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
当下的小说创作，相对于我们表现的具体生活或精神存在，简而言之或许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那就是“风花雪月与生死歌哭”，这本来都是小说创作的题中之意，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和时代的宽容，却常常令我们更多地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浅吟低唱重新又开始左右我们的生活，平淡和平庸、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表情，在我们充满了写作技术的字里行间反复游荡，“生死歌哭”的作品正在萎缩，所以，当读到邓一光的长达80万字的《我是我的神》的时候，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好长时间没有读到这么具有饱满激情和冲击力的长篇小说，读到了带有“野性”力量与深沉的“生死歌哭”、同时又带有诗性表达秩序的宏大创作了。
邓一光开篇伊始就“明心见性”：这部作品“不在于回忆，而是进入，进入那个我们曾经经历过却没有留意记录的年代，进入那个年代曾经年轻过、希望过、挣扎过，甚至堕落过，却始终不肯放弃救赎和自我救赎的人们的精神求索和心灵重建之地”。因为他要的是“响亮的生活/心至所往的生活/在亲人面前大哭的权利/在敌人面前大笑的权利/以及杀死自己和再生的权利”。经过了六年的努力，邓一光践行了他的写作预期，让出版社的赞语：这是一部充满英雄之气和悲悯情怀的厚重之作，这是一部讲述巨大历史变革下人生坎坷与自由追寻的英雄史诗。光荣与梦想，沦落与尊严、战争与和平，坚守与背叛……小说于动人心魄中展示着生与死、善与恶、绝望与希望、救赎与疗伤乃至人类精神的伤残、死亡与复活，大气恢弘，凝重隽永，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等等描述，成为了事实，而并非廉价吹捧、浪得虚名。
《我是我的神》上下两大册，集中写了父辈和子辈两代人在后革命时代的“生死歌哭”。这里所说的后革命时代，专指1949年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中国现代最先进的政党内部的革命，是由此扩大为全民狂欢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中，作为父辈的乌力图古拉、萨努娅、简先民、方红腾和作为子代的乌力天健、葛军机、乌力天时、乌力天赫，乌力天扬、安禾、童稚非、简小川、简雨槐、简雨蝉、简明了等，都有过专属自己的“表演舞台”，这种写作，犹如穿越两代人生命内部的时间隧道，其中有风花雪月的温馨，也有生死歌哭的呐喊；有再揭伤疤的痛楚，也有蚌病生珠的自豪；有对荒谬的控诉，对一切丑类的鞭挞，也有对隐蔽的或公开的自我错失的忏悔；有责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愤懑，也有披沙炼金火中取栗的执着和痴迷，有对各种大大小小政治狂热病的最刻毒的揭露与嘲讽，也有对人性扭曲和丑陋变态的最大限度的宽容……当然，人生舞台的聚焦灯主要打在了父亲乌力图古拉和最小的儿子乌力天扬身上，所有凸现或埋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迷失的富于“野性”魅力的燃烧的激情，反叛与坚守，都被安置在这父子两代所典型代表的更宽广的文化、历史的框架里；在乌力图古拉的身上，邓一光所使用的创作方法，更多的是社会观察、历史记录、世态分析、人物品评与生存感悟的杂糅，虽然他的形象也很重彩浓墨，鲜明生动，但并没有建造以单个人物心灵发展为中心的完整的情节结构，倒是有点象中国传统注重随物赋形、散点透视、移步换景、平面铺开的园林，但由于作家的匠心独运，这个人物所代表的后革命时代全盘政治化的中国日常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和普通中国人心路历程的展现也达到了栩栩如生、刺刀见红的地步。而到了乌力天扬的刻画塑造上，邓一光才真正提供了某种超越单纯历史回忆的异质性的精神支点、高点和亮点，他写乌力天扬，用的是跟乌力图古拉不一样的主线结构，是另一套笔墨，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在此发挥了强大的效力，这从新圣女公墓里所折射的“山毛榉、槭树、桦树、寒地杨。卓娅和舒拉、契诃夫和果戈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爱森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和绥拉菲摩维支、索菲娅公主和赫鲁晓夫……还有，柴可夫斯基梦中的天鹅湖。当然还有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乌兰诺娃……”等一大串光辉灿烂的俄罗斯星月的描述中充分体现，在乌力天扬身上，邓一光写出了一部个人灵魂成长史，其精神结构如一座基础庞大却不断向中心聚集和提升的哥特式的尖顶建筑；最后的结局，吻合了邓一光的自白：“如果我选择我的宗教信仰，我将选择这样的上帝——他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是真理、至爱、至善和感恩的结合。他将带领我走向神性生活的实现”。他要在这个主角身上体现的，就是这种恒久的理想。
只不过实现理想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顺直平坦的，于乌力天扬来说尤甚，从小的体弱、怯懦、佯狂以及在“英雄父亲”这一神圣荣耀的巨大压力之下的反叛与通过糟蹋自己来糟蹋别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无赖性情，让他无论在父辈还是同辈之间都不被重视乃至轻视，他从小就独立特行的四哥乌力天赫在出走前就曾经留书如此评价他：“我不喜欢五弟，他就像一只没有脑子的孓孑 ，只是胡乱碰撞，而根本不会对自己负责，也不会对任何人负责，他是我在这个家里最可怜的对象”。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哥哥的看法是乌力天扬几乎跨不过去的坎，每次遭遇到大的挫折，他的脑海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几句话，每次都将要置他于死地。从童年开始就陷入到的绝望和孤独，到了青春期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有对爱情无从把握与无望，以及家庭和周围朋友们常常突如其来的变化与挫败，都表明了他在整个人生启蒙的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后革命时代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没有谁去引导他，没有谁去施之援手，父亲只会嘲讽乃至辱骂，母亲自顾不暇，兄长投之于不屑，妹妹太小，难以交集，心上人又情有所钟，朋友们往往只是一种利益结盟，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往往就风流云散各自飞……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他成为了乌力图古拉这个“革命家庭”的叛逆者，写他的时候，邓一光用力颇深，让人读之怅然。
生命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倒下，也会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诞生，在一次次的悲剧事件中，乌力天扬获得了一种极度的精神震撼和道德警醒，从而使自己慢慢地改变了玩世不恭的个性，恢复了善良、同情和宽厚的人性品质，并意识到了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尤其是从那场边境战争中走出来后，他的生活依然坎坷不顺，就业和情感方面都没有着落处，但是他的眼光，他的精神，却变得宽广起来，在下册中，他为卢美丽所做的一切，对“孩子”和“丫丫”的责任心，特别是对父亲的和解与理解，都说明了一个新的“乌力天扬”已横空出世。
他就像贴着地面飞的雨燕，根本不看咄咄逼人的颤抖着的天空，迅速掠过春天里的最后一道余霞，去寻找暴风雨到来的那个方向，他那样沿着走廊走着，无声而沉着，好像他是再生了，不再需要他的父亲，不再害怕找不到自己，而且他是孩子，不断地是孩子。
上一代人到底还是成全了下一代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悲悯情怀和救赎努力也许是唯一的出路，邓一光如此兆示。但因为他积攒的太多，要说的太多，又点明了是为“父母 兄弟姐妹”写作的，在情感的一泄千里，浩浩汤汤之时，节制的力度稍有欠缺，训练有素的叙述技能还有提升的空间，直接面对现实和心灵时，也可更从容和内敛一些，真正给时代留下一份与众不同的个人笔记。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