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莉

近年来，俞莉的小说不仅进入了其创作的旺盛期，也步入了她的成熟期：以《魏先生的几次消失》、《启明星作证》为标志。在这个月出版的《当代小说》上，还发表了《日光之下》。因此，市文联为俞莉举办创作研讨会，这不仅是对俞莉创作努力与成就的肯定；更是对深圳文学新势力的一种及时展示。这说明，深圳文学的生产机制也越来越健全。它也正在激活这座城市的文学创造力。

我认为，俞莉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写出了“深圳人”内心的隐秘——他们被撕扯的灵魂。而他们新的烦恼和痛苦，恰恰是由于他们闯入了一个新的伦理世界。

在《魏先生的几次消失》中，魏先生是叙述者“我”的老乡。在深圳，他每一次在“我”的面前的出现，都是以文艺青年崇拜的偶像、或者成功的企业家等面目出现。总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热心助人、重情重义的人；也曾是一个能打动“我”心的追求者。因此，他在“我”的生活圈中的几次消失，引起了“我”的关注。尤其是他和一个已是有夫之妇的文艺青年的“爱情”曝光后，造成了他几次消失的原因，更是引发了“我”探究的兴趣。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原来魏先生在安微老家已有妻儿；而且，魏先生在深圳的姓名也并非本名，而是化名。但他并非骗子，也非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破产后对钱财的损失不太在意，而对其在深圳爱情的无比忠诚得到印证。后来“我”还打听到，魏先生在深圳的爱情也有了结果。他带着新的妻儿，再一次隐姓埋名，过他的桃园生活去了。

显然，魏先生改名换姓，逃离老家，来到深圳，是为了摆脱原有的婚姻和家庭。到深圳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和办公司，也是为了实现自我。因为只有深圳，才能达成他的这一人生理想。尽管他最终还是从“我”的生活圈中消失了；但是他在“我”面前，成就了“深圳人”是“打不死的小强”形象。他的几次消失，也就成了深圳人在不断舔舐着自己的伤口的时节。

同样在舔舐自己伤口的，还有《启明星作证》中的陈晓。陈晓是深圳的一名临聘女教师，是深圳教育体制内的“二等公民”。她也是由于特级教师的丈夫在内地学校得不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来到深圳的。尽管她异乎寻常的努力，但由于班上有一个先天智障的孩子，使班级的平均成绩拖了后腿，承受着来自学校的巨大压力，而患上了失眠症和抑郁症；随时有着被解聘的风险。于是她与楼上的邻居女人吵闹了起来，甚至惊动了派出所的民警；因为她经常深更半夜还听到搬动桌椅的声音。邻居女人、丈夫孩子乃至自己的同事，都认为是她的更年期所致的抑郁症，劝她到医院看看。在医院，他发现，象她这样的外表正常的“病人”人满为患。根本就不是更年期的事。

直到又一个深夜，陈哓来到院子里散心，碰到了楼上邻居女的孩子，在偷偷给远在海外当劳工的父亲打电话。在与小孩的交流中，才发现邻居女半夜打扫卫生的真相。原来，孩子父亲打工在外，母亲独自肩负着培育孩子的责任。为了让孩子多学习一些时间，她不仅辞职回家；而且也坚持少睡觉，以做家务的方式“陪读”到深夜。由此陈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深圳，哪一碗饭都不好端。深圳人就像那街边的行道树——黄葛榕。她们顽强生长，头顶烈日，为路边的行人提供阴凉。深圳人也大部分在为下一代人的成长而顽强生存着、付出着。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初南下深圳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初衷。但他们明白了一点：在这原子式结构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只有在对他人的感同身受中才能相互理解；也只有在“爱”的付出中，才能实现自我疗伤。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同情”美德，正在深圳社会诞生。

从魏先生的自我实现，到陈哓的爱的付出，明显地体现了作家对深圳人和深圳社会认识的深入。她的小说叙事也由“我与深圳人”的关系，进入到对深圳社会的新的伦理关系的书写。这种新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关系，不仅为深圳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更是为他们提供了识解深圳人内心世界的思维框架。这也印证了我对深圳文学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深圳文学正在由“打工文学”阶段的“身份写作”，进入到关于新的“伦理写作”阶段，从而形成了一种由深圳独特的社会结构所孕育的“南方叙事”。

作者简介

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深圳市评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