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烟云 中华命运

　　□崔道怡

　　1976年，在中华大地上，曾发生一系列惊天动地的特大事件。相对而言，深圳沿海地区一些农民“逃港”，就算不得是大事了。但对《岭南烟云》这一部长篇小说描叙的人物和家族说来，这既是他们性格的一大展现，又是他们命运的一大转折。爱恨悲欢，情仇恩怨，进退升沉，浪涌波翻，一切就从这里开端。

　　两位作家把这一切，凝聚于一杆大枪和一条扁担。作品的主人公、“文革”末期的民兵连长赵可设，向着他惟一挚爱的女“知青”林笑怡，开出了无情而又有情的一枪。风水宝地的老革命、家族长辈赵山贵，向着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击去了致命的一扁担。那一扁担和那一发子弹，贯穿了20多年社会与人生的进程。

　　《岭南烟云》的故事情节，是有特色、有魅力的。它的特色在于：只此一家，展示的是岭南地区的生活景象，别的地方演绎不出。它的魅力在于：爱情线索，新颖奇特，人事波澜，别有可观。而从社会总体所经历的大趋势看，有些人和事，又似曾相识，这使得我读起来便难分难舍，总要告一个段落，总想求一个结果。

　　然而，跟故事情节编织之复杂与奥妙相比，我感觉更有力，并为之感慨的，是细节设置之精粹和深邃。一条扁担一杆枪，把人性与人生之正与邪、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交织在一起，纠缠到最后。本来，儿女情痴、父子情深，却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形成为待解的谜团，个中滋味，耐人体会，这细节的确是独特的。

　　而我想要说的，又不仅只是戏剧化故事情节的具体道具本身。我的感慨在于，那一杆枪和那一条扁担，蕴涵着正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人性之执著与嬗变。人总是生活在社会里，人性之中，既有个体的基因，又有环境的烙印。基因不可改变，环境打在人性上的烙印却总在变换。这就有文章可做，这就有好戏看了。

　　在赵可设与林笑怡两情人之间，在赵山贵与赵可乡两父子之间，爱是天性，爱是本能。而无论情爱还是亲情，爱和情所遭遇的环境，则是流动，是更新的。因而人的情感，便时常要经受考验、磨炼和改造的熬煎。这是一种特殊的、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自觉而又懵懂的心境，被作家捕捉到并传神地表达了出来。

　　尤其是赵可设的性格和命运，刻画得有一定代表性。他有心有志、敢作敢为，可以映现社会巨大转型中那些正直先觉的机敏创业者的身影。同时，又优柔寡断、进退两难，能体现环境导致情感落寞者的处境。他的社会角色几经变换，言行神色随之变更。而他的爱情实质未变，显示出来的，却是瞻前顾后，教人捉摸不定。

　　这样的情感处境，附着于一颗发出的子弹，刺激着主人公的神经，从而作为一条牵魂动魄的线索，展开了包括中国香港和英国在内一幅幅广阔的生活场景，描绘了赵家父子和林笑怡以及围绕着他们的一个个或深或浅各具特色的人物剪影，进而揭示了不同性格不同机遇不同环境，从而造成黑白两道强烈反差的不同命运。

　　这些人物的命运，无不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鲜明的岭南风味，那就是毗连香港的深圳、深圳之南的石岗村。石岗村好风水，有着大发大旺的格局。但人们等待了几百年，直到一个世纪伟人给深圳画了一个圈，石岗村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了巨变的，不仅仅是深圳石岗，不仅仅是岭南，而是整个中华大地。

　　世纪伟人所开拓的，是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换新天，千山万水换新颜。在中华大地上，深圳是个起点，石岗是起点上的一小点。彭名燕和孙向学以小现大，就在这小点上，铺展艺术画图，运用抒情笔墨谱写岁月峥嵘，为历史风云作形象佐证。在这意义上，《岭南烟云》所折射的，是中华民众总体的命运。

　　它是那种被称之为“编年史”类型的小说，是那种把社会进程各个阶段、生活舞台各种角色，化为引人入胜的人物故事的长卷。当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观赏《岭南烟云》，生发联想、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当能增进改革开放的认知和信心。在这意义上，这部书也可谓以艺术画图标志社会进步的一座小小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