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研讨活动，改革开放与深圳文学实践“奋进新时代：深圳文学的使命”研讨会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著名作家，青年文学杂志主编，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平，以及邓一光、杨争光、杨宏海、张克、刘上江、、谢湘南、郭海鸿、刘洪霞、杨立青、廖令鹏、刘悠扬作家评论家畅聚一堂，围绕深圳文学40年、深圳的文学现象与思潮、深圳青年作家及其创作、新时代深圳文学的使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特区文学》杂志社协办。
著名作家鲁敏：
一个人不管来自哪个行业，都与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进程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70后”这一代人生，他们的个人经历与地理迁移体现了这个国家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的变迁。而深圳文学特别体现了一代人或者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地理变迁和流变，典型体现了中国文学从乡土文学到城市文学的主题转变，出现了打工文学、城市文学、新移民文学等文学样式，反映了移民的复杂心态和感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标杆性质的特殊意义。
《青年文学》杂志主编张菁：
城镇化的脚步越来越快，城市元素越来越趋同，每一个城市都说城市气息都是雷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的多维多元更加重要。也会中看到更多的作品。青年作家在作品展现现代人精神，更加个人自我体验。这种自我不是个性化的自我，是博大的自我。
深圳作家在往前走的过程，也有一些问题的存在：一是标签化。比如，人物刻画的单一化、标签化、脸谱化。二是，缺乏可知性。青年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有时感受不到作品艺术化的打磨，青年作家的底气和锐气要有深入思考的支持，才能推动精神世界往前发展。情感力、思考力、想象力是在我们写作中的三重元素。思考是我们作为人的意义和社会价值。想象力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这是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期待。蔡东认识到了女性现代意识往前推进的一种期待。
深圳文学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深圳特色是可以走出来的，不仅是单纯属于深圳区域，它是有共情力，可以为那些没有在深圳生活过的人所思考，可以让我们跟着它往前走。但是，它肯定与地域是结合的，其细节感知不能脱离于生活环境和生活特质。生活环境能不能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决定作品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角度。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是中国40年来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的高度浓缩。深圳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文学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深圳文学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同步性。深圳文学与特区发展实践同步发展、相伴相随，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文学作品、代表作家以及文学理念，呈现了阶段性特点。
第二，时代性。改革开放是深圳文学的最大主题，贯穿40年始终。既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的一系列重大题材，又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历史性变化。
第三，深圳文学具有独立性。除了改革开放等这一共同普遍的宏大主题外，深圳文学还有自身独特性，比如大量移民、移民作家以及各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汇聚与融合在文学中的体现，毗邻港澳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在文学中的反映，等等。
第四，深圳文学生态具有丰富性。深圳作家来自五湖四海，队伍庞大，群体多样，其中青年作家群体、打工作家群体、网络作家群体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文学比赛、沙龙、论坛等活动异常活跃，文学社团、文学刊物等媒介平台非常丰富。深圳文学为新时期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份重要的标本。
深圳市文联将一如既往为深圳作家做好保障服务，推出扶持措施，建立激励机制，建设“作家之家”，鼓励出精英、出精品，为深圳城市文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著名学者、原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
新都市文学是深圳文学的时髦话题，包含三种类型：一是移民文学，二是打工文学，三是青春文学。其实，还包含另外一种形态的文学——中青年著名作家的文学。
改革开放是深圳文学的最大主题，深圳文学与改革开放40年是同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深打工青年人“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但同样需要文化表达的欲望和权利，需要文学的宣泄，于是深圳诞生了打工文学，先后涌现了三代打工作家。今年5月20日，新华社开设“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栏目，《从追赶到引领——从深圳发展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开栏之作，揭开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序幕。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我们不能忘记打工群体，不能忘记打工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打工文学是广东奉献给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虽然其文学性差距还很远。我们需要关注、纪念、研究打工文学。
现在，打工文学被称之为“劳动者文学”。打工文学需要在新的世界环境下改变弱势的命运，改变自我文化下的权利。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写好湾区文学和“一带一路”的文学，同样要发扬湾区文学的精神，要有真正反映社会民生和具有批判性力量的文化精神。
全国著名作家邓一光：
我们在谈论“深圳文学”时，几乎没有谈及“深圳文学”的合法性，在这种前提下讨论“深圳文学”，观察和判断是否成立？从书写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个人表示质疑。
人类社会有着规范性原则，文明的目的就是约束和制约大大小小的个体，让人们在秩序中共同生活，从事复制，而共同和复制正是其合法性表述。深圳产生于一次虚拟，它在建立之初没有得到前经验的加冕，甚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授权，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受到质疑，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前经验和前现实的背叛上的，数以千万先后来到深圳和离开深圳的移民，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经验。所以，有人问我什么是深圳，我的回答是，深圳是由2200万个体组成的共同体。
我们现在讨论“深圳文学”，实际上在讨论一个共同体。我们要求所有写作者与这个共同体划上等号，建立大同，但是，写作者只能通过个人生活和具体个案从事书写活动，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整体判断上开始自己的写作。人们当然可以谈论“深圳文学”，梳理其规律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写作者都建立自己的“深圳文学”，而不是企图建立本质化和表达式趋同的“深圳文学”。
全国著名作家杨争光：
青春难以言说，青春文学也难以言说。作为一座城市，深圳是青春的。但是，深圳作家并不显得多么的青春，总给人一种“新人旧意识”的感觉。其实刚建市的时候，深圳是最活跃的。现在，深圳与内地城市完全同质化了，遑论深圳文学。要做成革命的行动，首先有革命的舆论。文学既是基础，又在最高处。首先，深圳文学要有进步和希望的话，真的要有一种青春，要敢于叛逆，敢于割裂。其次，深圳要创作出具有深圳标识的文学作品，一定要警惕同质化，防止同一个模式。这同样要求作家具备叛逆和割裂的勇气，尤其是蔡东等青年作家。再次，文学的核心就是思想，作家要有敢于自我批判的胆识。这是青春最重要的标识。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汤奇云：
从最早的打工文学浪潮到当下红热的社区写作，也就是睦邻文学写作和城市写作，中间经历了新城市文学、新都市文学等，深圳文学的批评话语是从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引申过来的一个概念，与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紧密相关。
深圳文学四十年，其批评话语基本可以定义为两个词：一是“底层写作”；二是“行业写作”或者“类型写作”。这是就社会阶层分层而论的，严格意义上是从社会批评的角度借鉴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身份写作，确实成了深圳社会的潜望性。深圳各种类型文学写作反映了深圳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
这样一种文学既是深圳文学的前身，也是深圳文学的价值所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自卑于其他城市的文学，但是也要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包括文学批评话语的问题。比如，我们把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的帽子扣到打工写作者的头上，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戴这顶帽子。另一方面，一些评论者所用的批评话语并没有真正看到文学作品的实质，没有真正了解作家要写的是什么。“深圳十大佳著”和“睦邻文学奖”获奖作家转向了一种新的书写，他们不再是以过去的打工者或者深圳的过客身份来写作，而是走向了反映职业伦理冲突、家庭伦理矛盾和社会伦理矛盾等方面的写作，比如张厦的小说集《绿灯记》、蔡东的《往生》等。这种关于伦理冲突的文学表达，恰恰写出了深圳文学的灵魂，写了深圳独有的一种叙事文明，独有的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和不断成长的心态，意味着深圳人在情感模式、自我守纪意识、自我权利意识的转型。现代市民意识与传统伦理意识会产生一种交融和碰撞，产生了一种深圳文明和深圳文化。因此，深圳文学批评要跟上这种进步的步伐。
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周思明：
改革开放40年和深圳经济特区创建38年以来，深圳文学成就巨大，呈现多元共生、姹紫嫣红的发展态势：“移民文学”“学院文学”“白领文学”“商战文学”“打工文学”“青春文学”“校园文学”“儿童文学”以及敢于亮剑独具特色的文艺批评，生机勃勃，气象万千。
深圳是一座创造性很强的城市，特别适合从事文学创作。深圳文学集结着先锋与传统、复杂与单纯、执着与无忌、炽热与冷酷、宽厚与刻薄、愚钝与狡黠等各种矛盾对立的审美形态，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就创作个体而论，深圳作家各呈其才、各美其美，很难用一套理论语言进行概括。
20世纪80年代，深圳出现了以《你不可改变我》为代表的一批烙印着南方立场、深圳精神的作品，它们与《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先锋写作一道，激活了传统文学的僵滞格局，带动一大批作家的先锋写作。其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乃至为思想理论界贡献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影响的不止是文学、文化，还有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世纪之交尤其21世纪以来，深圳文学再度发力，以写出一批报告文学、小说作品的50后作家创作成绩最大、影响最广，虽然这批作家人数不多、作品有限。他们的创作凸显现实主义精神，紧贴特区生活实际，或者以深圳精神观照内地经验。从文本形态上看，他们的写作闻风质朴、老辣、深刻、犀利，奉献了《没有家园的灵魂》《那儿》《问苍茫》《大学轶事》《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等精品力作。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深圳文学也是以年轻作家为主体的文学。一直以来，深圳青年作家群都有不俗的表现，是他们撑起了深圳文学的大半个江山。这个群体以70后、80后为主体，他们具有充沛的青春元素，是深圳文学的重要力量，也是深圳文学的希望所在。深圳青年作家群在美学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与他们绝大部分是内地移民密切关联。尤其是女性青年作家表现比较突出，贡献了一批大女性主义、移民心态、知识分子写作的优秀作品，她们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感悟和思索、泪水和欢笑化作写作的资源，以此参与创造深圳文学历史。
在深圳文学版图上，儿童文学似乎不太受到重视，也较少被人体积。事实上，深圳儿童文学是卓有建树的。目前深圳有30多名创作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中不乏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从年龄结构讲，深圳儿童文学作家群呈现老中青三结合态势。与深圳成人文学一样，深圳儿童文学也是以青年作家为主。这支队伍斗志旺盛、情绪稳定、埋头创作、不事张扬，取得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不仅在广东独占鳌头，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深圳文学创作相生相伴的深圳文艺评论，一直在现场，评论家们以特区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为审视和批评对象，立足于深圳，辐射广东，放眼全国。批评力量也从小到大，批评声音从弱渐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批评格局和体系，在当代尤其是新世纪发出了独特的“深圳声音”。深圳文艺批评队伍门类齐全、各具特色，既有文学批评，也有影视评论，还有美术、雕塑批评，以及曲艺、戏曲批评。评论家中，有学者专家型，也有民间草根型；有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也有作协批评、民间自由批评。尤其是近些年，深圳文艺评论家队伍出现一批敢于亮剑的批评家，尤其受到了当下文坛的密切关注，受到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贺敬之等文学前辈的关注和鼓励。
近40年筚路蓝缕的跋涉，深圳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当代文学界所瞩目。但反思下来，深圳文学发展包括创作与评论两个方面，与深圳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比，在影响力上还是不平衡的，具有较大影响力、冲击力的作品和文章还不够多，观念、方法、思路、视野还需要进一步革新和拓展，整体意义上的规模效应与影响力还需要提升。这需要深圳文学界、社科界、文化界以及主管部门的通力合作、集体努力，需要每一个有志于深圳文学创造的人的励精图治和刻苦实践。
诗人、诗歌翻译家王远洋：
我写诗写了30年，后来转到诗歌翻译，翻译了30多部诗选和诗集，期间也遇到了很多的痛苦和挣扎，经常想放弃感到绝望，考虑是否回到诗歌创作上。我写诗是想知道当诗人在写什么、怎么写；我翻译诗歌，是想为中国当代诗人提供一点借鉴的价值。翻译，就是语言的刷新、审美观的刷新和思维的刷新，翻译能改变整个思想观，发生一场思维的革命。文学创作既要胆识，还要基本文化素养。深圳作家在文化素养上存在短板。深圳是一座富有青春活力的城市，拥有众多的诗歌创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应当给予适当引导和培养。
近些年来，诗歌借助于网络泥沙俱下。大浪淘沙中，一些优秀诗歌浮出水面，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让人眼睛一亮。它们呈现出一种共同的新的美学特征，借马尔库塞的概念以名之，即“新感性”。它们提供了新的感性经验、新的表现形式，刷新了我们看待诗歌和世界的眼光。或许，这才是诗歌复苏的真正迹象和标志。
在《审美之维》里，“新感性”是什么，马尔库塞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中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首先，“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的标准’向更高水平进化”；其次，“这种感性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压抑性满足,这种感性受制于只有审美想象力才能构织出的现实所拥有的方式和形式。”它反映的是人的本真需要。其逻辑结果是“自然的解放”，不再有压抑、也不再有暴虐。而且，没有新感性就不能发现新潜能；第三，新感性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前景，旨在重建感性秩序，走向自由境界，是“新人”和“新社会”诞生的前提；第四，感官、回忆和想象是新感性的三要素，而以想象力为基本动力，沟通感性与理智，重构现实，它是“活”的感性，是对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易感、善感、敏感型的感性主体的描述。
诗人正是这种感性主体，新感性诗歌就是对“新感性”理论的遥远的回应。这里，没有“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的姿态，没有对一切“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也从不沉缅于自我抚摸和无病呻吟，完全革除了“口水化”和互相摹仿、千人一面的弊端，而是着力于对苦难的揭示、对现实的批判、对真善美的探求，让诗歌重新回归到诗歌艺术、难度写作和思想启蒙，从而确立了新的艺术尺度和标杆。
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深圳都是中国“现代性”的典型样本。《北京人在纽约》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如果你爱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地狱。”用天堂和地狱来形容深圳，也非常贴切。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三十多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但在这外表光鲜的繁荣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特别是农民工付出的汗水、血泪甚至生命。身居底层、作为打工者的诗人们对于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异化和压迫感受最深切，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出绝望的悲鸣——反抗“现代性”的先声。
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在《单向度的人》提出新理性的概念——它和新感性一样，体现着自由的解放的力量，它能够将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两者统一起来，破除意识形态的虚假、欺骗的本性，从而超越现实社会的观念体系。他期望通过建立新感性和新理性构成新意识，从而解除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集权主义控制。这种新意识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在异化社会中重新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和谐，而艺术是激活新感性和新理性并使二者交融的必由之路。
总之，新感性诗歌已然从旧感性中破茧而出、化蛹为蝶，它翩跹起舞、传花授粉，它带来新的美感，将会构成新的诗歌格局，促进诗歌美学的变革。诗人同样应该致力于揭示人的压抑，探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诗歌也应该像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每一真正的艺术作品，遂都是革命的，即它倾覆着知觉和知性方式，控诉着既存的社会现实，展现着自由解放的图景。”新感性诗歌也将印证马尔库塞的预言，塑造具有新感性、能够建设“新社会”的“新人”，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解放”。
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刘洪霞：
一、城市消费主义的泥沼。蔡东认为，深圳的城市文学过于局限在底层叙事，“城中村、脚手架、贫困、死亡是规定动作，都市里除了民工就是老板，上演的故事要么是苦难悲歌要么是财富传奇。预设的城乡对立，泛滥的底层关怀，似曾相识的故事，境遇悲惨的主角”于是，蔡东的城市书写拓宽了题材，丰富了城市人物形象。与农民工截然不同的是，一批城市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跃然纸上，麦思、柳萍、张倩女、潘舒墨等受消费主义左右的人物出现在蔡东的笔下，他们深深地陷入城市消费主义的泥沼之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我想要的一天》中的刻画了麦思对物的迷恋和对消费的渴望。
二、城市私人空间的强调。在蔡东的作品中，私人空间显得非常醒目，它时刻强调和提醒着这一空间对于个体存在的重要。。蔡东笔下的私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主义价值的现代文明的观念，而是更关注心灵空间的独立，这是疲惫的神经歇息与漫游的处所，不允许他人的打扰。蔡东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创建一个又一个私人空间，可以看作是承载个人精神的栖居地。
三、城市女性的精神救赎。蔡东所书写的城市女性，每一位都犹如当代花木兰，她们坚韧、勇敢、善良、内心强大。而她所书写的男性，却是弱不禁风、孱弱失意。也许是因为城市更适宜女性生存，因为她们摆脱了乡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许是因为在城市男性的过度软弱和失败，由此彰显了女性的强大与无奈。在她的作品中，较之于男性，她刻画的力度更偏向于女性，女性是她故事的主角。可是，蔡东笔下的现代都市女性仍然处在困境当中。例如：安全感的缺失，灵肉的纠缠，物质的欲望，孤独的恐惧，职场的压力，家庭的重担，精神世界的无法满足等等。那么，女性应该如何从这些困境中走出，似乎经济独立已经不再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实现了经济的独立之后，如何自我精神的救赎呢？蔡东的作品讨论了都市女性的救赎的路径。无论是“往生”，还是“逃离”，抑或修炼自我，是否有真正的救赎呢，或许有吧，蔡东在作品中也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
汤奇云老师比我研究更进一步，如何摆脱精神的困境，其实作家蔡东给出一个途径。这样才充满了一种人文关怀和悲悯，这才是城市叙事所应该有的东西。
青年评论家廖令鹏：
深圳文学的“青年的问题”与“青春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要给青春下定义，消极、孤独、感伤不一定是青春的定义，高尚也不一定是青春的定义，这恰恰是文学的魅力。
由于本土高校较少，深圳缺乏适合青年群体思想成长的土壤，青年成长与深圳这座城市存在割裂。上世纪80年代是深圳文学史上的黄金年代（邓一光说法），但也是文学灵光一闪的时代。随后，一些作家搁置了自己的探索与创作，甚至消顿了。现在，深圳一些青年作家群体也同样遇到了很多创作瓶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需要给予正视的问题。打工文学某种程度上是青春文学，大学更多的是产生校园文学，所以它们之间存在割裂。我们应该融合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概念，把握青年群体的思想价值和人生观的变化，否则深圳文学很难出文学大家。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诗评家赵目珍：
深圳诗歌的环境与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深圳诗歌活动很多，诗人很多，刊物很多，但是真正在中国诗坛上有影响的诗人并没有几个。深圳诗歌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太严重，没有传达出独特的深圳特征，有些诗作令人难以卒读。深圳文艺评论队伍结构存在缺陷，诗歌评论比较弱，对于深圳诗歌的关注比较少，深圳本土的评论声音太少。深圳应该多关注、关心、培养诗歌新生代。深圳90后诗人许立志若不是跳楼自杀了，或许很难受到关注。深圳是一座年轻且有活力的城市，肯定会出现很好的诗歌和很好的诗人。
深圳全民写作计划暨社区文学大赛组委会秘书长黄东和：
2013年，“全民写作计划”在深圳正式立项，并以“社区文学大赛”的方式落地，主要以“邻家社区网”为平台，倡导深圳题材的原创文学作品和评论，满足了深圳广大的写作者的文学表达愿望，表达的愿望弥补了深圳传统文学平台的不足，投较少的入收获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从田园乡村到城市社区，经历了三个时代变化：第一，家庭变小了；第二，传统的聚族而居已经不可能；第三，原来依靠农业，现在依靠工商业。从而，对于故乡、乡愁和社会的实质性变化的体现，成为了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题材。深圳文学需要关注城市社区和关注社会的底层，关注时代最鲜活的生命。2019年开始，“全民写作计划”，立足“为社区立传”和“为民生立史”，为城市的社区做口述史，为城市居民写故事。深圳各种写作者应该发扬“睦邻运动”传统，共同书写，表现文学对生命的关怀。
深圳市学生文联秘书长谢晨：
深圳是在青少年阅读和青少年写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深圳学生属于写作动态性的作品。日前，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文联召开了“生态文学暨《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作品研讨会”，深圳作家袁博创作了系列长篇动物小说，其《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以及恐龙主题的作品也将改编成动画电影。深圳少年作家的长篇动物小说《蛇王》，一些国家一级出版社都表示支持出版。作家赵丽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共同创作了《遭遇创意队》，国内很多出版社在盯着这书。深圳中学生写了一本红学研究专著，章必功和胡野秋为之作序。
深圳青少年写作水平很高。有评论家说深圳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不是这样的，深圳很重视文学评论，但是深圳儿童文学的评论还是比较弱的，没有量级。深圳出版界对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乃至深圳城市文学的推广是缺位的。
深圳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具有一个国际化对话的趋势，袁博的《内伶仃岛上的猕猴》就是大湾区文学背景下的生态文学写作。深圳青少年写作出现井喷式的景象，这与深圳青少年善于吸收国内先进事物有关。创意写作与创意产业、创意文化的深度开发密切相关，深圳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应该更加体现创意写作的风格，与创意城市的国际特点和深圳的本土特色，这是深圳青少年写作未来值得展望、期待的地方。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立青：
三个作家的三部小说代表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人的关系，或者人与社会的状态形态的关系。
1986年，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其笔下的人物个性突出，强调自我价值选择的自由。
1997年，缪永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对于我们理解90年代的深圳，提供了一个审视的态度或者个人化的态度、集中化的态度。
2014年，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理想与现实总是貌合神离。都市深圳，小城留州，来来去去着或得意或失意的人，然而不管谁，都各有各的挣扎。
深圳作家、深圳麦哲伦书吧发起人赖佛花：
有人说深圳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文化不是一堆古董，文化是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的内在良知和道德标准。我爱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土壤，允许每一个人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生活。人活一世，总有难处的地方，其实人生的困境是一样的。真正的漂亮文学应该既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又奋力伸向天空。每个人都爱恨情仇，人是强大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如果我们足够坦诚，我们必须承认，人的一生能够做或者做好的事情非常少。某种程度上是文学丰富了城市，而不见得是城市做得了多少。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主编、书评人刘悠扬：
我们讲深圳文学多是讲小说，小说又基本上是指虚构小说。其实，非虚构小说是深圳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深圳文学应该注重非虚构写作。蔡东的作品是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思考和观察，选择一种“退步”的人生。
深圳商报记者魏沛娜：
按照学界说法，文学创作有一种凭经验写作，还有一种观念写作。上世纪80年代深圳文学的观念写作是非常瞩目的。在观念的照耀下，深圳文学创作不断前行，但是在90年代以后就有点中断了，或者说越来越弱了。本来，深圳能够产生观念性的文学实验和文学写作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事实上非常地小。深圳的观念写作与故事优势不成比例，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却不能够带动观念上文学创作的思潮。
王占黑的短篇小说集《空响炮》源自一个叫“街道英雄”的写作计划，小说主人公都是身处新旧交替的空间之内的街道小人物。我对于“社区写作”概念非常感兴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区写作是可以很早把握住，而且来引领这种创作风潮。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深圳市作协副主席于爱成
一、深圳曾经有中国文坛最齐整的青年作家群：盛可以、梅毅、谢宏、央歌儿、盛琼、吴君、王十月、戴斌、曾楚桥、蔡东、毕亮、厚圃、弋铧、刘静好、谢湘南、郭海鸿、陈再见、郭金牛……曾经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但如今上海有了小白、路内、薛舒、滕肖澜、任晓雯、袁筱一、黄昱宁、冯涛、姚鄂梅、毛尖、周嘉宁、张怡微、蔡骏、王若虚、甫跃辉、包慧怡……90后又有了王占黑，青年批评家则有金理、黄平、张执浩、黄德海、项静等等。深圳大抵仍是十年前那一拨。
二、总觉得深圳中青年作家，除那么三四位之外，大都还缺那么一把火，似红未红似熟未熟。深圳的希望，当然首先在于年轻的一代作家！有一句话是献给他们的——要有野心，有报负，有意志，有怀疑精神，有反省（反抗）意识！学习邓一光，学习杨争光，学习南翔，学习鲁迅，学习鲁迅笔下的摩罗——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做一个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不随顺旧俗的写作者！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或者我们不需要怎样的文学？站在40年的门槛上，该如何给历史一个评价，给未来怎样一个期许？是的，文学首先是个人的事情，文章可以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经世致用言志缘情，也可以是风花雪月小情小调为文学而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不写都应不是问题，但只要坚持了有敬畏有理想有灵魂，就是自由的甚至是有神性的写作，就是受尊重的底线之上的写作。
四、是的，写作是个人的事。但青年人写作却也需要抱团取暖、切磋砥砺、需要被关注关切、注视凝视，需要必要的奖励激励，也需要批评探讨。但我们的激励跟不上，奖励无机制，批评无团队，出版少作为，期刊少担当。
五、深圳是窗口、是移民城市、是四个超级大都会之一、是靠香港最近的湾区核心，它的文化就一定要是国际化的、外向型的、窗口性的、中西合璧南北汇聚的，相应文学也是如此。但即使只跟上海及广州比，我们也没有做得更好、更有决心和意志、更有胸怀和气魄、更有章法和眼界。我们没有上海的上海写作计划、上海国际文学周，没有广州的南方文学周和广州国际文学周，没有《收获》《上海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没有《花城》《作品》花城出版社。我们并没有多少值得夸饰于人的东西。
六、对一座城市来讲，我们应该期望有温度的文学生态、有高度的文学态度、自由讨论的文学氛围、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域。没文学，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文学，却又可以无限分孽、增值、聚变，化成城市人生命中的盐，进入每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从而进而参与型塑一个城市、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文学又是有用的，无用之大用的。因此，我们珍视作家，珍视文学，希望写作者珍惜自己作为作家的名号，也希望文联作协评协高校社团等服务者珍惜为作家、为文学服务的行为和机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