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小说《我是我的神》读后

    邓一光《我是我的神》，洋洋洒洒80万言，时空跨越大，人物众多，我誉之为：凸显的人物个性，丰饶的历史细节，恢弘的社会场景，绵密的情感演绎。作者在他刻画的人物身上，寄寓了很多的跌宕起伏、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书写得波澜起伏、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小说的遣词造句、草蛇灰线、开合对比以及浓烈的画面感与质感，使人很容易同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一些优秀小说相类比，同时也是一个很现成的长篇电视剧的文学脚本。

    我印象最深的是该长篇小说的唯美倾向。作品所呈现的力量之美、个性之美、直白（或曰率真）之美、以及自然之美，构成了一卷中国当代小说不可多得的新收获。

    1、力量之美。或许因为小说无论开篇还是结束，个中一直贯穿战争的主题（包括文革之中的中苏之战、改革开放之初的中越之战，以及乌力天赫后来以苏方身份参加的阿富汗战争等），作品塑造的主人公乌力图古拉以及他的包括带养的一群儿子，尤其是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充满着一种阳刚之气，如果给以乌力古拉图为首的一群男子汉做个雕塑，那一定是周身盈满阳光的泛着古铜色光泽的令人肃然而个性鲜明的群像。乌力古拉图，不管是作战还是向年轻美丽的鞑靼女人萨雷·萨努娅求婚，不管是教训孩子甚至对待部下，都是那样快人快语、一往无前，不目的誓不罢休。这种刚硬，倔犟以及蛮不讲理，都丰富了力量之美的每一个棱面。蒙古人乌力古拉图“大小习惯了开阔的日子，习惯了冰雹砸当雨点儿，百里一溜烟的马上生涯……每天早上一睁眼，他轰轰隆隆地起床，站在小便池边响亮地撒出一泡能淹死一头牛的长尿。”萨努娅无疑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女性，她美丽、高贵，可以说她生逢其时，也可以说她生不逢时，因为这个1930年出生于克里米亚鞑靼大地主家庭的女子，如果不是三四十年代，苏联的卫国战争之后清洗，如果不是中国的抗战之后，内战方兴，又如果她出生在北欧或北美，这个聪慧、能干和泼辣女子的生活，，该是另外一种升平安晏的景象，她开始的拒绝、此后经历一系列物事，包括护理伤病员之时，像他们的亲妹妹那样，或者想勇敢的莎拉一样，“握着他们的手，替他们擦拭汗水和泪水，外为她们轻轻唱歌”，都有一种摄人心魄、安度人心的力量。

    2、个性之美。一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怕也有五六十个。但是作者很机智地书写了那么一二十个人物，在在皆有个性，謦咳之声可闻。前面说到，开场就出现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图古拉和萨努娅，笔墨无疑用得最多，堪称笔酣墨饱、浓墨重彩 ，倾注了作者最多的心血。乌力家的一大群儿子，也个个都是棱角分明，或顽劣，或果敢，或义无反顾，或义薄云天，看乌力天扬如何为救朋友的妻子卢美丽，就可歌可泣。乌力天赫开往阿富汗的时候，是一名志愿者，“他没有任何背景和身份，不语任何组织联系，甚至不再拥有个人历史和国籍。”他一直在追求光明乃至牺牲，并因此而永远孤独。乌力天赫是我很钟情的一个人物，但也因此深感遗憾，这个后面会讲到。与乌力家形成犄角之势的简先民简家，主角儿除了简先民夫妻，还有一对非常有特点有个性的就是同父异母的一对姐妹简雨槐和简雨蝉。雨槐在文革之中自动要求去川东下放，在那里忍受了劳累、饥馑，看到了中国底层最黑暗的一幕，她自己也成了黑暗的牺牲品，乃至后来长期身心皆病，但是她纯洁而高贵的灵魂依然超尘脱俗，她的经历冷酷、惨厉而直逼历史的深渊。雨蝉跟天扬有过那么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恋，我原以为他俩会成为乌力和简家最圆满的一对，却因为个性差异不能兼容等原因，未成眷属，令人扼腕。

    3、直白或曰率真之美。作品中的几乎所有人物及事件，几乎都是阳光下的袒露，绝少狡诈、权谋乃至厚黑。这与既往不少官场和权谋小说形成很强烈的对比。我不是说后者不可以写，恰恰相反，我觉得写得不够深。但是我认为《我是我的神》更像是从俄罗斯小说中脱胎而来，这种阳光和坦荡，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下面会谈到（自然之美）。或许因为作者中的两个主人公。这里的直白，不仅有人物的因素，更有作者的尊崇于生活真实的因素。作品写的主要是军队或者军队的大院，写到文革，写到知青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但是毫不隐晦，甚至写到了军人中的龙阳之癖好，这在以前的作品中还未曾见到。我们看看雨槐在肖茅那个穷乡僻壤，那里屈十三这样的支书就是太上皇，就是一切。先是村民的若无其事，再是侯玲玲当众被轮奸的若无其事。甚至当雨槐指责她的时候，她还振振有词：“那有啷个样？他们还不是轮流送菜给我。我们不是轮奸，是轮流养活我，懂不懂？”这是生命的直白，这也是生活的真实。在饥饿直逼生存面前，任何尊严、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真不知道那些过滤性怀旧、希望回到文革时代的人看了这一段会怎么想！到后来，雨槐也屈服了，屈十三在得逞之后，也是直白得惊人：他不是看她脸蛋漂亮，他弄她是因为她是城里娃娃。潜台词表达了一种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对高贵的摧毁——这在中国过去千百年不断上演。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小说留白的美学。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物表达，就是萨努娅因为莫须有的间谍之类的罪名，被关押在山西多年，出来之后，精神分裂了。她的精神分裂不表现为沉默，也不表现为躁狂，而是字字准确，一句顶一万句的背诵毛选、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的隐喻，讽喻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荒谬和癫狂。

    4、自然之美。自然之美，不仅是该小说的形式，也是该小说的内容，或者说，是作者美学追求的一个鲜明表征。作品中有大量的动物和植物的描述，动植物在小说中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也是人物性格、语言和行为的外化，质其实，它融合为小说的审美表达。譬如乌力天赫到达古巴之后，“一只鸟儿从头顶飞过。乌力天赫认出了它，它就是他在信中对简雨槐说过的咬鹃。乌力天赫看到这种蓝白红的三色鸟，心中遗憾，应该在那封信中加一段话：它们是一种神奇的鸟儿。它们并不反对和人类同处一地， 绝不肯被人类擒获。如果人们抓住它们，把它们关在鸟笼里，及时用各种手段强迫它们进食进水，它们也会很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它们渴望自由。作者这样，就把自然之美与人性、人心的渴望纠结在了一起，丰富了社会人的自然属性，没有大自然的比照、映衬以及哺育，人类将会多么孤独、枯燥和乏味。这样的自然之美的讴歌和赞颂，容易使人联想到前苏联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以及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一种迥异中国小说的自然之美、大地之美和万物呈祥之美，是我觉得此小说脱胎于苏俄小说的第二原因。

    再说说我的遗憾：

    两个人物，我感觉很有些遗憾，一个是一开场出来的乌力图古拉的搭档、313师的政委葛昌南。这是一个读过几年私塾的眼睛有点近视的书生。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乌力面前，葛政委有点柔弱、黏糊乃至阴里阴气。或许作者觉得这个人物继续往下写没有多少故事，或者觉得他应该让位另一个人物及其家族简先民出场，所以让他在1951年冬天益阳剿匪，连人带马一道死于沅江。而我恰恰觉得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人物，可以设想，这种有点文化有点思想有点个人主义或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在摧枯拉朽、玉石皆焚的革命洪峰之中，会更多一些理性，更多一些痛苦、更多一些遭难，更多一些对嘉年华一般的革命欢呼的警惕。质其实，他或许应该是延安的王实味一类、反右中的林昭一类、文革中的张志新和顾准一类。如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所说：因为有了顾准，使得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文革之中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再说具体一些，也就是在、既往中国文学的长廊中，不缺指挥家、军事家乃至革命家，缺的是思想家、哲学家、沉思者和质疑者。

    我们可以回想，上个世纪的法国，萨特和加缪都曾经是典型的公共知识份子，都是道德喉舌和思想导师，但是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加缪成为远离了公共激情，褪下公共知识分子袍子，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沉思者，他的思想坐标比萨特更为光辉。我们设想，如果葛昌南能成为一个类似的人物，不仅人物画廊或更有特色，更有对比度，作品主题的深度也会更深化。

    第二个遗憾的人物是乌力天赫。乌力天赫是乌力家的异数，也是时代的异数。他在理该获得爱情、家庭和天伦之乐的时候，毅然而然地“背反”，走向前线、走向战场，从中苏之战、中越之战，直到阿富汗，乃至古巴。他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去追求，去朝觐，去殉道。也正是他殉道一般的效法格瓦拉，殉道一般地爱恋简雨槐，殉道一般地憧憬革命前景，使得他成为众多乌力儿子中最有光彩的一个。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义无反顾的勇者，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他阅读了杰斐逊，阅读了美国《独立宣言》，追求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把他比作格瓦拉就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以为，他的阅读，他的思想，所追求的绝不是简单的“分田分地真忙”，更不是“战地黄花分外红”，“宜将剩勇追穷寇”，他的目标具有普世价值，具有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生态的终极关怀。作者可以而且应该让乌力天时成为当代格瓦拉式人物，一头钻进去革命到底出不来（在他的眼里，革命就是永动机，一旦停顿就会腐败），以至精神患病，而不是让他简单地生病，类似植物人。他可以自闭到钻不出来，迥异常人，质实言之，他应该病得有美学品格，所以他应该成为格瓦拉而不是天赫！

    我们当然不是单纯地回避或反对战争，但是任何一场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值不值？即使战争结束之后，也要问一个怎么办？何处去？回想一下美国的南北战争，那原本是可以分出正义和非正义的，南方的蓄奴制导致了北方的进攻，但是北方战胜之后，宽容了所有南方的叛军将士，南方“叛军”不仅可以有自己的自由，后来还可以为死难叛军将士树碑建花园，再后来还可以一道携手进议会。这是何等的襟怀！革命不是终极目标，对峙也很难分出胜负，战争更不应该简单地划为“成王败寇”。梁文道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秉承的一个惯性思维是，“不谈对错只论胜败；胜者自然是对的，失败者则必然是错的。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能输，因为输了斗争也就得输掉是非了。”萧建生在他的《中国文明的反思》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我们的文化，一再忘记保护弱者和失败者：“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范蠡和文种不帮助越王彻底消灭吴王，那么，勾践的权力就会受到制约，他的专制屠杀就无法实行，有吴王夫差这一反对势力的存在，那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面就不会出现，文种大夫也不会被杀，所以保护失败者是非常重要的。”联想到我们千百年的历史，类似这样先绞杀“敌人”，再自我绞杀的情境一再上演，岂不悲夫！

    乌力天赫可以站在一个制高点来思考，乃至迷惑、犹疑不定，而不仅仅是从南到北的战争参与者，一个在阿富汗跟美国人激辩者（美国是有很多问题，尤其消费不能学美国，但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迄今仍然表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深度与开阔）。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切战争，适足给天赫一个个不同参照，思考乃至痛苦的背离。他应该是中国的加缪，至少也应该是文革中的遇罗克或杨小凯。前者因为一篇《出身论》被公判处死，后者因为高中时期一篇质疑文革的《中国向何处去》，而入狱十年。联想到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下层军官在赴美留学考试中胜出，脱下戎衣，成为后来有名的“大历史观”的始作俑者；“文革”在狱中自学完高中和大学相关课程杨小凯，为美国华裔教授邹至庄慧眼相中，又被武大校长刘道玉鼎力相助，抹去“反革命”的污点，最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人称杨小凯如果不是应为肺癌在2004年英年早逝，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学者。黄仁宇和杨小凯为何都去了美国？这当然有偶然因素，但是美国教育中所折射的自由敞放，所孕育的深厚的思想精粹，代有其人，就绝非偶然。秦观有词：“桃花香，李花香，浅白深红，一一斗新妆。”一光的小说中的细节、画面和人物塑形令人目不暇，亦多角度给人遐想，这便是一部厚重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并能够卓立时代潮头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