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电话，有如晴天霹雳：国凯病逝了！

    我赶到他家，望着他灰白的遗容，不由得泪如雨下，国凯，国凯，你怎么啦？你才76，还不老，怎么早早就走了？而且走得如此匆忙，叫人痛煞衷肠！

    30多年前，文坛风起云涌的七、八十年代，我们正年青，广东文学老前辈欧阳山向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诉苦，说广东文坛青黄不接，一开会尽是白花花清一色老人家，想调年青人来搞个文学院，但就是没编制，重视文化建设的习仲勋找当时管干部、管文化的省委书记李坚真、吴南生同志商量，一口气给欧阳山35个编制，于是我们这班人一齐集合在欧阳山举办广东文学院的大旗下，那时国凯已经是名满广东的青年作家了，我才是个在文坛中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国凯俨然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老师，文坛前辈们对他也特别厚爱和信任，欧阳老、萧殷、秦牧、残云，诸多名师对他多有指点和提携，国凯先人一步踏足了中国文学的“黄埔”“中国文讲所五期”（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与杨干华、孔捷生一道，与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贾大山、叶辛等大家同为同学，令我等何等羡慕！

    国凯在青年文友中是丝毫没有架子的，在大排挡宵夜，谁都可以竖起一只脚海聊胡吹，喝啤酒，讲粗口，就像和工厂里的工友、村里的农友一样，那种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何等豪气、畅快！说起我们的文学院，人人都有种自豪感、使命感，开玩笑说我们九教三流，什么人才都有，说我们的人不但可以当官（有江萍、吴之、朱崇山、谭学良等适合从政的），可以开算命看风水的风水馆（有熟读易经、号称半仙的孔捷生），也能够开医馆（有当医生的陈定一和颇懂医术的王杏元），可开棋馆（有熟读棋谱、的林经嘉），甚至可以开“功夫馆”（有使枪弄棒习熟拳脚的戴胜德），但我们人人都唯国凯的马首是瞻，国凯以文学上的成就和名气，对人有一种兄长的关切和善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后来，上面任命国凯当文学院的院长，大家更是心服口服，由衷拥护的。以至一年多后，上面却走错了一步棋，以照顾国凯身体和创作为由（他身体是不大好），“劝”其辞去院长之职，引发全院作家闹出一场大风波，人人都坚决不同意国凯辞职，当时血气方刚的我是首先拍案而起的发言者，后来的作家们更是说得面红耳赤，会议开到凌晨两点，最终惊动了省委书记谢非，国凯才得以留任。

    谢非书记一直在关心着国凯。有一时间，深圳因人才缺乏，诚邀国凯到《特区文学》出任主编，谢非书记有次出差深圳，专门找国凯谈心，他认为深圳正在历史巨变的前沿，国凯作为作家应该沉下身心去基层体验这一天翻地覆的大时代，而并非用宝贵的岁月去编刊物，国凯听从了谢非书记的教诲，搬到蛇口开发区当了一名袁庚的手下，几年后，他用从生活积累的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出色地完成了谢非书记交待的任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凯当了文坛的官――省作家协会主席，当时商品经济大潮方兴未艾，国凯当这个“作家里最大的官”，实际不啻于一个最大的“丐帮帮主”，风言风语传来，说国家很快要取消专业作家体制，对作家协会实行“断奶”、由自己发展经济去“揾食”，国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几招齐下，先是找刚上任的广州市长黎子流要地盖办公楼、盖宿舍，又开办了一个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任命我当总干事，事情开始顺利得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在谢非书记支持下，省委拨来了一百万的基金做“谷种”，霍英东先生、马万祺先生等著名的大老板都亲自担任荣誉会长，并亲允出席开幕酒会捧场，霍英东先生还亲口答应我：先行捐赠500万港元，准备兴建英东文学大楼，黎子流也设法解决了十几亩建筑用地的问题，高兴得国凯手舞足蹈，另外，与新华社、珠江实业合建的大屏幕广告公司也顺利建立，在广州火车站建立起一块当时亚洲最大的屏幕广告牌，由黎子流市长亲自宣布开播新闻和广告。

    然而，经济大潮给弄潮儿刺激，也会让人呛水。大好形势下总有一些波折令人扼腕兴叹，我视国凯为良师益友，有话当面说，有时话说得不好听；但也有人视他为耳朵根子软的主，不断挑拨离间，慢慢地我与国凯产生了经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分歧，有次我们两人争执起来，我是个“硬颈佬”，仗着他是老友，丝毫不给情面，他说：在省作协，你吕雷是唯一个敢在我面前拍桌子的人。后来，省作协宣布我“辞去”新华大屏幕广告公司董事长职务，我即离开省作协的工作，按国凯的指令专事写作和深入生活，十几年的生活积累写出了《大江沉重》和《国运――南方记事》两部有点份量的作品，尽管对国凯产生了一些意见，有了些疏离感，但我心目中，他依然亦师亦友，仍然非常尊重的。

    多年以后，一切都归于云淡风轻，一切都过去了。有一天，他把我请到家里，深情地、恳切地与我谈心，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当初我错怪了你，现在看来，你是对的。我说，我也不全对，有时我也会很偏激。

    国凯啊，你是好人！好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