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无疑是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之争”时无法绕开的名字，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从几年前开始，便成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今年2月，顾彬又来了，在受聘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受聘会上，他提出，“德国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是，‘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商人？ ’‘真正的作家是不会去写剧本的，但是中国许多作家去写剧本’，“中国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古文不好，而且他们基本上不会外语”。这场争论引发了包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学界人士的回应，其中有宽容的声音，也有反驳的声音。其后，顾彬在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又称：“中国当代作家不知道人是什么。 ”

　　6月，被顾彬多次批评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集体卷入了一份名为《中国当代作家排行榜》的网络榜单中，排行榜以《水浒传》天罡星36员的排名方式，对36位中国当代作家进行了排名论座，不过不少网民却回帖称“有一半没听说过”，于是，关于“当下作家多过读者”的批评声随之而起。同月，著名文艺批评家孟繁华在“社会与文化论坛”举行了一场题为《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学》的讲座，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当代文学的低评价，他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并且认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大众对当代文学生产的真实状况和高端作品的不了解，大众普遍在拿当代文学中的低端作品和古典、现代文学中的高端文学做比较。

　　9月18日至22日期间，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在大连举办，与会的日本文学批评家谷川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中国当代作家太封闭，不具有开放感，真正被日本文学界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三位，包括莫言、阎连科和残雪。 ”该报道刊登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媒体纷纷将其作为外国学者再度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闻加以处理然后转载。不过，到了10月中旬，著名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演讲力挺当代文学，又再度掀起了新的话题，他在演讲中说道：“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此语一出，争论即起，有评论先后以《这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吗？ 》等文章予以反驳。

　　10月30日至11月1日，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举行的圆桌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中国文学界应该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顾彬再次提出了他曾经屡次强调的观点：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他表示：“我为什么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多学外语呢？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著名文艺批评家陈晓明在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立场”的概念，他问道，中国文学60年的历史，有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给它确立一个价值？有没有办法去看待和评价它？“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语境中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中解释这60年。到底什么是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20世纪或者60年来的文学史有多大的阐释能力？到底要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 ”针对陈晓明的发言，肖鹰则认为：“我觉得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 ”此次会议结束后，陈晓明和肖鹰的争论并未随之落幕，在陈晓明发表文章《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肖鹰随即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于是，在2009年岁末，如何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评价以及批评家言说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究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可以给出不同角度的答案，即便对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价，甚至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希望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各种角色提供言说的机会，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下的文学。

　　“中国立场”，是一个近来令中国文学界显得颇不平静的焦点概念，也是引发学者观点之争的核心话题。一方面，陈晓明认为，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是一种封闭和拒绝的文化意识形态。本报独家专访两位学者时，两人分别就各自的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其中还涉及到了中国研究者对海外汉学的态度，中国如何撰写自己的文学史等一系列子话题……

　　陈晓明：

　　我们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12月12日，陈晓明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的文章，他在文章前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最近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招致一大堆的批判围攻。这里是我首先要表达的观点，那就是‘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陈晓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第一个谈到的问题正是 “为什么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将中国的文学看作政治的产物，他们有他们自己标准下的文学。 ”陈晓明说，文学是语言的构造物，“作家每写一个句子，都要修改很多次，甚至标点符号的变化都可能会令文本出现很大不同。中国的文学必须是中国人才能够体味其中的微妙，比如赵树理式的文学语言，那种口语化的、戏曲化的语言，是西方学者很难理解的。 ”

　　在陈晓明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具有很大的影响，在重新发掘张爱玲、沈从文以及钱钟书的文学史地位等方面，他的论述确有其价值，重写文学史从一个侧面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学史阐述往往过于简单化，而他把文学性的东西释放了出来。 ”但是，陈晓明提醒说，“重写”只是把被压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文学压抑下去，给予政治性的封闭，这与此前的封闭不过是调了一个包。

　　陈晓明认为，反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找到反思的依据，“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

　　他强调，自己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也不是反对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这100年来，我们大量地受西方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吸取西方的经验。我也赞成在方法上完全可以大胆学习西方，这个知识的谱系是非常密切地糅合在一起的，没有中西学术的交融是不可能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西方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学者会用2/3的时间来学习中国，而中国的作家，如莫言、阎连科等，都是在充分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进行个人写作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确确实实到今天我们突然面对中国所谓的60年，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立场没有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找不到中国的立场，也没有中国的话语方式。在今天我们如何看中国立场？我们不能连一点点中国的立场和我们的话语的肯定性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确认我们价值的那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