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这句话是很刺激我的。我觉得我从21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黑格尔，一直到今年我还出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非常清楚我做这项研究面对的知识谱系是什么，但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又确实不知道怎么从老子、孔子再到马克思、福科和德里达来建构一个协调而清晰的知识谱系。因为知识谱系的不清晰，我们的立场和方法也并不明确。 ”
陈晓明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不可以简单理解为回到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就了事。他提出，要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 ”
今年4月，由陈晓明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书出版，作为身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当事人，陈晓明希望找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臣服于西方美学的规训和尺度太久了，而后者实际上已经枯竭。 “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的文学如果仅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
陈晓明多次强调，自己并不是呼吁抛弃西方现有的理论，而是认为，应当在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