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篇更赖经纶手

　　□南  翔

　　改革开放30年，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倒“两个凡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开始，到2008年。彭名燕、孙向学的《岭南烟云》则从1976年深圳发生的逃港风潮写起，时间跨度很大。小说以东江纵队的军人赵山贵一家为纬线，编织起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跌宕。赵家的四个儿子赵可建、赵可设、赵可家、赵可乡，性格各个不同，情爱、富贵及人生观也颇有差异，最后的命运结局当然也有霄壤之别。
　　《岭南烟云》较为吃重的部分，是历史苦难的垫底，较为真实地展现了深圳作为一个特区创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年，赵家即使饿死了母亲，对是否逃港以求生存，依然是意见分歧的。赵可家的大哥赵可建早在60年代初就泅渡到了深圳河的那一边，当可家希望逃港时，不仅父亲以打断腿为威胁，身为民兵连长的二哥可设也荷枪实弹以示警告。可设后来居然向他暗恋的林笑怡开枪，致使逃港成功的林笑怡在投入英军上尉艾维斯的怀抱之后，对前恋人更多的是怨恨。

　　我知道，深圳布吉的一个大队书记，其妻子在70年代饥饿难耐，不愿在家坐毙，瞒着“丹心向阳”的丈夫逃港；丈夫驾着手扶拖拉机在深港边境将妻子捉拿归案。海风腥咸，衰草连天，夫妻视同陌路，擒拿回来之后，将妻子好长时间作为坏分子管制劳动，让其扫大街，以示忠诚秉天地、大义贯长虹。我还看过深圳本土摄影家的一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不仅有当年随处可见的疍民棚户，疍民们聊以卒岁的辛劳刻痕，令人恍如隔世。更有一幅照片，诉说的是东莞制作香肠供应香港市场，香港人途经深圳，可怜深圳人食不果腹，留下两箱；结果深圳人如临大敌，马上张开横幅，召开现场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然后饿着肚子将两箱香肠砸个稀巴烂。《岭南烟云》的作者虽然并非深圳土著，但是在深圳生活10多年的过程中，对深圳改革开放的起因了然于胸，当年逃港之群情汹汹、饿殍屡屡浮尸深圳四处的海岸线，对这样一幅不忍回首的场景，深圳人包括深圳的先后移民，永远不该忘记。小说正是抱着悲悯的历史情怀，用栩栩如生的画面，再现了那样一幅不堪回首的历史图画。

　　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这样认为，他们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曾经迟滞，是因为没有香港、台湾作为参照系。深圳与香港相间，只有一条窄窄的深圳河，地域面积是对岸的整整一倍，经济之悬殊，生民之贫困，对比太强烈了，这才使得当年先后在广东主政的习仲勋、任仲夷等领导干部敢为天下先，经中央批准，率先祭起改革的旗帜。还有一批领导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推进了这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使其代代承传，于今为盛。小说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情绪饱满，着眼的是一个石岗村，通过一个村、一个家庭的命运来映现历史，这就将宏大叙事通过芥豆之微来作文学的呈现。

　　小说的人物富有张力，譬如赵家四兄弟，就是一个命运的扇形谱系，或升腾、或跌宕、或自戕。尽管环境是个人命运难以完全摆脱的背景，但是性格即命运，在赵家四兄弟身上更有生动的体现，如果一味归咎命运，或认为环境支配一切，那就不能解释，为何生活在一个时代的四兄弟，命运竟至判若云泥。

　　里面一个贯穿性的女主角林笑怡，她是“文革”期间从广州到深圳的插队知青，她的人生背景原本一片娇美明艳：父亲是曾经留英的大学教授，母亲有日本血统，是父亲的留英同学。盖因海外关系，“文革”期间，一个被人打死，一个自缢。形神俱佳的林笑怡在“文革”插队前后的巨大生活反差，当然是其逃港的主要动因，但更令人关切的是林笑怡在整个赵家生活中搅起的长久的波澜，并不因为她逗留香港，乃至像她父母那样如今也能留学英伦而风止浪息。这种情感的波澜，既有经济的、文化的、地缘的因素，更有个性禀赋的因素，这就凸显了人物作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因子的重要作用，撇开人物性格及命运来对历史做勾勒描摹，那只能事倍功半。

　　一本三四十万字的长篇，是能够对一段大历史做基本的勾画的，前提是作者有这样的擘划。中国当代30年历史的进程，五颜六色，对全球资本带来诸多情状的人云亦云，个人才情创造的宏阔图画与权贵资本的魔术变幻并存，打工一族的悲情诉说与老板阶层的怨气同在……这就使得我们需要在更宏阔的视野上来为中国的前景把脉。这里既需要人文情怀的倡导，也需要《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治建设的移步同行。或许，《岭南烟云》只是一个晚近30年文学对历史描述的发端，更深邃更立体更具人文审美内涵的作品还期以来日，我们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