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燕玲曾担任过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几届评委，比较早接触到深圳的非虚构文本。在她看来，深圳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最早的文学成果，也较早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文学经验。“深圳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深圳维度的中国经验。而且，深圳非虚构写作深入时代大变革中人的精神和物质生存，从具象化的日常生活图景出发，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并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微观化表达的叙事策略。”

张燕玲认为，深圳非虚构如此丰富的文本，或田野考察记录，或亲历者叙述，或访谈方式，或口述历史等，挖掘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时代，以及民间的记忆与细节。其绵实生动的文本叙述，不失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深圳N种生活。深圳作家以各自的眼睛还原活的现实，以各自的叙述还原心灵的本真，努力把更多更生动更真实的深圳生活、中国问题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深圳维度的中国经验，这是深圳非虚构文本的一个贡献。

非虚构写作通常被称为“深度现实主义”。张燕玲指出，纪实视角观照的新维度，更多是关注写作对象的社会性。而非虚构写作的丰富性、有效性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非虚构性，也影响到其文学性的深层品质。“深圳作家以自己几十年置身社会变革前沿的亲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实完整地再现和践行这种非虚构性，来呈现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但文学毕竟是人学，非虚构写作也必须回到人的世界，回到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我想这也是深圳非虚构写作未来要强化的，真实性必须与文学性相生相应。在这个意义上，深圳非虚构写作正是以其丰富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深圳维度。”

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执行主任葛红兵则以王国猛学术小品集《清风明月我》为例，分析深圳的非虚构写作转向。葛红兵认为，非虚构是一种利用文学性手法、描述叙述真实社会生活的写作方式，它是文化市场化发展、社会创意化发展、文学社会化发展的产物。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如南翔的手艺人系列、王国华的城愁系列、王国猛的学术小品系列、南兆旭的自然写作系列、许石林的礼俗书写系列，还有廖虹雷、萧相风、李兰妮、杨黎光等作家的创作，成绩斐然，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深圳现象，尤其是近十年的深圳非虚构写作，在前期“打工文学”写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转向，跟之前的非虚构书写，在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精神禀赋上一脉相承，但也有了更大的进展，呈现出鲜明的新时代特色。

其中，王国猛既是一个创意城市的研究者，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造诣和精神禀赋的作家。葛红兵认为，王国猛的学术小品集《明月清风我》是他在深圳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书写，也是他从中华大文学、大文化历史中寻求立足于深圳这个城市，对生活、思想、文化进行再定位、再塑造的尝试，其学术性、文学性交融，有思想随笔的硬派，又理性、感性交融；有灵性散文的灵活，同时又有个人性、公共性交融的非虚构情怀，这种情怀呈现出传统“士人”鲜明品格，但有从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呈现着现代城市观察者、思考者形象。

“王国猛的学术小品，多数取材于文学典故、思想公案，但是，他不仅仅是从读者角度对这些历史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还从作者角度进行‘创意阅读’，他的多数创作可以说是一种创意阅读的范本。这种创意阅读，其首要特征是把历史阅读和现实生活结合，他的小品的命意，都是来自现实，是有感而发，但是，又源于文脉历史。向历史寻求深度，从现实寻求鲜度，他让个人阅读经验和时代生活经验结合，个人生活感受，经过历史文化的创意阅读转化，变成了‘深圳’这个大城市深度反思。”葛红兵表示，《明月清风我》诞生在新世纪最近十年，诞生在深圳，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是深圳精神的文化息壤意识、文化塑根意识、文化互鉴意识的产物，也是它的一个有意味的代表。

在深圳作家南翔看来，“深圳十大佳著”评选活动有三个特点：一是参评者身份驳杂，二是主题多样，三是精品不少。他以自己的写作经历为例，分享了对非虚构写作的看法。“每个人找一个角度掘进，诸条小溪、小河汇聚在一块，就蔚为大观，可以呈现整个深圳非虚构的样貌。因为深圳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这样一个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着它的题材一定是丰富多彩的，而且还有很多条路径没有人走过，希望有更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家走过来。”南翔说。

“深圳非虚构的写作，是在中国大的非虚构写作的语境中成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表示，中国的变化、文学的变化以及写作者的变化，这三种力量共同影响了非虚构写作这一类型的兴起，以及大众对它的回应。深圳的这些作者也在其中，甚至开创了很重要的深圳样板。因为这三方面的变化，深圳都感同身受。不论是经验的变化、文学的变化还是写作者的驳杂，深圳都可以称之为样本。“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出非虚构写作的很多不足，比如对材料的加工比较随意，比如非虚构写作和传统报告文学的文体区分有时较模糊等，但它对新经验的实录、对现实的介入精神，以及写作主体的崛起，都证明了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一个成功的写作类型。”谢有顺说。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汤奇云表示，“深圳十大佳著”对“非虚构文学”的评选，今年正好是十年，取得如此丰硕而独特的成果，这与深圳早期的打工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是有紧密联系的。在梳理了非虚构文学的理念源头后，汤奇云指出，深圳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虽然呈现出多元形态，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圳作家在写作中渗透了一种全新的市民意识，或者称为公民意识。他们在写作中，往往参与到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议论或公共理性的建构，从而使他们的文本呈现出鲜明的现代都市文化建构的特点，而不再是单纯的“干预现实生活”。譬如《茅洲河》，就有很强烈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此处葬曹操》《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等非虚构作品，也有很强的学术理性。

“这就使得深圳的非虚构文学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汤奇云介绍，一是题材的当下性，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边缘群体，乃至过去人们所忽视的生态种群现状的书写，且特别强调作家的在场体验与专业见解；二是不再追求所谓知识上的真理性，而是追求事实上的真实性。这是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三是在文体形式上，有着摆脱现实主义文学的“史诗”情结的倾向。深圳作家不再去建构一段宏大的历史，而是着力呈现自己的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这可能是目前深圳的非虚构写作最突出的特点。此外，汤奇云也强调，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在场性情感体验及其生命诉求，永远是非虚构文学的美学基础。由现代都市理性所引发的物化生存，不仅应该成为文学的批判对象，由此而召唤出的人文诉求，也依旧是非虚构文学需要重点表达的主题。