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 莫言 不倦的探索者
杨 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在回答自己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作品必须写出自己的特色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说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瑞典文学院还认为“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莫言自上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红高粱》被称为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由此，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笔法。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莫言的作品在主体意向非常充分的视角下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莫言说：“我一直在写作形式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力戒重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莫言的作品获得了世界范围内众多读者的喜爱，很多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莫言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称：我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文学天才。“和大多数普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的文学之路也是从阅读和模仿开始的。”他说：“我从1976年当兵正式开始写作，最初都是模仿外国作家的小说，投稿后每次看到通讯员拿着牛皮大信封退稿就心凉。1981年5月，我的小说终于在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这个小说就受到了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响。”后来读到福克纳的作品，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莫言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莫言还承认自己受过马尔克斯的影响。因此，他得出结论：一个人在写作的初级阶段就是应该去大胆地模仿、借鉴。
待到写作日趋成熟之后，莫言逐步意识到作品必须写出自己的特色，不能一味跟着西方走，最后还是要回到追求民族化写作上。他说：“一个中国作家要找到、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不能一直跟在西方作品后面亦步亦趋，中国作家必须要从民族文化的根源里挖掘创作的冲动。”《檀香刑》和《生死疲劳》、《蛙》就是莫言在探索个性写作和民族化写作过程中的产物。“以前我们在文体技巧上向西方学习，现在我要从民间吸取思想资源。”
故乡不局限于这片乡土
莫言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高密。获奖后莫言表达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莫言谈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故乡是很重要的。1984年上军艺以前，找不到素材来写作，很多时间就是下去体验生活，千方百计找能够让自己感动的故事。到了《透明的红萝卜》阶段之后，一想到过去，想到了童年，就想到了故乡的生活，感觉好像一条河流的闸门被打开，活水源源不断而来。故乡情结、故乡记忆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库，因为，第一，故乡与母亲紧密相连；第二，故乡与童年紧密相连；第三，故乡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从这种意义上讲，城市的作家也不是和大自然没有联系了，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例子。那么说大自然不是我们认为的山川、河流、草木，可能是一个公园，一个街道。因为有了童年，有童年的童真、童心、童趣在里面才不一样。我想故乡对一个作家的意义，就是我刚才总结的三点：母亲、童年和大自然。
现在莫言对小说中的故乡有了新的理解：小说都讲究有故事和典型人物，但写了30年，故事也都写的差不多了，渐渐地你就会有一种能力了，把别人的故事变成你自己的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一样。就像我写高密县，但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片乡土了，它可以作为一种风景，发生在美国的、日本的故事我都可以拿过来用，让它变成发生在高密县，所以乡土也就开阔了。
对于现在的农村，莫言亦有了解：“农村在物质上的变化能触摸到。房子比过去漂亮，吃的穿的比过去有很大改变，农民劳动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但莫言觉得，难把握的是人心的变化，“去年我在家里待了半年多，觉得最难的是对当下农村年轻人的想法的把握。”
越是经典越耐得住重读
《纽约时报》著名书评人M·YhomasInge在《史诗般的小说，一流的中国作家》中说：“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书出版时要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持反对意见。这会起一种消极的作用，人们会认为莫言真不知天高地厚。我觉得抬得太高了，鲁迅、老舍是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我认为衡量一个作家才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作家有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文体，而鲁迅、老舍都是创造了一种独特文体的作家。鲁迅的文体再放50年依然不会过时，老舍的文体中对北京方言、土语的改造，依然是了不起的。他们的才华是难以超越的。现代汉语发展将近100年，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很多人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要想在语言方面做得突出、鲜明，明显高于同时代人，这是很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师很难产生。”
莫言作品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80后”作家张悦然在谈及阅读莫言作品的感受时表示，莫言的文字中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咄咄逼人的，能给人以最感性的、最本能的阅读体会，“他是一团可以烧到你的火”。
在莫言看来，语言基本的风貌是一个作家天然就有的，或者说一个作家的遗传因素以及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社会层面，所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决定了他语言的风格。一个作家的语言肯定是一种混成的东西。他的小说语言，评论家季红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分析。首先是大量的民间口语进入语言；其次通过在传统的经典典籍《三国演义》和文言文以及翻译小说中找来的东西以及从民间戏曲学来的东西。他的小说经常出现元曲的味道，尤其在《檀香刑》这部小说里这种民间戏曲的影响更加深重。
莫言有时会在微博上谈到读书，比如他重读《儒林外史》。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出一批书来送给一些学校，现在把书架清理得就剩100多本书，都是经典。比如说中国几部古典小说，比如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书实际上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你下一次拿起另外一本书来，又把前面的书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恰如奥运夺首金
张稚丹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在新闻联播里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错愕：不可思议！难道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令中国文学界纠结不已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落在神州大地上了？虽然前有莫言在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赔率表上排在第一顺位，后有央视宣布首次受邀采访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甚至早在2006年，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莫言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大多数人还是感觉希望渺茫，连莫言在被告知获诺贝尔奖消息时，反应也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毋庸置疑，诺奖已成为中国作家郁结于心的一个难解的情结。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心怀侥幸地企盼着，因为渴望而焦虑，因为失望而抵触，甚至嗔怨怀疑。作家陈村略带刻薄地说：“我没能搞懂的是，其实，我们也没获得诺贝尔先生所设的与科学有关的奖项，为何唯独在文学奖上过不去呢？人们为什么独独认定中国的文学家一定要比科学家们聪明一点呢？为什么独独认为文学奖最值得一获呢？或者，竟是认为这文学奖更多一些摸彩的意思吗？”他宁愿中国人得一个诺贝尔的科学奖，比如物理，比如化学。
消息出来之后，文学界的声音趋于同一，充满了释然和喜悦。正如麦家事前形容的那样，一个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上拿了一个公认的大奖，就像许海峰拿到的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大家会记住很多年。作家周国平在微博上表态：“莫言获诺奖，真好，诺奖由神话变成了身边故事，中国作家从此可以平常心对诺奖了，得和不得都没什么大不了了。”龙应台则大笑三声：“莫言得奖，太棒了！”她希望这会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说，这不只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的肯定，对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强大以及世界影响力提升。
回过头来重温莫言的往昔创作，我们重又看到他的恣肆汪洋、元气充沛，诡谲的想象力以及用披头散发、不加修饰的文字营造出的亦虚亦实的超常的意象。麦家说，当一个人斩获这么大的奖时，荣誉已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语言、民族和国家。
是的，中国文学进入了世界一流文学奖项的视野，作为使用汉语的中国人，我们感受到骄傲和荣耀。莫言获奖，相信不但会改善中国文学在世界的边缘地位，也会使中国社会重新审视文学。
作家韩少功送给莫言的一句话是：高兴一个小时后，继续写作。中国众多的作家们，继续写作吧，心态平和，一直向前！
中篇小说《红高粱》故事梗概
这是世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抗战初期，“我”奶奶——山东高密县某村一个美丽的姑娘九儿，被贪财的父亲嫁给有麻风病的烧酒坊主李大头。当花轿经过一片高粱地时，遇上了劫路的土匪，危急时刻，“我”爷爷——轿夫余占鳌率众杀了土匪，救了九儿，经过一番波折，两人终于成为夫妻。不久，日本侵略军进了村，在九儿和余占鳌的带领下，烧酒坊的伙计们用自制的土枪土炮在高粱地里伏击日军的军车。张艺谋据此拍摄的电影《红高粱》被公认为华语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1988年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后来，莫言以此为基础，衍生创作出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
《檀香刑》故事梗概
1900年，猫腔戏班班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孙丙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的女儿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迫将孙丙关入牢房，并给他施行一种残酷的死刑——檀香刑。
行刑者赵甲是大清朝的头号刽子手、也是眉娘的公公。赵甲把这次死刑视为他退休生涯中至高的荣誉，一心要让亲家死得“轰轰烈烈”……檀香刑，是让一截檀木，在人体五脏六腑之间游走，最后从锁骨上面穿出来，刑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长满蛆虫……
莫言以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天堂蒜薹之歌》故事梗概
农民受到乡政府的鼓励种了大量的蒜薹，希望卖个好价钱，但是乡政府任意对农民征税，禁止农民把他们过剩的蒜薹卖给外乡收购者，又压低收购价格，拒绝收购更多的蒜薹。乡党委书记拒绝和农民对话，农民们愤怒了，砸毁、焚烧乡政府办公室。高马自愿参加暴动，他急需卖掉蒜薹把新娘从她狠心的父亲那里买回来；而高羊和方四婶只是被随大流卷入了暴动，并不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莫言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
小说的景物描写优美绚烂，一个个悲剧性的人物鲜活跃动。这是莫言最具思想性的文本。
《蛙》故事梗概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
“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
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退休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的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
诺贝尔文学奖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李乃清
“有一回，诺贝尔文学奖出结果前一周，我恰巧在巴黎参加法国电视二台著名的‘新书对话’节目，主持人毕沃没放过追问机会：‘我知道瑞典学院(通常汉译为“瑞典文学院”)很多事都是高度机密，但请你告诉我，这次到底是哪5位作家进入决选名单？’我的回应是，‘如果我告诉你了，我就别想回斯德哥尔摩了。’”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端坐在瑞典学院会议室专属于他的第16把椅子上，笑盈盈地向记者讲述了这则小故事。他和其他院士就在这个地方讨论候选者名单——每周四下午5时开18院士的例会传统，从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86年创立学院开始，至今已坚持了226年。
谢尔生于1930年，瑞典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1981年获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4年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对全世界多数文学工作者而言，瑞典学院是一方神秘之地，甚至还散发着某种神圣气息。古老的学院位于斯德哥尔摩有700多年历史的老城，紧邻诺贝尔博物馆，外面就是游人如织的露天广场。拐入鹅卵石小路，推开学院图书馆的厚重大门，肃穆沉静中，只听见那台仅容3人的木质旧电梯在老楼里上下的声音。
和这电梯一样颇有年头的，是18位终身任职的院士，他们精通英、法、德多门语言，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及专业语言学家。谢尔戏称：“我们这个俱乐部，18个人都是学养深厚、才智卓绝的大家，但也都是极其固执的老家伙，你以为其中一两位可以主导整个局面？不，他们绝对做不到！”
会议室里，白色长桌边围着18把扶手镶金的蓝椅子。通常18位院士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中国人熟悉的汉学家马悦然，就坐在谢尔斜对面的第5把椅子上。
长桌一端有个托盘，盘中两只银杯，其中插有一支鹅毛笔。另一端的精美铜罐，是院士们的小“投票箱”，他们把意见——通常是“同意”或“不同意”——写在纸上，放进这个罐子，所有人投完票，打开罐子点票，多数人同意才算通过。
据谢尔介绍：“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20来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名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
6月起，院士们开始放假，“看这5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在谢尔与院士斯图·阿伦合著的《诺贝尔文学奖简介》中提及，1936年学院曾考虑提名中国作家鲁迅，结果鲁迅不仅拒绝了提名，而且认为当时全中国没有作家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随后战争期间，惟一被学院讨论过的东亚作家是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选的林语堂，人们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但最终觉得他在陈述整个中国的转变时，作品尚缺“精确的人物描写”及“力量和深度”……此外，沈从文曾离诺贝尔文学奖一步之遥。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