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周述恒的《中国式民工》已经竖起了“打工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打工文学”也会出现像叶辛、梁晓声、韩少功这样有分量的作家。如果有一天，人们在讨论“打工文学”时，会觉得无法绕开周述恒的这部《中国式民工》，那将是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　

　　席云舒

　　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春节前夕，同样是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同样是大包小包的行李……40年前，是两千万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离开亲人去农村插队；40年后，是两亿多民工暂别他们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城市回家过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坛开始涌现包括芒克、北岛、舒婷等在内的一大批诗人，包括叶辛、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张抗抗等在内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分别被人们贴过“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标签，但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他们的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知青文学”。

　　从1980年代初“知青文学”开始浮出水面，直到1990年代末，“知青文学”仍然不时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可以说，新时期30年的文学版图上，“知青文学”是其中幅员最广、最为纵深的一个板块。

　　与“知青文学”的异同

　　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数以亿计的内地富余劳动力纷纷前往沿海城市打工，这个群体的人数，超过了当年“知青”的十倍。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他们是一个知识相对贫乏的群体，他们靠出卖力气和汗水换取微薄的报酬，他们的打工生活写满了艰辛。

　　前几年，我们文学界曾经呼吁过作家关注这样一个庞大的民工群体，也有一些传统作家写过相关题材的作品，但终因我们的传统作家缺乏打工生活的深切体验，而无法写出深刻的表现民工题材的作品。然而好在写作不是我们传统作家的专利，正如当年的“知青”群体造就了那么多名作家一样，这个数量庞大的打工族群体也正在催生真正能够为他们代言的他们自己的作家。

　　今天，当我们在阅读一篇篇被称为“打工文学”的由民工作家自己书写的反映民工生活的作品时，我们不禁会感叹这一幕幕与当年的“知青文学”竟是何其相似！一样的城乡差异与文化碰撞，一样的前程未卜的人物命运，一样的离别与伤痛……还有更多的相似，“知青文学”的早期作品，如北岛等人的诗歌、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等，最初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的作品才得以公开发表或出版，并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今天的“打工文学”，虽然不会再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但包括本书作者周述恒在内的很多打工作家，都选择了更加容易传播的互联网在线写作，这也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潜在写作”的方式。

　　到了最近几年，“打工文学”终于形成了一股浪潮，很多文学期刊开始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大量“打工文学”作品，郑小琼、王十月、何真宗、罗德远、徐非等“打工作家”的名字也时常被挂在我们许多文学评论家的口中。

　　与当年的“知青”相比，今天的打工族在文学创作方面似乎处于天然的弱势，因为“知青”都是知识青年，听上去就会觉得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今天的打工族整体文化水平似乎就显得相对比较低。也许是今天的“打工文学”还没有诞生像“知青文学”中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雪城》那样经典化的作品，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今天的“打工文学”都是值得与当年的“知青文学”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对待的。至少在整个1970年代，“知青文学”都处于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潜在写作”状态中，《蹉跎岁月》和《雪城》这样的作品都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版的，与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至少相隔了十几年；而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工潮”至今也不过才十几年，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打工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其与1980年代初大量的“知青文学”放到一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两者在文学性上的差距并不太大，但它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和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却一样重要。

　　铸造里程碑式的作品

　　如果说此前的“打工文学”没有受到评论界与当年的“知青文学”同等的重视，是因为“打工文学”还没有出现什么大作品的话，那么，周述恒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则很可能会成为当代“打工文学”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尽管它也许不一定能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像本书一样全景式地深入描绘打工者生存的艰辛和他们内心的伤痛，还没有一部“打工文学”如此深刻地揭露社会对底层打工族的歧视与不公，虽然周述恒的文笔有时还显得有些生涩，但他对周小凡、周小林、张志伟、英子、方敏等几个人物的塑造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对小说情节的驾驭也是十分自然流畅的，尽管小说中没有运用什么叙事技巧和情节虚构，但小说留给我们的震撼却令我们久久无法释怀，因为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打工生活，而现实有时比虚构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小说所展现的他们的艰辛与苦难，他们的爱与恨、伤与痛、血与泪，比很多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故事更加残酷，足以令一切叙事技巧黯然失色。

　　民工的伤痛与“知青”的伤痛是不一样的。除了当时所谓的“黑五类分子”外，插队的“知青”很少会在农村受到歧视，与农民相比，他们没有太大的生活水平上的落差，“知青”的落差是他们自己由城市到农村的落差，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很快就能够融入到农民兄弟当中去。

　　“知青”的伤痛是当时的国家政策造成的，而不是他们自身生活状态的窘迫造成的。但民工恰恰相反，他们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到城市去打工，他们不是不愿意融入城市，而是很难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使他们的打工生活饱受歧视，他们建造了城市的高楼大厦自己却没有立锥之地，他们在工厂里生产了各种各样的商品自己却无力购买那些商品，他们流尽了汗水和泪水却还要为讨薪四处奔走，他们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常常不够医治自己打工时落下的职业病……“知青”是被时代和命运捉弄了的一代人，但与周述恒笔下的民工相比，也许“知青”还算是十分幸运的。

　　如果说周述恒的《中国式民工》已经竖起了“打工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打工文学”也会出现像叶辛、梁晓声、韩少功这样有分量的作家。如果有一天，人们在讨论“打工文学”时，会觉得无法绕开周述恒的这部《中国式民工》，那将是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

　　(本文为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