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家毕亮。 （受访者供图）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地图上的城市》23个短篇几乎包含了作家毕亮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和“失败者”系列，作品满含深情地书写了一个个“在深圳”的故事。近日，毕亮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坦言，自己通常用有灰度的故事书写普通人生活的庸常和幻灭。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您第一部小说集以“在深圳”命名，可见您对深圳有着独特的情感。而这次新作则名为“地图上的城市”，又见您对深圳保持一种审视的距离。作为创作者，您是在寻找深圳的故事，还是在深圳寻找故事？

    毕亮：《在深圳》是我偏爱的一则短篇小说，我个人也喜欢题名“在深圳”，它有现场感，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我不在“别处”，而是在深圳，我的青春，我步入社会后的成长，都与这座城市有关。跟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我在这里得到，也在这里失去。

    作为一个外省人，我花了十年时间融入这座城市，但今天，更多的人越来越难，于是就有了《地图上的城市》，一群人只能从地图上打量和触摸他们向往的城，无奈而忧伤。这座城不一定是深圳，也可能是上海、北京或其他城市。

    对我而言，深圳不是一个具象的城市，不是阳光下那些钢筋水泥堆砌的闪耀楼宇。我眼中的深圳，可能是某个高档小区生活陷入庸常的家庭，也可能是城中村某段幽暗的小径，或者是身处流水线渴望改变的青年男女……我感受到的深圳的温度，我闻到的深圳的气味，一切都是以“我”为核，以“我”的思考路径为源头来构建故事。如何面对当下和所处时代，作家毕飞宇说，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我深以为然。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拜读您的小说，可见您很注重用意的表达，如人在困境中还有“画架”，还有“诗集”。这也是对深圳现实生活的一种呼应吗？

    毕亮：我喜欢北岛的诗歌《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历经生活种种，无论是成功者或是失败者，灵魂的某个角落都会生出废墟。相对那些世俗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人，我更愿意关注“失败者”和小人物，更愿意倾听他们的内心风暴。尽管在追寻物质的道路上他们掉队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他们能保有尊严，有一方他们的世界，吟诗作画，过古老的生活。这也是我的理想，现实生活之外，有另一种生活，令生命更丰沛。写作恰好是理想之途。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小说让我感觉到您钻研过小说技巧，平时也看您阅读很勤奋，可以透露说说您对自己的“小说训练”吗？

    毕亮：在写作的学步期，我读余华、苏童和杨争光的作品较多，后来才是海明威、卡佛、耶茨和奥康纳。比如，我读杨争光的作品学到了如何讲故事，读余华、苏童的作品学到如何把握叙述节奏，在海明威那里学到结构故事的技巧。读到卡佛、耶茨、奥康纳时，我感到相见恨晚，在卡佛、耶茨笔端，个体的苟且、不安、躁动、妥协、隐忍，以及悬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尘，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动人心的小说。

    雷蒙德·卡佛在某一个阶段，对我影响较深，我喜欢他的日常和文字中巨大的沉默。他的方式很适合写作深圳题材。深圳是一座很多元的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了它的复杂性，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光鲜、干净，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卡佛笔下的故事，很多含义都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汹涌。

    卡佛的“留白艺术”类似中国画，写短篇时管用，但如果写中篇、长篇，不一定合适。我写了差不多十年短篇小说，目前，我在学习写中篇小说，希望可以领略到不一样的风景，呈现有别于过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