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震古烁今的变化。丁力作为一名崛起于21世纪的新锐作家，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透过对现实生活个体遭遇的书写，让更多深圳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丁力笔下的小说世界，抒写深圳人经商生活，同时也致力于在茫茫商海上打捞人的尊严。无论从故事、人物、结构、语言还是整体节奏，都体现出一种扎实、务实、真实的特点，成为新世纪文坛上独特的书写，从而在众多小说写作者中脱颖而出。

 在当代文学谱系中，丁力的小说写作已然凸显出独特的美学品质。其中，财商小说是其小说写作标签性的内容。这里的财商，乃是财经与商场的合称。丁力曾经从事的企业经营活动彰显着特区经济潮涌中的人事纷争。当然，除了财商小说，丁力还有不少反映深圳社会生活的小说，但这些小说也都渗透着丁力在企业打拼的实践和识见。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丁力小说写作的独特风格。说起经商，首先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赢利与亏损、诚信与欺诈、智慧与愚蠢、善美与丑恶、情义与奸佞等等矛盾概念的对立与冲突，其中必然牵扯着人性、人情、人心的交锋和争战。它看不到硝烟但胜似硝烟，见不到铁血但不亚于铁血，往往既可让人们欢腾雀跃、飘飘欲仙，也能让人受到重创、一蹶不振。丁力在他的小说世界中给我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个“标新立异”的深圳故事。

丁力的经商小说具有突出的道德精神重建价值。在丁力的经商小说系列中，往往围绕一个“义”字，展开生动可感的故事情节。在阅读丁力诸多深圳题材小说的过程中，我常会被主人公身上的“义”和“情”所打动。在他的小说正面人物身上，荟萃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义”的元素。虽然身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虽然沉浮于深圳商海的每个人都有致富、成功、价值利益最大化之梦想，但丁力的义利观在于，在利益与伦理两难抉择面前，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固然也看重利益，但更重情义。丁力的财商小说，或者说他的小说写作的财商维度，乃是透过作家透过深圳经济界、企业界、商界的各种经济、商业、生意等等生活，去描绘人的存在状态。在丁力长篇新作《深圳故事》《租友》中，既真实记录深圳人的成长史，也写出了主人公所具有的经济头脑，同时也引出了一段新奇有趣的故事。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也从个体自我的角度，写出主人公的个人奋斗史，是一部介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个人经历类小说，这部作品也从个体角度书写了深圳人的移民史和成长史，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丁力的小说，呈现了突出的问题意识。他长于书写深圳经济运营中的各种问题、矛盾、纠纷等，但很少提供答案，这也符合文学的特点。因为，作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企业家，希望通过文学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文学所能做到的并非是提供走出迷宫的方法，而是“确定找到出路的最佳态度，尽管这条出路仅仅是向另一个迷宫的过渡。我们想要拯救的，是对于迷宫的挑战；我们所要澄清的，是一种挑战迷宫的文学，并且，将它与向迷宫屈服的文学区分开”（卡尔维诺：《挑战迷宫》）。

丁力小说写作具有简练、直截、不拖泥带水的特点。他的文笔未必有多么优美，但我们不会在他的小说文本里发现那些多余的笔墨。在丁力小说中，很少对于山脉、夕阳、海滩等等自然事物的描写。所以，他的叙述的力度不会受到影响，读者的注意力也不会出空白。丁力作为一名高产作家，首先得益于他的文学写作知识积累，同时也得益于他的丰富人生阅历，尤其是企业经营经历的赐予，正如有作家言：生活远比小说更伟大（更荒诞）。某种意义上，故事的丰盈与新奇是小说家进入文学写作现场的入场券。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宋代诗人王安石的的诗句昭示作家：高度决定眼界，也决定作品的品质。只有放眼大局和长远，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现实主义精神最突出的特征就表现为，作家要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予以关切并积极介入，而现实题材文学写作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当然，现实题材创作并不意味着与现实贴身肉搏。如果把写作比喻成飞翔，那么现实就是大地，要完成飞翔动作，必须要向大地借力，同时也要仰望星空。现实题材创作是最考验作家才华的。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能否把人性写深写透，能否把动物性、人性和神性区分开、说清楚，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要做到这点，殊为不易，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学表达的才华，更考验作家的思考能力、美学修为、哲学涵养。换句话说，就是作家不仅要紧贴大地，也要仰望星空。丁力财商小说介入现实的诚意不容怀疑，其小说写作也形成了一定的个性风格，除故事性、生活性以外，其所独具的特区经济题材写作也别具一格。希望丁力在现有水准的基础上，努力拓展与提升自我的眼界和思考力，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视野关照下，以持续恒久的努力，取得创作上的更大丰收。

（作者系深圳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2018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