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业余的作家……”程晓玲坐在我的面前，淡淡地说。她的笑容明媚清澈，就像窗外的一陇苍翠，才被细雨洗过，纤尘不染。

　　的确，程晓玲不是所谓体制内的作家，也不是众所周知的几大电影公司的签约写手。这种“与世隔绝”的身份，似乎给了她坚持为本真而写的勇气。她与“第五代”导演肖风以及爱电影的人，组成了一支“梦之队”。他们共同的电影梦想，在“现代乡村三部曲”（《喊过岭的故事》《清水的故事》《海的故事》）开始萌芽，到“抗战三部曲”（《大劫难》《岁岁清明》《兰亭》）走向成熟。程晓玲的文字与肖风的影像，灌溉出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思想和情感的枝桠从最近30年间的乡村巨变，延伸到80年前民族危亡的战场。

　　程晓玲又是难得的勤奋。凌晨4点到6点钟，她总是沉浸在文字的王国里，小心翼翼地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以精神为最高原则的人生。或许缘于总是迎着朝阳写作，她的世界里，男女主人公总是有一种积极、单纯、真诚的情怀，如同将混沌带向明晰的太阳。上一部《兰亭》刚上映不久，她又开始了新一轮与现实的对话。这一次，她把笔触对准了当下。她来到绍兴的一处小镇，确切的是说《兰亭》故事发生80年之后的地方。一切恍如隔世，战火平息，但生活并未走向平淡庸常。她发现，小镇生活比想象中要复杂，世事百态寓于方寸之地，于是有了“生之喜悦三部曲”的第一部《小镇男孩》。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程晓玲喜欢脚下的大地，这决定了她的讲述沉稳而扎实，她的诗情诗思有熟悉的真实的气味。观众问，《兰亭》的故事为何这样美，又这样残酷。她说，这些故事百分之九十来自史料和口述，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民族记忆里，却被历史烟云遮蔽的小人物的悲喜苦痛。在《兰亭》里，她不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信仰的豪言壮语，她写一种朴素而珍贵的坚持，一种用生命换取认同的悲壮。写历史、写小人物，是因为相信历史并非大人物的专属，而是你我这样的无数的无名者来写就。写乡村、写社会的弱势者，是因为珍惜正在变化的世界，珍惜曾在这个时代生活过的痕迹。

　　程晓玲说，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现代乡村三部曲”关乎心灵，“抗战三部曲”关乎觉醒，“生之喜悦三部曲”则关乎信仰。但这些都源自生活，因为她相信生活便是真正的哲学。因为信仰生活，那些从作品里开出的人性之花，才会有一种真实的色彩，或许不比绘画中那样瑰丽美艳，但一定带有难以忽视的生命气息。写作《小镇男孩》的冲动也在于此，让价值多元和利益纠葛社会里的小人物，让那些彷徨的、无助的灵魂，冲出现实来，透出一口气。

　　程晓玲欣赏的电影作者是台湾导演侯孝贤。她把侯孝贤比作电影的探险者，认为侯孝贤对于华语电影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从“有我”到“无我”的美学形态。这也是她追求和向往的创作境界。而侯孝贤也鼓励她，创作者的胸怀不应只装得下眼前的鲜花、掌声和回报，要站在历史的远方、站在未来。

　　我们无法忽视今天的时代语境。中国电影市场爆炸式的发展，让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程晓玲把这条路比作深深的巷子。她看得到远方的阳光，问题就在于如何穿越这条巷子。好电影的标准，便是行走者的指南针。

　　艾略特说，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的出发之地。生活，是程晓玲的出发之地与全部探寻的终点。

　　“因为，人是需要点精神的。”她看着我，目光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