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家陈再见。 （受访者供图）

    短篇小说集《喜欢抹脸的人》收录了作家陈再见近几年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作品均为城市（县镇）题材和背景，集中书写了各种城市人（进城人）的生活处境和精神困境。近日陈再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畅谈了自己的深圳写作经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陆丰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潮汕故乡经验和深圳异乡生活分别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再见：我曾经给一个写作者的“进化”做过这样不成熟的分类，我觉得初级的写作者喜欢写过去，中级的写作者则开始落脚现实，而高级的写作者应该会尝试去写未来，像奥威尔、萨拉马戈，还有王小波，他们都对未来怀有兴致，无论是世界的未来，自身的未来，还是文学本身的“未来”。这里的“初中高”没有优劣之分。当然，每一个作家都是从初级开始的，于是，故乡、童年、记忆，便成了写作最初的源头和宝库。我也不例外——在写作上，我足够循规蹈矩。我写过几十万字的湖村系列短篇小说，均以童年记忆和故乡经验为题材，2014年择优编集成书，取名叫《一只鸟仔独支脚》，首先这个题目就足够拗口，它摘自海陆丰童谣里的一句，有朋友表示不该以此为名，我同意，却还是愿意这么干。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家乡情结，当这种情结被我以文字体现时，我挺优越，至少在我周围，难找一个能以小说记录家乡的同行。我22岁才离开家乡，想想也在深圳生活十多年了，从时间上看，深圳确实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然而我不可能对深圳有故乡情结，怎么说呢，就像我随着历史潮流参与了一项运动，如集体马拉松，我们一路跑，筋疲力尽，汗流浃背，路过各种风景，也见闻了诸多明暗……如此说来，我对深圳更多只是一种在场感，是见证者、经历者，并在此过程中开始意识到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被书写和表达，也就是说，深圳让我意识到写作的“当下状态”，当然，也只是意识到而已，并尝试着去做，这几年我几乎都在做这样的尝试，《喜欢抹脸的人》即是尝试的结果，至于能否写好，我还没那么自信敢说能。然而，写作不就是意识的过程么——意识本身已经不是小事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早在7岁时曾来过深圳，2004年真正来到深圳打工。深圳这么多年来在您眼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您是否认同自己已是“城里人”了？

    陈再见：深圳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神话里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深圳不都化神话为现实了么。然而作为离开乡村的进城者，我们的身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简单说，城市容不下（户籍、房价，甚至是高昂的房租），乡村又回不去（我们已经不具备在乡村生活的技能和品性），所以，去年我写了一篇反响还算不错的小说叫《回县城》，这篇小说里我提出一个方向：大部分进城的乡村青年，最后可能会在各自的县城找到一个缓解尴尬的台阶来安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