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震云正在人大文学院讲授,右上图为讲课现场
2011年5月，刘震云正式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此前，阎连科已先于他跨进这所大学的校门，坐到教授的“交椅”上；同年9月，二月河出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年末，王蒙也接受聘书，成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而早在数年前，王安忆、马原、莫言、梁晓声、王刚等也纷纷步入高校……这些著名作家在万众瞩目之下进入大学，将给僵化的体制内文学教学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学校、学生又将如何接纳他们？追踪他们的校园遭际，探索其中的文化意义，或许正是时候。
最好的读书年龄，他们在应付考试
执教中国传媒大学的王刚，第一节课就挨了当头一棒。
那天，他在课堂上谈起契诃夫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等文学经典，并穿插着聊起自己在意大利诗情画意般的经历，最终却“失望”地发现，台下竟然沉寂一片，“他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此后，他作为教师代表到外地招生，在问及面试者都读过哪些书籍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举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变形记》、《老人与海》和欧·亨利的小说。但稍加考察，他便发现，这些学生几乎没有读过原著，而只是通过策略培训班的“参考答案”，对这些作品做过简单了解。
这是一群刚跨过题山又跌入课海，业余时间献给了学生会或网游，接受知识习惯于清晰的条文和明确的结论，甚至连个人阅读也得依靠他人“培训”的学生。这正是进入校园的作家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
刘震云的尴尬也由此而生。那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一场名为《梦回宋朝：林冲遇见了“拼爹”的人》的讲座，主讲人便是刚刚入职文学院的著名作家刘震云。认真听完这堂课的学生，无不折服于刘震云的幽默和智慧，“他的演讲乍听起来漫无边际，还不时地插科打诨，听后却发现，其中环环相扣，没有一句废话。”人大文学院研究生朱杉赞誉道。
不过，更多的人并不习惯这种“天马行空式的，既不实用、也没有任何结论和答案”的讲座。就在刘震云还沉浸在“不厌其烦”地讨论《论语》，毫无“梦回宋朝”的迹象时，一个学生已经按捺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站起来问道：“您刚刚这些话，与今天的主题有何关系？”紧接着，有人提前退场了。“这位同学你去哪里？”面对上身前倾、几乎要一脚跨出讲台的刘震云，离去者冷冷地撂下一句话：“我对你讲的东西不感兴趣。”
对文学经典的陌生，对非灌输式教育风格的不习惯，使得当下在校大学生接纳作家式教授相当有困难，这是作家们始料所不及的。
同为人大文学院教授的阎连科对这些学生深表同情：“在最可以读书、最需要读书的时候，他们在应付考试。如果花很多时间读《红楼梦》，也就没有时间把分数提上去了。”所以，这些学生尽管考上了大学，进了文学院，对他们来说，文学依然是“奢侈品”。而在中学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这些学生的思维习惯也趋于简单、直接和懒惰。
“老师想发光已经很不容易”
“今天的老师要想发出微弱的光，都很不容易。”王刚渐渐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帮文学青年，相反，其中很多人对文学既无兴趣也无准备，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能立竿见影或有“笑果”的东西。
学生们对老师所推崇的经典提不起兴趣，对自己的作品和“偶像”却珍爱有加。几经琢磨，王刚从这里找到了使自己“发光”的渠道。从此，他在课堂上会冷不丁地把学生请上讲台，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选择他们所追捧的《失恋33天》或东野圭吾的作品，由此来讲述自己的剧作经验和文学理念。在大家竞相“燃烧”以后，他才试探着带领他们体悟托尔斯泰的魅力——“渥伦斯基在慢慢厌烦安娜，而安娜，也已经凭着一种女性的聪明和敏感，知道这个男人曾经对自己那么有热情，而现在这种热情没有了，甚至于，她喝咖啡时发出的那点声音，身边的那个男人都厌恶不已……”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更愿意采取“劝”的办法。他对学生直言，人的大脑区分为不同脑区，有的产生理性思维，有的产生感性思维，有的用于记忆。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我们重点开发了理性思维和记忆的脑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感性脑区，还处于睡眠状态，“这一部分脑区在人脑中是相当宝贵的，像矿藏一样，像礼花一样，中文教育就是要把它开启，一旦调动了这种想象的能力，你们会感到非常愉快。”紧接着，他便启发学生在课堂上尝试着展开自己的想象：雪地上有一行足迹——就这样一个标题，让所有人发挥创造性的联想：这行足迹是谁的？他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是怎样的人，经历了什么，他脚下的道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刘震云应对的办法却是“骂”。讲座期间，面对学生“与主题何干”的质疑，他毫不客气地大发议论：“刚才同学提到的问题给我很大感触。我最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中国教育这些年是完全失败的。如果你们想稍微有点出息，一定要把过去的思维模式转过来，这样才能更接近刘震云，更接近孔子。”讲座结束后，他再次提醒学生：“我一讲孔子，马上有同学说，你不是说讲林冲吗？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闻一知一。鸡鸭为什么不能同笼，鸡犬为什么不能相宁？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本身需要教育。”刘震云解释说，它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闻一知一的机器，从幼儿园开始，不管你考的是重点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它的答案就只有一个。
“我们都上了闻一知一的当”
“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激情，当我们把作品仅仅当成学生作业，去换取分数或学分时，我们对创作永远提不起兴趣。”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牧表示，正是王刚，让他们“触摸”到剧本创作的实际，进而感觉创作“不再是那么远的事儿”。
为了完成王刚老师布置的作业，凌晨两点多了，张牧还在观看《失恋33天》，从中挑问题、找毛病，“其实，这个作业要想糊弄也很容易，找找网友说了些什么问题就成，但我没有那么做。”
而刘震云的讲座，则改变了学生对文学的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院没有作家，文学渐渐变成了教授口袋里的教案，变成了教材上条分缕析的知识点。“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多少年没有沈从文的影子，没有张爱玲的影子，甚至萧红的写作，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现在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了。”阎连科提醒到，因为作家的到来，“文学”在校园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许我们从文学史上学到的作家今天看来并没有那么伟大，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他的写作却可能更有意义，作家常常会讲被文学史忽略的东西。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不同于教材的、更为新鲜的视角。”
朱杉对此深有感触。根据教科书上的解释，文学通常被认为是生活的复制，比如它反映了生活，揭示了生活。“这样的阐释其实很难服众，如果它是生活的复制，我们为何要看文学，直接到街上看生活不就完了？”她坦言，“文学可以把生命凝固在时空里，这便是它存在的理由”。
而刘震云对闻一知一的尖锐批评，更让她和同学们有幡然醒悟之感：“我读了将近二十年书，基本上都是闻一知一。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自己很少主动去考虑‘一’以外的东西，而且只知道‘一’，不能灵活运用。”朱杉意识到，习惯于闻一知一，做不到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这是教育制度强加给自己的一把锁，“不摆脱它，就意味着自己一辈子都将与想象力和创造力无缘。”
对现行大学体制的矫正
“如今高校的教学氛围，太需要激活一下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此前在大学呆了将近20年，他直言，“现在的学生不愿意动脑筋，只想要简单、清晰的结论，这其实是教育体制所致。从小学开始，老师的教育就是标准答案式的教育，一段话让你分析，似乎很激发主动性，但结论却是板上钉钉的。到了大学，还是老师讲，学生记，最后按照老师讲的内容去考试，‘闻一知一’，对于他们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和整个大学的考核机制和评估体系是相关的。更可怕的是，包括文学院在内的人文学科也被纳入到这一“数字的监狱”。
“文史哲用这个方法是评估不出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如是说。阎连科也认为，人文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让人去感受，而不是量化；让人去一天一天地养成，而不是一时一刻就立竿见影，“人文是要流到血液中去的，而不是穿在衣服上，正因为要流到血液里，所以不能量化，不能一眼就看到底。所有可以立竿见影的人文，一定是荒谬的人文。”
事实上，由于长期惟量化指标、尤其是惟论文马首是瞻，当下大学的文化生态已然出现很大问题。孙郁注意到，中国现在的论文，已经成为一种八股，它里边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别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数文章食之无味，毫无思想温度和精神温度。
具体到文史哲等领域，他认为，除了对知识遗产的继承，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能否在与古人对话的同时，跟现实对话，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对话，“流水线成批量生产的论文，很多只是一种学术垃圾，他们的问题意识不是建立在对文化、对现实、对人性最深切的认识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考评体制的限制，如今，只有格非、曹文轩等数位学者型作家能在大学立足，而更多的人，在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有创作经验的人和有学理思考的人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使我们的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和丰富。”孙郁透露，人大文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探索大学文学教学的全新模式。
“将作家引入大学，而且，并不将其纳入统一的评估体系之内，这将有可能打开一道缺口，给人文留下呼吸的空间。”施战军说。
现场
刘震云的新课堂
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教学楼，三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也站满了左手托本、右手执笔的学生。
开场白，刘震云不改幽默本色。谈及“茅奖”，他说：“有两种人，一种是这个奖给这个人带来了价值，另一种是这个人给这个奖带来了价值，我觉得我是第二种。”雷鸣般的掌声在教室内响起，他宣布：“下面我们开始讲课！”
言毕，刘震云在黑板上抄录了《论语》中孔子评价颜回的五段话。台下有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怎么抄这个？”他们注意到，今天讲座的标题是《梦回宋朝：林冲遇见了“拼爹”的人》。
刘震云关于《论语》的讲述花了将近一个钟头，在此期间，过道里已有人陆续退场。当前排也有人开撤时，他不高兴了：“这位同学你去哪里？你去哪里？你去哪里，我问你呢……”刘震云的音调越来越高，同学却冷冷的一句话就把他“噎”了回去：“我对你讲的东西不感兴趣。”
刘震云终于“梦回宋朝”了。他没有选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大的学术框架展开他的叙事，而是选择了几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作为切入点，见微知著地引出对宋朝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
且看他对江湖和制度的讲解。“晁盖他们劫了生辰纲，官府要派兵捉他，是谁通知他逃跑的？宋江。宋江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江湖和兄弟的层面讲，宋江为晁盖通风报信是对的，但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讲，一个公职人员私通强盗，对不对？这就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江湖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现存的社会制度。在《水浒传》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两个英雄相聚之后，说得全是江湖上的话，而不是社会体制内部的话。制度里面的话，令不出公门；生活中的人，说得都是另外一套语言，那些有本事的人，纷纷告别这个体制，开始说江湖上的话。”
现场出奇的静，大家都仰视着讲台上这位神奇的老师——他所讲的宋朝，也许并不十分准确，但一定是有新意的，也是他们前所未闻的。学生们流露出惊讶而兴奋的眼神，手中的笔，停在半空，却不知何处着墨。
“《水浒传》里主要写的不是林冲如何受了委屈，而是在宋朝，所有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观念是如何颠倒的。它与《论语》中所记述的‘贤者’颜回的理想人生和社会观念大相径庭。”刘震云最后说，“这便是从春秋到宋朝、从颜回到林冲所发生的一个社会转变。”显然，此前他那番有关《论语》的长篇大论，并非离题万里，而是事先铺垫、环环相扣。
久违的掌声再次响起。学生们合上空空如也的笔记本，内心的思维习惯，却已翻开新的一页。
“这场讲座给我的感受和启发是全新的。没有提前告知的框架和结构，整个过程反倒更加新鲜、更加刺激；没有明确地给出结论，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反倒更大。”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朱杉说，“我为提前离开的同学感到些许遗憾，因为只有耐心听完整个讲座，才能真正体悟‘梦回宋朝’的真谛。”
记者手记
作家与大学的蜜月与分离
1949年以前，鲁迅、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周作人、徐志摩、老舍、冰心等许多作家，都曾在大学执教。他们不仅留下了众多经典文学作品，在学术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学者和作家。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师，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此后，随着大学内部的教育、学术体制日益规范化，校园内部的教育、学术氛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作家们相继离开了大学讲坛，大学不再以培养作家为己任，而留下来的，也只能放弃作家的个性，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学校的教学体制之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说：“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再做王国维式的学问。王国维当年作《人间词话》，从他笔下出来的文字是摇曳多姿的，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还能用那种语言进行学术表达吗？今天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撰写论文，用的是统一的、规范的、几乎没有个性的语言。不如此，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内，他们就很难得到肯定性的评价。”
学术论文的体例也有了详尽而具体的要求，它是数量化、规格化的。引文、注释、章节、结论，有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研究者必须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鲁迅、王国维的时代是没有这一套的，无论是老师讲课，还是学生听课，考试考核，都更自由。
曹文轩教授说，学术规范的确立固然满足了与国际接轨等各方面的需要，却也使得很多活性的、有弹性的、有美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被排挤掉了。事实上，正是那些妙笔生花的作家，能够让我们见识到汉语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没有也根本无法接受学术规范这种相对单一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王刚就反复告诫学生，不要总是用那种貌似理论性很强、实则大而空洞的文字进行表达，“为什么我会厌恶这种方式？因为太多的相似性。一个人这么说话是可以的，但是，一群人、一族人、一个时代的老师和学生都这么说话，那就太悲哀了。”
不过，在现行的大学体制之下，论文或专著的发表，是对大学教师科研状况加以考核的核心指标，而文学创作的成果，根本不被视为学术成果，从而影响到个人的晋级和职称评定。故而，很多心怀文学梦的大学教师，只有在评上教授之后才能重拾创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书泉便是如此。一些热衷于创作、不擅科研的中文系教师，往往被死死卡住——既不能被评为教授，也不允许带研究生。有的教师就曾愤愤不平地表示：“在系里，我的课是最受欢迎的，几部在国内广获好评的小说和散文集却抵不上某某和某某某自费出版的理论‘砖著’，这太不公平了。我不能改变这种不公平，也不想屈服于这种不公平，只能另寻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