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其实就是表现作家眼中、心中的世界，每一个作家都在不断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世界。无疑，赵本夫找到了。从早期的短篇《卖驴》到最近的长篇《无土时代》，他对乡村、田野、土地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在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赵本夫选集》(8卷)犹如一块重重的惊堂木，提醒着我们：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托。

　　记者：八卷本《赵本夫选集》的出版，意味着对一个创作阶段的总结。请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创作历程。

　　赵本夫：这八卷共200多万字，确实是对我30多年创作的一个总结。1981年，我的处女作《卖驴》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自此我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征程。当时我看了很多的知青小说，写的都是“苦啊累啊”、“乡村干部霸道啊”等等。我心里想：城市的孩子来到乡村受了苦，回城还有希望过上好日子。可是农民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必须坚守这片土地啊，所以就写了一些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农民心态的作品。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学习，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关注的点也越来越多，比如会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探讨国民性的问题，《绝药》《寨堡》那一个系列写的都是这类东西，包括后来的《天下无贼》《鞋匠与市长》。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白驹》开始，主要是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白驹》写了猎狗因人类的忘恩负义而反叛人类，奔向原野，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立而自由的世界。后来，就继续写《涸辙》、“地母三部曲”等作品，延续对这一主题的探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作家和文学的“黄金年代”，发表一个短篇都有可能引起强烈的回应。能否介绍一下《卖驴》和《“狐仙”择偶记》这两部短篇在当时的反响。

　　赵本夫：《卖驴》因为是获奖作品，影响确实很大。现在看来，它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语言应该是没问题的。从处女作开始，我的语言就比较考究。当时有出版社编《中国文学精选》，从孔孟老庄开始选，接着唐宋八大家以及现当代的一些作品，最后一篇选了我的《卖驴》，可能他们觉得《卖驴》是一篇在语言上有“中国气派”的小说。《“狐仙”择偶记》写的是一个妇女带着一家人在艰难的时代如何生存、自保的故事，引起特别大的争论。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女性的屈辱和坚强，但因为写到了一些落后面和一些情感而受到批判。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陈思和在《文汇报》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农民的爱情》，对这部小说表示肯定。这些小说代表了我成长过程的某一个节点，所以都收入了《选集》之中。

　　记者：谈到您的短篇小说，很多人都提到一个词：传奇性。您为什么如此着迷于“传奇”？

　　赵本夫：实际上，不仅是我的短篇，我的长篇也讲究传奇性。这可能跟我受到古典小说的影响有关。从唐宋传奇到明清小说，我看了很多，无论是在对传奇性的追求还是对语言的锤炼上，我都受益匪浅。西方的很多作家，如欧·亨利、莫泊桑、马尔克斯等，也很讲究叙事的传奇性。有些人认为，平淡地描摹现实比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更难。但我认为，通过一个很好的故事表达一个理念也非易事。我也写过一些平淡的作品，比如《收发员马万礼的一天》。但我还是认为，应该多写“奇”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盼望有奇迹发生，无论是我们的工资还是爱情。可以说，对奇迹的盼望是人类的普遍心理，而文学本身就是理想化的，两者相互契合。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都充满了很多神秘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奇”得离谱，应该看起来出人意料，仔细琢磨起来却合情合理。

　　记者：在《天下无贼》等很多探讨人性的小说中，您为何偏向于塑造人“善”的一面？

　　赵本夫：电影《天下无贼》一公映，很多人就问我，你真的相信“天下无贼”吗？我怎么可能相信呢？我亲自抓过贼，我太清楚天下有没有贼了。正因为是这样，我才呼唤这种美好、良知。每个作家介入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小说家喜欢把现实残酷化，写出其血淋淋的一面。我虽然也看到生活的严酷性和复杂性，但我更愿意用一种理想之光去照耀它，而不是将其赤裸呈现。我不喜欢血淋淋、那种张牙舞爪的写法，我的小说都是从容的。

　　更具体地说，我的小说不回避但也不执著于现实的丑恶，我更希望把它引渡到有希望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力。理想的产生正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满，描绘理想就是指向现实。并不是要直接指出我要**谁，然后弄出个是非，才是尖锐的。

　　记者：“地母三部曲”包括《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和《无土时代》，但评论家们大多只关注《无土时代》。请您总体地谈一下三部曲之间的联系。

　　赵本夫：“地母三部曲”一直是我想写的作品，但是持续了20多年才将它写完。我把所有的人生积累都“砸”进去了，我试图通过这三部曲表达自己对人类文明的一些思考。

　　《黑蚂蚁蓝眼睛》写文明的断裂。黄河决口冲垮了已有的秩序和文明。在文明断裂后，原来地形地貌没有了，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没有了，但生命和大地都汪洋恣肆，具有无限的生机。为什么这样呢？在我看来，文明社会就意味着建立起来一种秩序。有形无形的秩序，对任何种类的群体都是必须的。但有时候秩序的存在，会让个体感到非常痛苦和无奈。我在这部小说表达的就是对一种自由的原始野性生命力的礼赞。

　　《天地月亮地》写文明的重建。人们重新瓜分土地，围绕土地展开一场生死争斗。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缩影。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的战争都跟土地(疆域)有关，征战和杀伐都是为了土地。土地不再是人类的母亲，而变为了一种财富。人类文明重建的过程，就是人们为了这种财富相互杀戮的过程。我的家族就曾经历过卖地以赎回被绑架子女的事，所以我了解土地意味着什么。

　　《无土时代》则通过对城市的书写对文明进行追问。在乡野里，人和人离得很远却经常串门；在城市里，人和人离得很近但关系很疏远。很多人都在焦虑、都感觉缺乏安全感，我把这一切归结为：离开大地太远了。正如我在小说中写的，“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气、怨恨之气”，无法被大地吸纳排解，在大街小巷飘浮、游荡、发酵，被人吸进五脏六腑，“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所以，小说这样结尾：在木城这座大都市里，一夜之间长出361块麦田，麦苗迎风飘拂，扬花抽穗，最后被人们抢收得精光。

　　记者：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以无限美化的乡野来“对抗”城市，是否意味着只是一种“乌托邦”？

　　赵本夫：人类非常享受现在所有的文明，也觉得自己非常强大。但无论怎样，人们还是掩饰不了对大地的向往。不管你住得多高，离大地多远，你总是向往大地。在城市生活的人，阳台上总放着几盆花。城里人骂乡下人，可是城里人也是来自大地，那些花盆就是证明，所以我说：“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人们对大地、对自然总是具有那种天然的亲近感，不然就不会动辄就去大自然旅游了。

　　从长远来看，城乡文明的对峙，人类的文明和城市的文明，最后还是要被大自然打败，人类战胜不了大自然。玛雅文化、楼兰古国的消亡就是很好的证明。也许是因为没有水，也许是一场瘟疫，甚至只是一场战争，城市的文明都有可能销毁。我当然也希望城市能够更合理的发展，我在作品中写出了自己对原始生命的礼赞，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对抗的主题，只是为了表现城市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对大自然、对大地的向往，难道真的是一种“乌托邦”吗？不是！在我看来，这是本质的东西、需要坚持的东西。

　　记者：很多批评家认为，您是一位需要重新评价的作家，或者说，您的作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对此，您有何看法？

　　赵本夫：多年来，我从没有进入文坛最红的核心，但也不是一个被遗忘的作家。我对自己的创作非常自信，当然早期作品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总是尝试着不断变化，不断超越自己。很多批评家也给予了足够重视，但我确实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被阐释出来。对于作家来说，只能要求自己不断颠覆已有的文学观念，不断地写出好作品。

　　我希望批评家们能够真正关注那些优秀的作品，特别是要关注一些新人新作。我想，一个优秀的批评应该能够鼓励和发现新人，而不是老盯着那几个名作家。另外，批评家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批评体系，这样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批评视点，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

　　(黄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