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哪里？是谁第一次触动了改革开放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绵延几十年的逃港浪潮一波接一波，由于历史原因，这段极具标本意义的历史一直被遮蔽而被湮没不闻。陈秉安新近推出的新书《大逃港》，还原了这段历史真实，以文学形式率先解密了若干鲜为人知的档案，并引爆了极具洞见的理论思考。该书是深圳市文联、市作协重点题材创作扶持项目。
    22年来，陈秉安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长期跟踪研究中一个一个寻访大逃港的亲历者，从当时的地方要员到普通百姓，从立功受奖者到因罪受罚者，从逃港后发家致富者到终生穷困潦倒者，采访手稿塞满了麻袋。而为更真实地接近历史，作者更是跨越两省四市一页一页地查找被深锁的档案资料，并在近期查阅了刚刚解密的重要档案。
    《大逃港》通过对绵延几十年来一波接一波的逃港浪潮的解密，真实再现了这段极具标本意义的历史，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
    陈秉安在书中指出，如果要给中国现代历史划段的话，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深圳，更准确地说，是在深圳的宝安县拉开的。而这一结论的缘由，正是大逃港事件。陈秉安提供了大量翔实、真实的档案和采访实录，如对“六二”大逃港的记述，场景和人物都非常真实。1962年的逃港高峰期，陈秉安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当年逃出的人数保守估计不会少于20万。
    在许多学者看来，《大逃港》填补了一个历史研究的空白，即完整再现了1950年到1979年间发生在深圳河边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它是冷战时期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其历史价值和反思价值极大。
    该书出版后，《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南方都市报》等都作了报导和书、作者介绍。并逐步开始在全国“热”起来。2010年的12月后走向“热”潮，《中国青年报》作了整版报导此书的消息后，搜狐、新浪、腾讯等全国最大的网上都有超过万数的群众跟帖、议论。凤凰网、环球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大网站都跟进。迄今为止，该书已经销售16000册。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15分钟的作者访谈节目（电话）、并邀作者同广东省顾委副主任方苞近期到上海录制节目。中央四台《走遍中国》栏目已于2011年1月25日来住处拍摄完毕。
    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对《大逃港》一书的出版高度关注，第一时间调了五本书审查，明确指出“这是一本好书”。随后，广东人民出版社与香港中和出版公司签约，在香港对海外出版。
    目前，《大逃港》一书已经向海外全面发行，香港电台、《大公报》等已开始报导，新加坡《联合早报》年前也对作者进行了采访。美国旧金山、夏威夷等地有华侨打电话感谢作者记录了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十分珍贵。

作家简介

    陈秉安，湖南桂阳人。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68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工人、杂志编辑，《深圳风采》杂志副主编，《深圳周末》主编等。现为深圳报业集团调研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中篇报告文学《来自女儿国的报告》，电视专题片、广播专题片撰稿《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等。《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获全国1990-1991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奖，《来自女儿国的报告》获1989年广东省新人新作奖、深圳市大鹏文学奖。

    为重大历史事件立碑——读陈秉安《大逃港》有感

    蒋 明

    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发生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超常地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选择和未来的走向。但有一些历史被忽略、淡忘，甚至遭到粉饰和歪曲，这是史家的无奈和悲哀。

   身为作家和记者的陈秉安，却始终持有这份敏感和责任，积20余年精力收集有关历史事件的资料，潜心采访有关历史人物，苦心孤诣地“真实再现大逃港的历史，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以煌煌大作《大逃港》，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立下了一块供后人追怀和深思的墓碑。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始，发生在深圳河边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无疑在中国当代史中应有悲壮而重要的一席。这是因为：一、这是冷战时期时间长、规模大的众体性逃亡事件之一，堪与柏林墙、三八线逃北者并称为上个世纪冷战时期世界上三大众体性逃亡事件，其历史价值和反思价值极大。二、该事件产生的巨大民意冲击力，直接或间接地撬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门缝，使执政者更明白了人民的诉求和自己的职责，就是要尽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或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三、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和今天取得的成功，并不是上面把所有的框架都谋划好了再按部就班实施的，而是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不断地闯和试，“杀出了一条血路”，“逼”得当政者承认该做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制定政策予以支持，从而形成覆盖城乡、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大逃港”事件，就起到了这种推动历史转折和前进的作用。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因村民自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当年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摸索了出路和尝到了甜头；那么，“大逃港”就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积聚了巨大的呼唤力量甚至是发出了不屈的先声。

    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从阶级斗争为纲、偏激的意识形态纷争和冷战思维的羁绊中走了出来，顺应民意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主要追求目标，使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通过“解决温饱问题”留住了“逃港者”，宣告了“逃港潮”的终结。应该说，《大逃港》一书正是从这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勇于作为、心系苍生。同时，也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鉴，记取血和泪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重大历史事件永远是一个民族前行的参照物。我们抛却过去的包袱向前看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更不能忘却重大历史事件对前行的警示作用，特别是重大历史悲剧那无可比拟的穿透意义。记取悲剧是为了远离悲剧，而不是其它。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将留下一片空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可见，作者不仅是用思想和责任在记述这段历史，也是用心和情去抚慰那特殊年代的“跋涉者”。

    细读该书，感觉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

    首先，忠实地记录历史。作者对这段历史充满敬畏和珍惜之心，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采访工作，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写作。因此，书中的每个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使读者对书中的人物有触摸感般的真实。如书中对“六二”大逃港的记述，场景和人物都非常真实。1962年的逃港高峰期，作者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当年逃出的人数保守估计不会少于20万。

    其次，生动地讲述历史。历史事件不能仅是一个生硬的概念和数字，而应是无数鲜活的个体和细节组合成的。没有一个个有血有肉个体的拼死一搏，也就不会有绵延30年的群体性逃港潮。作者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十分注重写故事和人物，力图使每个故事和人物都活起来，从而还原那段活生生的历史。如书中记述到：偷渡者“从深圳河中游而泅，水甚深。两岸河面二三百尺。饥民以百多人做一批，尤以女人为多。据泅渡的难民说，现在的深圳河里浮尸累累，她在渡河时脚踢到尸体”。这样的场景记述在书中甚多，不仅真实，而且打动人心。生动地讲述历史比概念化地讲述历史，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和更多的联想。可以说，对历史进行生动的讲述，将文学与历史较好地结合，并辅以历史图片增强效果，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

    再次，全书的整体框架和布局把握较好，语言精炼传神。写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背景过程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要有微观视野；既要整体把握事件的概貌、走势、背景和意义，又要抓住重点、节点和细节。应该说，该书对“大逃港”这一历史事件的整体把握是到位的，每个章节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使读者既能知道事件的全貌又能了解细节，并能跟着作者的思考去探寻事件的深远意义。而且，语言精炼传神，都是短句小段，刻画人物和记述事件均简练生动，读起来特别感到顺畅并余味盎然。

    该书确实是真实地记述历史，但又呈现出较强的文学性。这是值得商榷探讨的。一般来说，写历史，文学性与史实性是存在矛盾的。尽管该书将这对矛盾处理得较好，但仍显得文学性偏强了一点，而史实性偏弱了一点。如果能弱化文学性、强化史实性，则该书更具历史价值。应该说，文学性较强既是该书的长处也是短处，生活本身就存在长短共生的矛盾，写作中出现这样的矛盾自然也就难免了。

    总之，你要了解“大逃港”这段历史，这是最值得捧读的一部书；你要探寻中国改革开放的渊源动因，也不能忽略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