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口述
本报记者王光明记录整理
胡经之，深圳大学中文系创建人之一，深圳大学首位自行产生的博士生导师，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胡经之文丛》等书。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及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广东省美学会会长等。
共同尝试探索办学新路
市领导在台下静听演讲获常年出入证进出香港办国际文化系曾是创举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竟会离开京都繁华之地，来到当年尚未开发的深圳。此前30多年，我关在北大书斋，改革开放前从没有到过广州，更不知道深圳在哪里。1983年冬天，当时负责筹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劝我加盟，我才知道汕头西边有个深圳。不久，在清华研究国学的文友钱逊告诉我，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已经正式就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正在物色中文系和外语系主任，他已经推荐我和乐黛云去组建中文系，从此我一脚踏进了深圳，1987年，我正式脱离北京大学，成了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共同尝试探索办学新路
1984年新年之际，张维校长约我和汤一介到他清华园寓所面叙。这次会面，张维向我俩畅谈了创建深圳大学的设想，认为起点要高，以一流大学为目标，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他说深圳市长梁湘授权他可以大胆创新，尝试探索办学新路，特区特办，灵活运用。张维说，要发展新兴学科，就要按照不同学科特点，请内行来办学。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物色系主任，请学科带头人来做。理工学科，如建筑、电子、机械等系，主要请清华学者；经贸学科如管理经济法律等系，主要请人大学者；而人文学科，还是要北大学者来做。张维已经决定乐黛云和我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致力于发展新兴学科，由汤一介筹建国学研究所，兼顾传统学科。在这次面谈中，确定了这样的办学模式：我们三人都可以不离开北大，仍在北大从事教学和研究，我和乐黛云轮流去深圳大学主持中文系事务。我们和张维校长还同时约定，我们在北大为深大培育一批研究生，同时带一批北大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去参与创办中文系，使深大一开始就和北大这样的老校建立学术上的关联。这些人包括章必功、郁龙余、景海峰等人后来都成为深圳大学的中坚力量。
市领导在台下静听演讲
在欢庆校舍落成的开学典礼上，张维校长把我们这些从北京聘请来的学者介绍给当时的市长梁湘、市政府秘书长邹尔康等人。这些负责同志热忱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知识，也让世界了解深圳，把深圳大学办好。在中文系的成立大会上，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罗元烈以及澳门大学程祥徽莅临到会，这也是深圳大学同港澳学术界首次交流。程祥徽告诉我，深圳立市之后，港澳有许多年轻人想来深圳发展，但不了解中华文化，不会说普通话，澳门大学（当时叫东亚大学）愿意和深大合作，开展成人教育和函授教育，以深大为基地吸收港澳年轻人学习普通话和中华文化，这也是深大对外汉语教学的起点，如今深大已有66个国家和地区来的学生600多人。最值得称道的是，由季羡林先生提议，深大举办了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就在蛇口“海上世界”这条船上，我们迎来了季羡林、杨周翰、福克玛（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以及英美日法等国的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国际著名学者云集深圳。不久，我们在深大再次举办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陈若曦、叶嘉莹、陈映真等人首次来深圳。我记得当时打电话问管文教的市领导邹尔康能否出席，他不仅说没问题，还说争取市委主要负责人梁湘也来。后来果然他们都来了，而且始终坐在台下听学者们演讲。
获常年出入证进出香港
香港和深圳虽然相邻，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去香港还是比较麻烦。当时受国家教委委托，我主编国内第一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为了寻找资料，我向前辈学者伍蠡莆请教，他建议我去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寻找资料，不久终于有机会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多月，果然收集到许多图书资料，我和我的研究生终于完成了这本国内高校的教科书。香港访问回来以后，我同香港文化学术界的交往越来越多，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我很早就获得了一个常年出入香港的通行证，可以随时出入香港。当时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有什么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友人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就可以很快过关，以文会友，当日即可回来。我还以深圳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率深圳作家访问香港作家联会，不少香港作家直接参加了深圳作家协会。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光明日报》还特约我撰写《走出家门是香港》，在国内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办国际文化系曾是创举
来深圳临时住了三年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深圳了。1987年，北大副校长张学书希望我撤回北大，但我却做了一个相反的决定：在深圳安家。乐黛云和汤一介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回到了北大。在以后几年的岁月里，我抓紧时机做了几个有意义的创举。首先是把中文系改建成国际文化系。我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中西融合，应用为主”，把过去只注重纯文学的中文系改建成关注中外交流的国际文化系，借此新设了比较文学、旅游文化等专业，拓展了大众传播等专业方向，在这方面深圳开了国内风气之先，《光明日报》为此作了重点报道；其次是提升专业层次，关注特区文化。我除了招收传统的文艺学研究生之外，还特别成立了特区文化研究所，开辟了特区文化研究生班，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艺处处长等文化主管数十人曾经在这个研究生班学习；三是尽力推动学术文化在深圳发展，比如把美学家王朝闻拉到深圳做学术交流，并请他担任深圳美学会的名誉会长，我任会长。举办多种书画展、工艺美术展，最大的一次活动就是组织国内书画家三峡行。其他来访问的一流学者还包括王元化、王力等人，对我们开阔思路非常有帮助。我的主要著作如《文艺美学》、《胡经之论丛》等都是在深圳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