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卞文超

　　台湾作家朱天心的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对人到中年时婚姻处境的描述，下笔之狠刀刀见血。台湾作家张大春称其为“读过的最恐怖小说”。在上海书展上，记者有缘与这位山东籍的女作家进行了一次有关文学与人生的畅谈。

　　她长了一张娃娃脸，说话语调生动柔缓，手里始终攥着一块叠起的手帕——上海的夏天室内室外温差大，她因此而过敏，鼻塞咳嗽不止。

　　但你一定不要被眼前这个女人柔弱的外表欺骗。她也不见得像看上去那么“随和”。面对上海书展上空泛不知所云的论坛议题，她不愿敷衍了事，更无法应声附和。

　　“我好像是那种山东农民吧，很二愣子。上台讲话时，没有办法用一种表演的方式，没有办法很轻松让大家有笑声就好。我到现在还学不会，也没打算学。”她说。

　　8月19日，上海浦东星河湾酒店，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和记者一席长谈。她至今仍坚持用纸笔写作的习惯，笔下却完成了从醉心青春文学，到重点着墨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转变。无论作品本身，还是对待写作的态度，她雕刻出自己日渐刚硬的线条。

　　台湾和山东

　　像两个平行的世界

　　朱天心是朱西宁和刘慕沙之女。父亲朱西宁是台湾军旅作家，祖籍山东临朐，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翻译家，朱天心和姐姐朱天文是台湾当代文坛惹眼的姐妹花。

　　“在80、90年代的台湾，像我这样身份的人，父辈是被打败跑到台湾，无可奈何中被冠以一个带有政治意味的名词叫作‘外省人’。我们就是‘外省人’的第二代。”朱天心说。

　　在她从小的记忆里，台湾和故乡像两个平行存在的世界。故乡的瓜果滋味和四季风光，经常被父亲朱西宁不经意间提起。

　　台湾冬天再冷也难见到下雪。朱天心清楚记得这样一幕场景：“我四五岁的时候，很冷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们从被窝里挖出来。我们很不情愿被带到房子外面，第一次见到叶片上是白白的。他好小声对我们说：这就是霜。老家的冬天，早晨都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小声，好像怕惊破了这个画面。”朱天心说。

　　另有一段文字，描摹出这个家庭“山东特质”的一面：我们总是餐餐都像除夕团圆饭，一定摆妥了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在我们家住过两三日的阿城就边抽烟斗，边望我们一桌惊叹：“真是山东农民！像要下田干活儿似的顿顿扎实！”

　　胡兰成对自己最大的影响

　　朱西宁是张爱玲迷。爱屋及乌，他把暮年落魄的胡兰成接到朱家隔壁，给朱家三姐妹教书。遇见胡兰成的时候，朱天心不过十七八岁年纪，还在读高三。

　　“看到他第一眼，觉得就是一个老头，浙江口音很重。但你跟他说上三分钟话，印象就会改变，他的言谈举止会让人很快就忘记他的年龄。”朱天心说。

　　谈及胡兰成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朱天心归结为视野上的拓宽。之前台湾年轻人受美国次文化影响，完全追着美国的流行音乐和电影，认为美国就是整个世界。“他很骇异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养成，他让我们好好读中国的东西。我和天文认识他之后，其实是一个补修中国学分的过程。”朱天心说。

　　彼时，朱家姐妹已开始写东西，胡兰成用“士”的要求来期许女学生。朱天心说，这一观念到今天对她的影响仍然很深，自己始终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凌驾于作家之上。

　　我写作时只想一件事

　　“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初夏的荷花。”

　　《初夏荷花时的爱情》开篇，那个中年男子对他想要追求的中年女子说出这个比喻，让年届不惑的女人瞬间释怀。这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张爱玲讲的话，朱天心搬了过来用作书名。

　　翻开书页，内容却不像书名那么美好。人到中年，婚姻生活中的疑惑、寂寞、丑陋，汇聚在时间褶皱里的隐秘痛楚，作者统统撕开来给读者看。平淡日子里的感情体验，竟被她写得惊心动魄。

　　“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凶猛的真实。”张大春如是说，他似乎也被这部作品惊到。距上一本书时隔十年，这部长篇小说是朱天心最新出版的作品。在此之前，她早已把目光从青春文学转向社会公共议题。

　　“当时我正在写一个大题材，题目是‘我在场的台湾’。我今年54岁了，这个题目就等于写台湾的半个世纪。”朱天心为这个题目准备了十几年，但她认定那个尝试是失败的，推倒重来，并没有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感觉是太累了，我忽然觉得：妈的，好多女作家一辈子写爱情，写得好开心。我一下子很委屈，好像做粗活做多了，手都做粗了。我怎么都没有能够好好写一个爱情？”

　　冷不丁听她爆了一句粗口，倒叫人看出这位女作家情不自抑的一面。基于这种不甘心和委屈，朱天心给自己放个暑假，动手写一篇爱情为主的文章。

　　她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去写一对貌美如花的年轻人相恋，而是把主角设定为一对六十岁的男女。这是一场试验，朱天心看这对男女主人公的目光，像看待玻璃箱里的两只小白鼠。在这个用小说探索的过程中，她摒弃了小说家常用的技巧。故事中抽空常见的类型化冲突，过滤掉小三之类的多角人物关系，也不让这对男女面对经济困境、子女成长等任何麻烦，他们甚至并没动过离婚的念头。即便如此，到头来，仍旧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炽热的爱情变成一堆死灰。

　　“为什么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困难，他们的爱情生活最终还是那么的荒凉？”她在书中找到了答案。今天的男人和女人处理感情的方式，跟几千几万年前的始祖没有区别，就像他们走在荒野大地一样的原始和苍凉。触碰到答案时，整个小说也戛然而止。

　　朱天心写作的产量不高，但是在大陆的粉丝已然不少。在上海书展的论坛上，有人提问：如何让创作承载更多现实的意义？朱天心回答：“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只能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尽量不被磨损地拿出来。”专注于自己想表达的，这就是她的创作态度。

　　撰稿之家在咖啡馆办公

　　《初夏荷花时的爱情》中有一本丈夫年轻时写的日记，原型正是唐诺的一本日记。唐诺是朱天心的丈夫，一次搬家时，她在杂物里找到的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掉出一本日记。这成了触发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

　　唐诺本名谢材俊，是一名自由撰稿作家，他们的女儿谢海盟今年26岁，毕业后同样在自己写东西。

　　这个位于台北的自由撰稿之家，通常会这样开始一天：唐诺早上按时起床，不管台风天、大雨天，他雷打不动地叫计程车去咖啡馆写作，朱天心也搭便车同往。在同一间咖啡馆的不同桌子上，夫妇两人从早上直写到下午一两点，女儿也时常参与其中。

　　为什么一定要去咖啡馆写作？答案并不浪漫。真实的原因是，在台北住的老房子里，这一家三口和刘慕沙、朱天文以及猫猫狗狗挤在一起生活，面积狭小竟没有一张书桌，最多只能伏在餐桌上写。全家人齐齐写作时，必须要借咖啡馆的桌子一用。

　　与唐诺的严格自律相比，朱天心形容自己的个性是“散漫透顶”。“女生总喜欢摸摸弄弄，有时候写作遇到瓶颈，我就打开一本小说在那边看。这时候唐诺上厕所路过我们的桌子，女儿就会赶快跟我说：哎大教练来了，大教练来了！我就赶快把书收起来把笔拿上，假装要写的样子，完全是国中学生怕老师的模样。”

　　虽然写过入木三分的小说，但朱天心却说：“我是婚姻爱情的发育迟缓儿。有些事情先发生了，后来才慢慢理解是怎么回事。”

　　她并不避讳谈及两人的感情生活，反倒是主动打开话匣子。时间倒回至两个人初识，从高中一年级起，唐诺开始对朱天心的“早恋”。“但那时我是大逃特逃。因为我觉得世界大得很，我内心又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子。唐诺的追求，让我自以为是男生的权利受到威胁。所以最初的几年，我几乎是对他百般折磨，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今天提起青春期的往事，朱天心有幽默而不加掩饰的坦率。

　　“我们的婚姻也是很不同的。”一开始和父母亲在一起，唐诺管朱天心的父母叫老师，家庭中似乎一直都是女权至上。父亲朱西宁是军中文职，性格细致，小姐妹带回家的绣花手工课，都由父亲在灯下完成。而母亲刘慕沙性情洒脱，喜欢去钓鱼、打网球。“到了我和唐诺情形更是诡异。我只有方便面里放个水波蛋做得好吃，平时都是唐诺做饭给一屋子的女生吃！”

　　活出与别人的不同

　　“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过的还是那种很学生式的生活。”朱天心说。

　　她也看到台湾同样从事写作的朋友，走的是“社会时间”：该养育子女的时候养育子女，该帮子女读好的学校就读好的学校，一步一步走下去，买车、买房……接踵而至，步步紧逼。与此同时，自由也会一步一步地随之剥落，丧失殆尽。

　　朱天心解释，努力地把生活过的像学生的意思，就是这些你都损失得起。“有一天我要三年甚至十年，只写一篇东西，中间都不会有一毛钱的收入，我也敢过。”

　　至于写作的动力，她的答案更加简明：“动力就是：我要跟其他人不一样。如果喜怒哀乐都一样的时候，我没有写作的动力，好像一潭死水。我要跟这个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就在李登辉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划出分野，整个台湾为之振臂喝彩时，朱天心对这种人为隔阂说不。“到底要不要说出真相？说出来讨人厌，或者是给人很大的困惑。我自己的选择终归是，要把它说出来，不仅说出来，还要大声呐喊出来。”朱天心说，自己不怕在人潮中逆行，即使在别人眼中像个“疯婆子”。因为她所能想象最可怕的情形是，当每个人都该说未说时，已经失去了说话的声音和权利。

　　接下来，她想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的意见更有品质、有说服力；再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意见能成为被人欣赏的艺术。这正是支撑她一直写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家里有个“怪怪小孩”

　　台湾作家阿城在为台湾联合文学版《朱天心全集》作序时曾说：“朱西宁先生生前创作甚丰，他有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得知，朱天心和谢材俊的女儿谢海盟，正在为侯孝贤和朱天文的新电影做编剧。在自由写作的道路上，她已写出百万余字的文章。在母亲的口中，谢海盟是个“怪怪小孩”：报纸只看体育版，耳机里听的是于魁智的京剧，或者披头士的歌。写了百余万字却不肯给任何人看，妈妈无意间瞟到一眼，竟然因此遭到女儿两个月的冷战反抗。

　　以下是这位母亲的述说：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也是不工作，就爱写。她写的其实比我们多太多了。

　　我父亲和我女儿都属虎，她12岁那年，我父亲度过了最后的12年。那段时间，我父亲都在写以山东为背景的《华太平家传》，这是一本写清末山东老家的小说，以五岁小男孩华太平记忆构建了清末农村史。那时候我女儿陪在他旁边鬼画。爸爸就爱写作，所以在盟盟的印象里，生活主调就是写作。

　　那本小说我爸爸一开始写了50万字，结果自己不满意，说弃稿就弃稿。

　　后来写到33万字，他觉得OK,稿纸大概就放书架上。有一天拿出来想要继续写，发现稿子竟然被白蚂蚁蛀空到只剩一个表面，全部吃光光。我们的反应是，天呐！无法想象，你写了33万字，而且是满意的，可以继续写的，就这样化为乌有。可是我父亲是有宗教信仰的，我父亲就说：这大概是上帝不满意吧。我虽然觉得很好，可能上帝觉得不好，所以毁掉吧。

　　他后来再写，最后写了55万字。父亲14年前过世，原稿已捐给文学馆，那稿子承载了很美好的一个家庭记忆。在稿子的第一页，我女儿才两三岁，我父亲让她标页码。每次爸爸写，我女儿迫不及待问，公公你写了多少，她又帮不上别的忙，就要抢着标页码。从第一页的1,写得像个棍子一样。到最后页码上的1066,已经写得好漂亮。

　　这就是她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可能让她觉得，人写东西，就是该这样写。也许动不动50万字就放弃，动不动33万字就被虫咬掉。所以她写100万字的东西，都不急着给任何人看，甚至写的过程里都不急着谈出版发表。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作用。

　　谢海盟显然是同龄人中的另类。朱天心谈到台湾青春作家群体时，她不无忧虑，流露出一种疑惑：“我很难去评判他们，因为我们是完全两套养成系统。他们的养成系统是线上游戏，是漫画，是好莱坞电影，跟你的养成系统完全不同。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不衔接文学传统了。不衔接文学传统好像花摘下来，插这边，没有根了，就没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