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访谈

    邓一光：最值得坚守的是坚守本身
    从《我是太阳》到《我是我的神》
    不久前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向低调的作家邓一光和他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意外地成为了媒体注意的焦点。这不光是因为小说有八十万字，在眼下正闹“纸荒”的出版市场上，很容易让人掂出其“分量”，还因为有评论家“负责任地”断言：这将是2008年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而且相信“之二、之三不会太多。”

    几年前，邓一光就已确诊患上严重的眼疾，用他朋友的话来说是“上帝留给他的光明已经不多了”，真不知道这部八十万字的小说他是如何完成的。采访邓一光时，他的谈话会转到一些宏大的命题上，生命、人类、战争……但他几乎避而不谈自己的病情，他坦言，很感谢大家对自己的关心，但不断地被人提到眼睛，对他而言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我不愿意……”他说到这里，话突然中断了，电话线那端传来的是短暂的死寂……

    生命的自在与自由大概是邓一光常常思考的问题吧，所以他会以“我是我的神”这样的书名来表达自己想主宰命运的欲望，对他而言，“神”并非呼风唤雨的神仙，而是每个人在庸常生活中不甘落寞、奋起挣扎的理想或欲望。当问及他生命中最值得坚守的是什么时，他说，是“善”以及“坚守坚守本身”。

   “一次次死而复生的父亲让我看到生命真的是可以坚持的”
 
   《我是我的神》是从一个经历了战争和世事的沧桑、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乌力图古拉临终前的一刻开始写起的，他的一大群儿子之一、乌力家的叛逆者乌力天扬作为父亲血脉相承的亲人，也是其人世间最对立的仇敌，把老人抱到自己的腿窝里，替他剃光了头发，看着他“满心坚定地走向死亡”，由此，产生了要回到生命通道的入口的强烈愿望……

    这一幕，在这本书写完的一年后，竟然神奇地在邓一光的生活中发生了。

    他说，那天，他出门去取出版社寄来的书稿清样，回家途中，大哥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呼吸和心跳全都停止了。等他匆匆赶到军区总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被抢救过来。这是三个月中父亲第三次停止呼吸和心跳，每一次他都战胜了死亡，活了过来。

   “我没有剃头推子，我连梳子都找不到，我用手指为父亲梳理头发。我俯下身子呼唤父亲。父亲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合上了眼睛。我知道，不管父亲这一次是不是活了回来，他正在离开家人的路上，很快就会启程去另一个世界，我们将从此不复相见。”

    邓一光的父亲是“黄麻起义”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红军时期，他的头部就钻进过一块炮弹片，身上中过三发子弹，那三发子弹穿出了八个眼，其中一发子弹在他两条腿上穿出了四个眼。他是在腹部贯通伤尚未痊愈的时候拽着马尾跟着他的部队开始长征的。”

   “其实我的作品并不是写我自己本身的家族。”邓一光说，他的家人也不看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父亲。“他最希望我当一个工人或农民，他不喜欢文化人。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损人不利己’。”于是，兄弟姐妹中不是工人就是技术员，喜欢舞文弄墨的邓一光成了唯一的一个“异端”。

    青春期的邓一光，曾经与父亲有过疏离，70年代，到川东下乡当知青的他曾抱着一种“与家庭决裂”的想法。当别人问起他的家庭的时候，他告诉别人，自己无父无母，以至于当地淳朴的老百姓称他为“孤儿老邓”。

    知青返城后，他回到了武汉，先是当了工人，后来喜欢写作的他转而做了记者，这使父亲很不高兴，后来知道他写了一个有关三峡移民的小说《家在三峡》后，还曾经做他的思想工作：为什么不到葛洲坝去当一个工人？无奈之下，邓一光只好据实相告：我不喜欢。

    他说，97岁的父亲一直让他感到生疏和生硬。“我觉得我离他很远。有时候我恨他。有时候我会想，我和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父亲和儿子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但就在医院里的那一天，他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不清楚父亲他怎么能够做到一次次地死而复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他的坚持来安慰他的亲人。”他对母亲说，过去他从来没有佩服过父亲，和他一直是对抗的，始终不能理解他，不能接受他的很多做法，“但现在我敬佩他，敬佩他能够一次次地死而复生，活回来安慰母亲，安慰他的亲人们，让我看到生命真的是可以坚持的。”

    在眼疾被确诊之后，他回到家里悄悄地用一块黑布带蒙住眼睛

    任何作家都关注生活，但邓一光似乎更执着于有理想的人生。

    在他的作品中，一个个虚拟的英雄实际上就是他的“神”，他对巴顿将军、恺撒、安东尼奥、屈原和辛弃疾那种不肯向命运妥协的人物有一种天生的崇敬和喜爱。他认为，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我们只看到他们的谋略、勇敢，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内心的柔软和伤感，而这些东西实际上更能表现一个人或整个人类的美好。”

    在邓一光的心里，肯定也有这样的柔软和伤感，比如他的眼疾。

    一位与他相熟的朋友曾经回忆起，几年前，邓一光有一天突然面带忧戚地告诉他，上帝留给他的光明已经不多了。

    邓一光当时告诉朋友，在眼疾被确诊之后，他回到家里悄悄地用一块黑布带蒙住眼睛，在自己熟悉的房间里转悠了几个小时。他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这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唯一一次亲眼目睹他的伤感和虚弱。

    即使是朋友，也不清楚邓一光究竟是怎样从那种近乎绝望的状态里冲杀出来的，后来，邓一光曾经告诉过朋友，他和病魔做过一次谈判。他对病魔说：“既然你事先没有和我打招呼，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和你商量了！”于是，病魔退缩了，几年下来，邓一光写了三部长篇、十几个短篇，还创作了《江山》、《归途如虹》、《城市星空》、《聊聊》等数部电影和电视剧。

    也许正因如此，邓一光会以“我是我的神”这样的书名来命名自己的新作。对他来说，人生最值得坚守的是善，以及坚守坚守本身。他说：“什么让我们做到了，或者什么让我们虽然做不到，仍然活得很有希望呢？是我们对某种东西的追求和向往，也就是永不放弃。”

   “这部书写完后不久，有智障的大姐去了”，“我觉得她是为了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我的神》一书写成后的2007年，对于邓一光来说，生命中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也令他对于人和生命再次有了新的感受。

   “这部书写完后不久，我的大姐去了另一个世界。她是一个智障者，有着和我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邓一光说，小时候，大姐是这个世上最在意他的人，“每次我放学回家，她都会跟进我的房间，和我说几句话，然后安安静静地待在一旁看我写作业。有时候我不想做作业，想看‘坏书’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事，她就去门口替我放哨，要是父母从楼下上来，她会小声告诉我：‘来了。’如果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我从那里走过，她一定会唱《小燕子》，或者《阿尔古丽》。她的嗓子非常好。她很喜欢唱歌。我知道，她唱歌不是唱歌，不是告诉我她有多么美妙的歌喉，而是在向我传递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只有我俩才明白。”

   “我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大姐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她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命，只是为了我，为了能和我说几句话，为我唱歌，她才来到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孤独地生活了55年，并且等我写完这部书。”“可不知为什么，她的离去却让我很难过，非常难过。我担心她离开她的世界太久，已经回不去了。我为这个而埋怨自己。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想念她。”

    有过和打劫长途车的劫匪对峙的时刻，但生活里他也有大量担心的事情。

    在《我是我的神》一书的腰封上，广告词写的是“硬汉作家写硬汉”，但邓一光坦言，生活中的自己也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擅长把握人生与命运，“虽然我也有过拿着水果刀和打劫长途车的劫匪对峙的时刻，但这并不是我的常态。”他说自己也有大量担心的事情：“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孩子和父母。孩子正在成长，我担心他在成长过程中不够坚强，父母年龄已经大了，现在都在医院里，也许就在我们的通话过程中，立刻就会报出病危的消息。”

    他是那种低调的作家，他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以至于当年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国遍地“开花”的时候，从他手中买过了《我是太阳》影视剧改编权的一家影视公司曾起诉《激情燃烧的岁月》抄袭了《我是太阳》，而当时还未走红的邓一光一直没有出来说什么，甚至当法院二审判定《激情燃烧的岁月》构成了对小说的侵权，而不构成对改编的侵权后，他也一直保持沉默。重提旧事，邓一光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当时他正在写作其他作品，不想过多地卷入是非圈子里。

     《我是我的神》完成后，邓一光决定暂时告别写作，因为儿子明年即将高考，他准备在今年用一整年的时间陪孩子。放假时带他到海上，过几天“漂流”的日子。他说，“六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一直潜藏着危机，小说创作也基本中断，而这部书的写作帮助了我，它在我生命的黑色天空中划过一道道闪电，让我坚持下来，坚持到现在。”（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