就是这句话惹恼了夏先生，他回答了一句话，也是小孩子所听见的夏先生惟有的一句话，他说：“那就请让我静一静！”父亲分析夏先生为“空间恐惧症”，可是这名小学生，却不是这么理解的，他以为夏先生就是必须在户外走来走去，“在户外走来走去，就好比爬树可以让我感到心旷神怡一样。”在这里，病态人格就演变成一种诗意的个体形态，惟有没有受教化的小孩子才可能认识常态之外的存在。然而，这种原始能力很快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社会规范的改造，生活打磨着粗糙尖利的部位，使之变得滑顺，得以纳入大多数的人群。这打磨的过程也是受挫折的过程。这孩子看见夏先生总是在他受挫的当口，一次是失恋，他隆重准备的约会小女朋友，被推辞了，只得一个人往回走，就在这凄凉的时刻，看见了夏先生疾走的身影，“在远方，只见这个小黑点继续向前移动，快慢有序地越过地平线。”另一次是从钢琴课落败而归，心中的痛楚让他又爬上老榉树的树顶，享受眼看要坠落的危险的诱惑，安全起见，盘腿坐下在树枝上，想象中浮现起自己的葬礼，悲壮而且宏伟，于是，自由落体的诱惑又来了，这时候，夏先生出现了，他的古怪行状使孩子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荒唐——这时候，社会的训练已开始奏效，小孩子正处在半蚕半蛹时期，不禁对夏先生起了惧怕，赶紧逃回自己的生活，也意味着两个异质人分道扬镳。接下来，就已经五六年过去，孩子长成少年，他学会许多知识，钢琴课的成绩也很不错，而且他拥有了一辆自行车，可以在自行车上飞翔，爬树的癖好差不多过去了。就在此时，他最后一次看见夏先生，并且是目睹了夏先生的结局。夏先生走向湖水，在湖水中渐行渐远，直至没顶。

　　这个故事听起来还是有些像童话，夏先生在世人眼中还是病态，但那个小孩子，也就是叙述者的眼睛，所含有的自省神情，透露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完全可能夏先生是正常的，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病人。我将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小说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